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颁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自此，张晋藩先生“不偷懒、不自满”的座右铭（以下简称“六字箴言”）广为教育界和社会大众熟悉。本文从历史维度、理论创新和实践范式三个方面，研究了张晋藩先生“不偷懒、不自满”六字箴言的深刻内涵。文章指出，张晋藩先生的“六字箴言”是对我党“两个务必”优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通过将其植根于教育场域并开展卓有成效的实践，实现了红色精神谱系在新时代的教育学表达与代际传承。本文以张晋藩先生的教学科研活动为具体案例，剖析了这一转化与实践的机制与成效。

一、历史维度：精神谱系的迭代演进

（一）“两个务必”的提出与发展

76年前，毛泽东主席基于对我国历朝历代兴衰的深入思考，预见到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宣告，特别要求全党坚持“两个务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中明确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两个务必”。

“两个务必”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典型的辩证法特征：否定性警示（“不骄不躁”）与肯定性倡导（“艰苦奋斗”）的二元统一；时间维度（“继续”保持）与空间维度（“作风”建设）的立体建构；这种表述方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修辞力量源于毛主席对历史周期率的深刻洞察。

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冒着严寒专程赴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中央领导重温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两个务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务必”，到2002年胡锦涛总书记重温“两个务必”，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弘扬和发展“两个务必”，是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七十六年过去，“两个务必”穿越时空，愈加闪亮，具有永恒的精神。可以说，“两个务必”是党的建设的政治纲领，是我们党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的法宝。

（二）“六字箴言”的教育学转化

张晋藩先生概括他一生取得事业成功的奥秘是“不偷懒、不自满”（六字箴言）。可以说，六字箴言是“两个务必”的教育学表达。张晋藩先生的创造性在于将政治话语转化为教育语言。认知上，用“不偷懒－艰苦奋斗”“不自满-谦虚谨慎”的日常语言对应“两个务必”政治表述。行为上，建立可操作的“不敷衍备课、不重复讲义、不垄断课题”（“三不”）准则。其中，不敷衍备课指向的是不偷懒，不重复讲义、不垄断课题指向的则是不自满。张先生指导青年教师时强调：“不偷懒不是不休息，而是不让思维惰性支配工作时间；不自满不是不自信，而是不让既有成果阻碍新的探索”。这种转化使抽象原则获得教育学意义上的可测量性。

二、理论创新：六字箴言的哲学架构

（一）行动层面的“不偷懒”

1.养成“732工作法”

张晋藩教授的“不偷懒”首先体现在对时间的运用上。他的生活作息非常有规律，在长期的工作中养成了“732工作法”，即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吃过早饭后就到书房做一些案头的工作。尽管不如年轻时精力旺盛，但仍然保持每天上午3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左右的工作。

张先生的“732工作法”（每日7点起床、上午3小时工作、下午2小时工作）重构了学术劳动的价值计量，值得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学习发扬。

2.使命感指引，十九载不偷懒，编成《中国法制通史》

1980年，为扭转我国学术界中国法制史研究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局面，张晋藩先生倡议集全国之力编写多卷本《中国法制史》，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牢地锚定在中国。当年他的陈词至今依旧振聋发聩：“编写多卷本是法制史学者的历史使命，如果让我们的后代到国外去学习中国法制史，岂不是我们的罪过！”他撰写建议报告，并列出十个专题，希望以此作为编写此书的基础框架。随后召开了《中国法制通史》首次编写工作会议。

1998年11月，这部耗时近19年、长达五百余万字的《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终告完成、出版面世，张晋藩先生最初的设想也终于成为现实。1998年12月21日，《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海南厅举行，与会的中外学者盛赞此书是“世纪之作”，更是一套“争气之书”。

《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编撰工作前后历时十九载，极其不易。“如编写力量的组织、经费的筹措与分配、出版的奔走与要求等，都充满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稍微动摇，这部书就成为泡影了。驱使我为此书坚持不懈奔走呼号的，恰是根植于心的历史使命感。发展中国法制史学是我们肩上的共同责任。我个人无论治学、做事皆秉持此道，始终葆有审慎的使命意识与锲而不舍的韧性品格。”张晋藩这样总结。

（二）认识论层面的“不自满”

