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蒲松龄与古铜镜
文/图 淄博 魏传来
公元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蒲松龄墓碑被砸毁，墓葬被“红卫兵”挖掘。在其少得可怜的随葬品中，有一面铜镜，现珍藏于蒲松龄纪念馆。这面铜镜是蒲松龄生前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妆奁用具，但不是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铸制的，而是一面古镜。
蒲松龄墓葬出土的殉葬品
蒲松龄为什么要使用古镜？这面古镜是什么年代的？蒲松龄这面古镜是怎么得来的？
笔者根据自己的铜镜实物资料和多年收藏研究古铜镜的经验，对照分析蒲松龄的这面古铜镜，结合蒲松龄文集和有关史料，对上述问题作些考证和分析，以共勉于方家。
一
这面古铜镜为圆形，直径8.9厘米，镜面呈微凸状。大扁圆钮（或称大球形钮），钮径2.1厘米。厚宽平缘，缘宽1.5厘米，缘厚0.4厘米。钮孔两端使用痕迹明显，磨损不一，一端磨损严重孔径约0.5厘米，另一端孔径约0.3厘米。
蒲松龄墓葬出土的古铜镜
镜背主题纹饰为以钮为中心环绕着高浮雕的的龙虎对峙图案，以一龙一虎夹钮相峙为布局，以高浮雕工艺为表现手法，把龙虎刻画得栩栩如生，极为传神。龙与虎头部之间饰以“五铢”钱纹，下部饰一瑞兽，构成镜背内区。一短线钭纹圈带与高起的缘边将内区和缘区分开。
宽平缘自成一纹饰区带，饰一圈三角锯齿纹和一圈单线水波纹，中间有一细线弦纹相隔。
镜面锈迹通体呈现绿色，有龟背状自然锈纹，锈层较薄，但不浮。镜背铜锈层次纷杂，锈色斑驳，红锈层、绿锈层和亮锈层浑然交融。
二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0）。这个时期，正值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存在了几千年的铜镜走向没落的时期。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铜镜，既没有别的物品可以取代，也不再是工艺美术的重点，呈江河日下之势已是必然的了。直至清乾隆前后，铜镜最终被更为实用的玻璃镜所取代。
明末清初的铜镜，其时代特点，还是很明显的。这个时期的铜镜，其基本特征是重实用而不尚花纹，纹饰粗略，质地不好。其形制特点是以“圆板具钮”的圆形为主。镜钮为银锭钮，圆柱形平顶钮和小圆形钮，不见大扁圆钮。镜缘都是窄素缘，无装饰。镜背呈现完整平面状，没有凸凹分明的内外装饰区。其纹饰图案虽然延续着历代的传统题材，但风格单调，图案基本为日常生活中常见到的动植物和吉语铭文，是借用假托、转喻和谐音来象征吉祥的。
由于其材质为黄铜质，加之时间短，现在出土的明末清初的铜镜的锈迹都是绿色，少见红斑和亮锈层。
根据铜镜的形制特点和纹饰风格以及对锈迹的比较分析，蒲松龄的这面铜镜不是其生活时代之物。
三
蒲松龄的这面铜镜与东汉末年的铜镜的基本特征相符。
汉代，是中国铜镜史上的辉煌时期，不仅其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风格独特，而且传世铜镜之多，令人瞩目，出土的汉镜更为全国之冠。
个人收藏的与蒲松龄墓葬出土的同模汉代古铜镜
东汉中期以后，汉代铜镜获得了重要发展，其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一直影响和沿袭到汉末三国乃至魏晋南北朝。东汉末年铜镜的基本特征表现如下：
（一）在形制上，圆形厚重的镜体配以扁圆大钮，镜钮占据镜背面积的比例大，并成为装饰内容的一部分。这种扁圆大钮只出现在汉中期以后，以汉末和三国时期最盛。
（二）镜背用凸凹的不同平面，分为内装饰区和镜缘装饰区。主题纹饰在内装饰区。
