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画室中央，阳光斜斜地洒进来，照在墙上那幅未完成的海景上。白色连帽衫被风轻轻掀起一角，就像童年泉州海边那些随风鼓动的渔网。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红砖古厝前听潮的日子。可眼前这幅画里，却是维港的灯火在浪尖上跳舞——我的人生，就这样在两座城、两种光之间来回摇曳。

1961年，我在泉州出生，那是一座被海风浸透的老城。小时候，总爱坐在巷口看夕阳把古厝的屋脊染成金红，那时还不懂什么叫光影，只觉得那颜色像极了母亲煮的红糖水，暖得让人心安。1978年，我随家人移居香港，这座城市的霓虹第一次让我明白，原来夜晚也可以如此明亮。三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拿起画笔，从此便再没放下。从泉州的渔火到维港的灯海，从红砖墙到玻璃幕墙，我的画布成了记忆的渡船，载着我一次次穿越时光与海浪。

有人问我，你的画到底是东方还是西方？我想，它们既不属于泉州也不属于香港，而是属于我心中那一片流动的海。我画故乡的老屋，不用工笔描线，却用油彩堆出岁月的斑驳；我画香港的街巷，不追求机械的写实，而是让晨光斜照进晾衣绳间的缝隙，照见生活的温度。这种风格，或许可以叫“有感情的写实”——风景只是外壳，真正想画的，是藏在光影里的乡愁与归属。

《闽南故里·忆》那幅画，是我闭着眼都能勾勒出来的场景。不是因为画过多少遍，而是因为梦过太多次。斑驳的砖墙、层叠的瓦片、远处若隐若现的山影，每一笔都像在抚摸童年的记忆。但你若细看，会发现天空用了近乎印象派的大色块，那是香港教会我的语言——用光说话。这幅画里，没有人物，可处处都是人：那晾在墙头的衣角，那半开的木窗，都在低语着谁家的日常。

而《维港交响曲》则是另一番情绪。夜幕降临，整座城市像被点燃了一般，灯火倒映在水面，随波荡漾，像无数颗跳动的心。我用深蓝打底，再一点点点上金黄与银白，就像当年初到香港时，站在天桥上望着车流发呆的那个少年。邮轮划过的光带，不只是轨迹，更像是时间的划痕——在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在留下自己的光。

还有一幅雪山下的田野，金红的夕阳铺满大地，田埂如琴键般整齐排列。那不是我亲眼所见的景，却是我内心最向往的画面：壮丽而不失宁静，炽热中藏着希望。它让我想起父亲曾说的一句话：“再高的山，也挡不住日出。”也许正因如此，我在画中刻意让云彩染上五彩，仿佛大自然也在为新的一天欢呼。

至于《海韵·不息》，那是我面对大海时最真实的情绪。浪花扑来，带着咸湿的气息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我用厚涂的颜料一层层堆叠，像在对抗某种无形的压力。这幅画完成后，有朋友说它像一首交响乐，我说不对，它更像一次呐喊——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由的渴望。海永远在动，就像我们永远在寻找归途。

城市街景也是我常画的主题。一架飞机划过高楼林立的天空，麦当劳的招牌亮着，出租车穿梭如蚁。这不是某个具体的角落，而是我对都市节奏的感知——快、杂、却又充满生机。我喜欢捕捉那些微小的瞬间：一个低头看手机的行人，一串随风晃动的灯笼，或是电车轨道上闪过的光。这些细节，才是城市真正的呼吸。

另一条街更热闹，电车叮叮作响，广告牌五光十色，中文招牌高高挂起。这里没有刻意的东方符号，却处处透着熟悉的气息。我常想，香港最迷人的地方，正是这种混搭的美——茶餐厅旁边是米其林餐厅，唐楼顶上长着野花。我的画笔，只想留住这份真实而鲜活的日常。

海滨那座老建筑前，双层巴士缓缓驶过，喷泉在阳光下跳跃。钟楼的影子斜斜地落在草坪上，像时间的指针。这画面让我想起自己——既是传统的守护者，也是现代的参与者。艺术于我，不是逃离现实的幻梦，而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每一笔颜色，都在诉说：我们从哪里来，又正走向何方。

有时我也画山。高耸入云的峰峦藏在云雾里，绿意层层叠叠，岩石裸露处刻着风雨的年轮。那样的山，不需要人去证明它的存在。它就在那里，静默、坚定、包容一切。画它的时候，我的心会变得很轻，仿佛也飘进了那片雾中，暂时忘了身份、忘了地域，只剩下纯粹的凝视。

偶尔，我会画一对熊猫母子依偎在竹林里。它们不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像一幅关于陪伴的寓言。这幅画与我的经历无关，却让我感到安心。或许是因为，在这个不断迁徙的世界里，我们都渴望那样一份无需言语的温暖。

回望这一路，从泉州到香港，从少年到国家一级美术师，身份变了，城市变了，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比如对光的敏感，对色彩的执着，对“家”这个字的反复追问。我的画，从来不只是风景，而是两段人生交织出的情感图谱。它们记录的，是一个游子如何把乡愁酿成光，又把光变成诗。

画展那天，我在文化中心前站了很久。阳光照在“香港印记 再创辉煌”的海报上，也照在人们手中的花束与相框上。有人笑着拥抱，有人轻声交谈，还有孩子踮脚指着画里的电车。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些年来在画布上走过的每一步，都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一座城如何照亮另一座城，一段记忆如何温暖另一段人生。

而我，不过是那个始终站在光影之间，试图用颜色说出心底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