1.拓宽学科研究领域，填补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空白

1954年8月6日，张晋藩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第一篇理论文章《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虽为开山之作，这篇文章却展现出超预期的成熟度，见报后无一字改动。”今日回忆起来，张晋藩依然十分感慨。

张先生七十年来在法制史领域深耕细作，不仅在民法史、刑法史、行政法史、监察法史等主流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极大成就，在“不自满”的精神指引下，他更开拓了少数民族法制史等空白地带。这些领域的研究资料极难收集，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张晋藩仍坚定选择啃下这块“硬骨头”。“就像居里夫人，她不断地溶解、提纯，最后才发现了镭。在我看来，学术就需要这样的韧性。”张晋藩如是说。

2.开创中国古代教育法律史研究

2025年3月7日下午，张晋藩先生以95岁高龄，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为中国政法大学2024级300余名博士研究生讲授题为“中国古代教育法制的历史沿革概论”的法学前沿课，带领研究生持续开展法律史相关的开创性工作。

张晋藩先生指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教育密不可分，编中国法制史，也要编教育法制史。”在当天持续70多分钟的课程中，张晋藩先生立足教育法制发展，将教育和法治有机联结，从历史中寻根溯源，系统梳理中国教育法律制度和中国学校的演变脉络。从先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雏形，到隋唐教育法制的成熟，从宋元教育法制的变革创新到明清教育法制的最后定型，从清末教育法制的近代转型到革命根据地教育法制的红色基因，一幅以翔实史料为经纬支撑的中国古代教育法制图景徐徐展开。“中国教育制度是以一种不间断的、螺旋上升的趋势发展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源远流长、沿革清晰，由单纯的教育活动朝着制度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对兴学育才、立德树人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张晋藩先生总结道。

他的新愿望是与法律史学界同仁们一道，编一套中国古代教育法律史。“今天，我们后辈人才充足，一代代学生茁壮成长，这套书编起来难度不大。”张晋藩先生坚信。

3.提出创新学术观点

通过对史料的穷尽式考据与系统性整合，张晋藩开创性确立其在中国法制史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以确凿史料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特点，证伪了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片面观点。

1983年8月，在第一届法律史学会年会上，张晋藩作为参会代表发表重要观点：“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民法典不代表没有独立的民法。此前西方学者广泛认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提法，应改为‘民刑有分，诸法并存’，二者不应混同。”1985年，张晋藩在《政法论坛》发表《论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中国古代民事立法的主要发展阶段和时代特征。1988年，他又发表《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继续阐发与完善这一观点。至1999年《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一书出版时，“‘诸法并存，民刑有分’，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三、实践范式：教育场域中的精神具现

（一）课程建设中的动态机制

张晋藩先生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和课程建设。在他的带领下，研究所每月开展课程建设讨论会，每学期重组知识模块，每学年更新制度史或思想史的案例（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在课程教材建设上，张先生尝试开展了“活页教材”模式：即将固定章节改为可替换单元，确保教学内容持续更新。《中国法律史》研究生课程成为内容系统，案例丰富，常学常新，深受欢迎的课程。

他坚持古为今用。他指出，我们要在传承中发展创新，要善于汲取古人智慧并创造性阐述，创新性发展。司法部原部长、党组书记邹瑜同志1986年8月在和部领导班子听完张晋藩先生《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课后，评价“讲法制史像晋藩同志这么讲的话，那就太受欢迎了”。1986年8月28日，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干部举办了法律知识讲第二讲，由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张晋藩讲《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主要负责同志150多人出席听课。讲座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在课程师资队伍建设上，他坚持老中青相结合，自己带头做好传帮带作用。直至如今，95岁高龄依然坚持上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的师资队伍因此成为一支规模适中、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张晋藩先生重视交叉学科课程建设。1985年，张晋藩教授拜访钱学森先生，邀请钱老莅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举办的“全国首届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1985年4月26日，钱老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演讲。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教学楼419教室，钱老做了题为《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演讲。这是一场学术思想盛宴，不仅因为钱老、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张友渔、时任司法部长邹瑜、时任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时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主要负责人等领导的亲自与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更因为会议主题的重要性和前沿性——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科学化及现代化，正在外地出差的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发来贺电：“将现代科学方法引进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领域，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深入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祝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获得圆满成功。”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法治系统工程的研究和系统法学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是系统法学理论的体现。在张先生的倡导下，学校定期开展新兴交叉学科课程建设。在校研究生修读跨学科课程学分进入各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跨学科课程成为研究生必学内容。学校还开展了新兴交叉学科研究生精品教材建设，课程建设成果得到固化。

