夫中国画之脉，肇自钟鼎，焕于简帛，盛于丹青，千祀以还，形神之辩，写意写实之融，未尝稍歇也。昔顾长康倡“以形写神”，谢赫立“骨法用笔”，此皆为画道之宗。及至近代，西学东渐，画坛求变，中西合璧之风起，徐悲鸿氏融素描于水墨，开意笔写实之先河，然未尽其美。当代画坛，王阔海先生出，承汉魂，融西法，创新汉画之体，造雄狮之图，以意笔写实之法，臻笔墨之妙，彰书写之性，显绘画之本，铸人文之魂，为当代中国画立一新峰，其艺其道，可论而详之。

先生籍齐鲁，沐孔孟之风，浸汉画之韵，少耽绘事，长历军旅，治艺六十余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为新汉画艺术之创始人，其于动物画一道，尤精雄狮之作。盖雄狮者，百兽之尊，威加四海，势镇八荒，华夏民族视之为雄强之象征，精神之图腾。先生以雄狮为象，发于意，形于笔，凝于墨，以意笔写实之法，写雄狮之形，传雄狮之神，融民族之魂，其作非徒摹物之形，乃寄心之志，非仅施笔之巧，乃彰道之奥。所谓意笔写实，非意笔与写实之简单叠加，乃以意驭笔，以笔塑形，以形传神，意存于笔，笔融于形，形显于意，虚实相生，刚柔相济，弃工笔之繁缛，脱写意之空疏，融西法之素描结构于中画之笔墨韵致，化洋为中，浑然天成，此先生雄狮图之意笔写实之核也。

先生之雄狮图，立意笔写实之基者，乃其自创之“中国画素描”理论也。昔者悲鸿先生融西画素描于水墨，虽开新风，然有分块分面之痕，与中画笔墨之流动性稍隔。先生洞察其弊，思补其阙，提出“以线为主、明确结构、线面结合、塑造形体”之法则，以中画之线为骨，以西画之结构为肉，舍西方光影之刻板，取其形体之精准，融于水墨之韵，成意笔写实之体。其画雄狮，先以目观其形，以心会其神，度其筋骨之理，察其肌肉之张，辨其鬃毛之势，而后以笔为刀，以墨为石，勾其轮廓，塑其形体，雄狮之头、身、爪、尾，皆结构精准，体势沉雄，无丝毫之乖谬，无纤毫之失真，此写实之妙也。然先生之写实，非自然主义之摹写，乃经心之提炼，意之取舍，雄狮之威，非徒形之猛，乃神之肃；雄狮之壮，非徒体之巨，乃气之盛。笔未到而意已至，墨未浓而神已显，此意笔之韵也。故先生之雄狮，形神兼备，气韵贯通，写实而不泥于形，意笔而不失于质，此乃意笔写实之至境也。

先生之雄狮图，彰笔墨之书写性者，乃其以书入画，融六体之法于画道也。盖中画之要，在于笔墨，笔墨之魂，在于书写。昔赵松雪云“书画同源”，石涛氏言“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舍笔墨其何以形之哉？”笔墨之书写，非徒运笔之迹，乃心手相应，意气所至，笔走龙蛇，墨融阴阳，有锥画沙之劲，屋漏痕之拙，入木三分之力。先生精研书法，篆、隶、楷、行、草、甲骨，六体皆能，尤擅行草与章草，其书法之功，融于绘画之笔，每一笔皆为“写”，非为“描”，此先生笔墨之根本也。

其画雄狮之骨，以篆隶之笔勾之，中锋行笔，笔力沉厚，线条圆润浑朴，如钟鼎之文，如汉碑之刻，雄狮之脊、之腿、之爪，线条刚劲如铁，坚如磐石，塑其雄健之体，彰其沉雄之势。其画雄狮之鬃，以行草之笔挥之，侧锋兼用，笔势灵动，线条飘逸奔放，如飞泉之泻，如烈火之燃，雄狮之鬃，或披散，或卷曲，或迎风而扬，或伏地而凝，笔断意连，气脉贯通，有飞白之妙，有浓淡之变，写其灵动之姿，显其威猛之神。其画雄狮之目，以焦墨点之，笔力精到，一点如炬，精光四射，洞察秋毫，雄狮之神，尽凝于目，此乃书写之妙，笔精墨妙之致也。

先生复创“汉风皴”之法，以笔代刀，融汉画石刻之质感于水墨之皴擦，其画雄狮之皮毛，以汉风皴施之，用笔果断，如刻刀凿石，方向万端，力度千变，皴擦之间，皮毛之粗糙、之厚实、之立体感毕现，复以积墨、破墨、泼墨诸法辅之，先淡墨铺底，再浓墨皴擦，层层叠加，墨色浓淡干湿焦，五色兼备，十彩纷呈，雄狮之皮毛，或深或浅，或明或暗，有凹凸之形，有虚实之韵，此非徒笔墨之巧，乃书写之性与皴擦之法相融，成笔墨之新境也。先生更用“三冲合一可控渗墨法”，水、墨、色相冲，自然渗化，看似无意，实则有心，雄狮之皮毛纹理，浑然天成，无雕琢之痕，此皆书写之性引之，笔墨之韵生之也。故先生之雄狮图，每一笔皆有书法之韵，每一点皆有书写之神，笔墨因书写而活，雄狮因笔墨而灵，书写性为笔墨之魂，笔墨为书写性之体，二者相融，成先生雄狮图之独特笔墨语言。