（二）科学研究中的新型契约

张晋藩先生治学特别强调创新，主张“‘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要开风气之先。”

张晋藩先生高度重视学科建设。他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后编制的第一次研究生招生目录就有17个专业。其中，法社会学就是首创的。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法学研究生教育方面开创了多项全国第一：全国第一批法律史、经济法、诉讼法专业的博士点，全国第一个比较法、人权法、法律与经济专业博士点，新中国第一批法学硕士、第一批法学博士，法学专业的第一个外国留学博士生。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张晋藩先生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在张先生的推动下，法大较早实行了学位论文双盲评阅制（评阅老师不知道学生名字，学生也不知道评阅老师名字，即双向匿名）。同时建立了学术规范性审查制度，严格原创性要求。

学校建立学术休假制度，让教师在一段时间内暂不承担教学任务，潜心整理学术积淀、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交流与进修提升。根据《中国政法大学专任教师学术休假管理办法》规定，受聘副教授以上（含）专业技术职务的老师连续在学校工作满四学年，可以申请休假一学期；连续工作满七学年，可以申请休假一学年。学术休假原则上不得跨学期跨学年或分段使用，不得延期。再次申请学术休假的时间从其上次销假后重新计算。学术休假期间，教师正常享受的各种待遇及享受的方式不变。

（三）人才培养中的独特方法

张晋藩先生认为人才培养和办学之要首在老师。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研究生院。同年7月，张晋藩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主持研究生院工作。他积极组织校内外教师建立导师组，以加强指导力量。当时为研究生们聘请的校外导师，几乎涵盖了我国高校法律专业各学科带头人，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王铁崖、张国华、王永兴、蒲坚，中国人民大学孙国华、高铭暄、佟柔、曾宪义等等。他指出：“兼容并包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智慧和分辨能力，所以，我通过组织导师组，一展各家之所长，使学生接受多方面教诲。”导师组培养这一开创性举措，使得我国法学界的名师大家巨擘云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形成了我国法学人才培养的高峰和高地！

张晋藩教授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学生成长成才服务。一方面，经费用于学生培养。在他的争取下，上级按400元/人的标准拨付的论文调查费全额发给研究生。另一方面，为研究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为便于研究生晚上学习，给每名研究生配备台灯，为支持同学们学习外语，每两名研究生配一台收音机。

张晋藩教授培养学生才识有两项独特方法：其一，要求学生广读博览，不仅要读专业之书，还要读邻近专业及其他专业的书。对非专业的书，先生要求浏览快读，以开拓视野；对本专业名著、典籍，先生则要求学生必须读而有思，思而有感，感而有发，写出读书札记，并在每星期听先生授课时依次发言。其二，先生在讲课时设一题目，然后辩难，争议激烈处，先生也常常直接参与其中，最后由先生总结点评，若仍不同意先生之意见，可在会后再行交谈。

司法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卓同志在张晋藩先生60周岁生日会上指出：“晋藩同志办研究生院，党委放心，党组放心！”

结语：永恒革新的精神密码

在中国法学教育史上，张晋藩先生躬身杏坛七十余载的实践形成的精神遗产，为新时代法学高等教育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不偷懒”的治学态度体现在终身治学的执着追求：从参与《中国法制通史》编撰到创建法律史学独立学科体系，始终保持着年均20万字的研究产出；“不自满”的进取精神则彰显于突破学科藩篱的创新勇气，八旬高龄仍主持完成《中华法制文明史》英文版翻译工程，推动中国法律智慧走向世界。

这种精神特质与“经国纬政、法泽天下”的法大传统深度融合，形成特有的学术品格：以“不偷懒”的工匠精神夯实学术根基，以“不自满”的创新意识开拓学科边界。

张晋藩先生的六字箴言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伟大精神的传承本质是持续自我更新的能力。当“不偷懒”转化为青年教师书房深夜的灯光，当“不自满”体现为老教授修订著作时的逐字推敲，党的红色基因便在教育实践中完成了它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六字箴言将继续书写它的教育叙事。

[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2025年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肖宝兴（1978年生，江西吉安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助理、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主任，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