先生之雄狮图，以笔墨之书写性，突显绘画之绘画性，此乃先生画道之精义也。夫绘画之性，在于以形写神，以笔传情，以墨造境，舍此，则画失其本，沦为摹物之器，炫技之具。近代以来，画坛或有重素描而轻笔墨，重形体而轻书写者，其作虽形准而韵失，体实而神枯，绘画之性泯矣；或有重写意而轻结构，重笔墨而轻形体者，其作虽韵足而形疏，神浮而体虚，绘画之性亦失矣。先生深察其弊，以书写性为桥，融笔墨与形体，合意笔与写实，使绘画之性复彰。

书写之性，使笔墨不徒为塑形之具，而为传情、造境、彰神之器。先生画雄狮，其笔之提按顿挫，墨之浓淡干湿，皆随情而动，随神而变。写雄狮昂首啸天，笔势上扬，墨色奔放，气冲斗牛；写雄狮伏地蓄势，笔势下沉，墨色沉厚，静若山岳；写雄狮缓步前行，笔势舒缓，墨色平和，意态悠然。笔墨之书写，传雄狮之情，彰雄狮之神，造画面之境，此乃绘画之抒情性也。书写之性，使线条与墨色成为绘画之本体语言，而非西画之辅助手段。先生之雄狮图，线为骨，墨为肉，线面结合，计白当黑，其线或粗或细，或疏或密，或曲或直，墨或浓或淡，或聚或散，或实或虚，线条与墨色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构成画面之形式美，雄狮之形，融于线墨之中，画面之境，生于线墨之外，此乃绘画之形式性也。

书写之性，使意笔写实之法，不悖于中画之传统，而彰显中画之本质。先生之雄狮图，虽融西法之结构，然通体皆为中画之笔墨，无西画之痕迹，看似有油画之体积感、塑造感，实则皆由笔墨之书写而成，线墨所至，形神兼备，气韵贯通，此乃绘画之民族性也。故先生以笔墨之书写性，破意笔与写实之隔，融中西之法，使绘画之抒情、形式、民族之性毕现，绘画之本，由此而彰，此乃先生雄狮图之卓绝者也。

先生之雄狮图，以意笔写实之法，彰笔墨之书写性，显绘画之绘画性，终成就绘画之大人文精神，此乃先生画道之归旨也。夫画之至境，非徒技艺之精，乃人文之厚；非徒形神之妙，乃精神之高。所谓大人文精神，非一己之情怀，乃民族之精神；非一时之感慨，乃千古之文脉；非一物之描摹，乃天地之大道，融古今之思，合天人之际，彰民族之魂，显时代之韵。

先生之雄狮图，以雄狮为象，寄民族之雄强精神。汉画者，大汉之魂也，其气博大雄浑，其势雄强奔放，先生以新汉画为体，融汉画之魂于雄狮之图，其雄狮之形，取汉画之夸张变形，头部硕壮，鬃毛如焰，如汉画之狮跃然纸上，其势如千钧之鼎，其威如万里之雷，彰大汉之雄风，显华夏之气象。近代以降，华夏历经风雨，而今民族复兴，时代呼唤雄强之精神，先生以雄狮为图，写其威，传其神，乃寄民族复兴之愿，彰文化自信之态，此乃时代之人文也。

先生之雄狮图，以笔墨为媒，续古今之文脉。中画之脉，肇自三代，盛于汉唐，延于宋元，传于明清，先生承顾、谢之法，融徐、八之意，取悲鸿之变，创自己之体，以书写之性，续笔墨之脉，以意笔写实，开当代之境，使中画之传统，非徒守成，而能创新，非徒复古，而能化新，古今相融，文脉相续，此乃历史之人文也。先生之画，诗、书、画、印四者并举，其题跋，皆自作诗文，合辙押韵，文思隽永，其书法，遒勃老辣，淡泊含蓄，其印章，朱红映墨，相得益彰，诗以言志，书以传神，画以塑形，印以定局，四者相融，成文人画之高境，彰文人之修养，此乃文人之人文也。

先生之雄狮图，以生命为怀，彰天地之大道。先生画狮，非徒写其威，乃敬其生，其笔下之雄狮，虽威而不暴，虽猛而不戾，有生命之灵动，有自然之和谐，或与山林相融，或与天地共生，彰显对生命之敬畏，对自然之热爱。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画道之要，乃融天人之际，合万物之性，先生之画，以心接物，以笔传情，以墨造境，使物我相融，天人合一，此乃天地之人文也。

民族之精神，古今之文脉，天地之大道，合而为一，乃先生雄狮图之大人文精神也。此精神，非藏于笔墨之末，乃显于意境之高；非寄于形体之表，乃融于魂魄之深。先生以意笔写实之法，使笔墨有魂，绘画有本，人文有根，其作非徒为画，乃为民族立心，为文脉立魂，为时代立象。

观先生之雄狮图，见其形，赏其笔，品其墨，悟其神，知其意，感其魂。其笔，书写之笔也，有书法之韵；其墨，写意之墨也，有阴阳之变；其形，写实之形也，有结构之精；其神，雄强之神也，有民族之魂；其境，人文之境也，有天地之大道。先生以一人之艺，开一代之风，以意笔写实之法，解中西合璧之题，以笔墨之书写性，显绘画之绘画性，以绘画之本体，铸大人文之精神，其于当代画坛，功在创新，利在传承，其艺可师，其道可法。

夫画道之发展，在于守正创新，在于融古化今，在于中西合璧。王阔海先生之雄狮图，乃守正创新之典范，融古化今之杰作，中西合璧之至境。其以意笔写实，彰笔墨之妙；以书写之性，显绘画之本；以绘画之体，铸人文之魂。愿画坛后辈，能承先生之艺，悟先生之道，探画道之奥，彰人文之魂，使中画之脉，绵延不绝，发扬光大，此乃先生之愿，亦画道之幸也。

——是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