（三）在表现手法上采用高浮雕技法，使纹样隆起突出，高低起伏，显得生动自然，视觉效果为半立体状。
（四）铜镜边缘为厚宽平缘，并饰以华美的纹样。这种纹样多为锯齿三角纹，单线或双线水波折纹，以及弦纹和钭线纹。三国以后，铜镜边缘开始变为三角缘和窄缘，镜缘从此不再成为装饰带。
（五）这个时期的铜镜材质都是高含锡量的青铜。这种青铜质的铜镜，在地下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埋藏了千余年，出土后呈现的红斑绿锈杂列相间，坚硬自然。亮锈迹根据出土坑口的不同，呈多种亮色，南方多呈黑漆古，北方多呈水银沁。
（六）这个时期铜镜的主题纹饰中，神兽（多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古人信奉的四神）题材十分流行，龙虎对峙镜出土和传世的都很多。这个时期，在货币中仍然流通着方口“五铢”钱。在神兽镜中饰以五铢钱纹，是汉末铜镜装饰的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蒲松龄的这面铜镜与汉末铜镜的基本特征都相同和相似。因此，笔者确认这是一面东汉末年的铜镜。《淄博文物志》及近年出版的《蒲松龄志》将这面铜镜定为北朝时期三角缘神兽镜显然是不正确的。
另外，根据《中国铜镜图典》一书所载，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铜镜资料也可以佐证：
1、河南省陕县刘家渠东汉后期墓出土一面，圆形，扁圆大钮，直径9.9厘米，宽平缘。高浮雕的龙虎夹钮对峙，头部间饰以五铢钱纹。钭线纹圈带外饰以三角锯齿纹和水波折纹。
2、湖南资兴和四川宜宾东汉晚期墓各出土一面。圆形，扁圆大钮，直径分另为10.6厘米和9.3厘米，宽平缘。主纹为高浮雕的龙虎对峙。宽平缘上饰以三角锯齿纹、单线水波折纹。
四
关于这面铜镜的来历和相关情况，蒲松龄自己在《古镜行，赠毕衡伯》一诗中说得明明白白。现将此诗抄录如下：
古镜行.赠毕衡伯
古镜，古镜，不知甚代何年。故人发箧相赠，其大如拳。背上罗纹细细，朱绿班班。四周有物盘踞，非螭非虎。但辨榆荚小篆，明明五铢钱。四座迷迷，欲解不能得解，抱问博物茂先。言是唐朝大钮，当出陵冢，得之地下黄泉。置几上，睫毛疏疏可指，年生两茎白发，拔去公然茂齿。我将怀之湖海山岳，及尔共悲喜。待颔髭摘尽，留会与膝下孙子。乱曰：“黄金买丝，绣作荷囊。玉椟深藏之，深藏之，勿疏其防。君子少，小人常多，波斯贾，其奸不可量！失镜去，故人心怆。”
--《蒲松龄集．聊斋诗集．郑二．癸亥》（525页）
根据这首诗，再对照分析这面铜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蒲松龄的铜镜是故人相赠的。从“其大如拳”（8.9厘米），“罗纹细细”（水波折纹钭线纹等），“朱绿班班”（红绿锈迹斑斑），“非螭非虎”（汉末的龙虎形象）和“但辨榆荚小篆，明明五铢钱”等句看，蒲松龄随葬品中出土的这面铜镜与其诗中描述的那面铜镜完全相同，当为同一面铜镜。
（二）蒲松龄请教像懂博物的张茂先（即《博物志》的作者张华）那样知识渊博的朋友，“抱问博物茂先，言是唐朝大钮，当出陵冢，得之地下黄泉”，判定铜镜是出自地下陵墓之中，并断为唐代之物，说明蒲松龄当时为这面铜镜的鉴定和断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断为唐物是不准确的（唐镜的风格特点与这面铜镜迥然不同），但却也有据有论。
（三）蒲松龄是很喜欢古物的，虽然由于一生贫困潦倒，无经济能力收藏。但从这首诗上看，蒲松龄对这面铜镜是何等的喜爱和珍视，“我将怀之湖海山岳，及尔共悲喜。”并准备晚年以后，将这面古镜传给子孙，并让子孙“黄金买丝，绣作荷囊。玉椟深藏之，深藏之。”绝不允许外国有钱商人骗哄买去，“波斯贾，其奸不可量”，“失镜去，故人心怆。”
（四）这面铜镜既是蒲松龄生前所珍爱的古董收藏品，也是其生前日常生活用品。从镜子的锈迹看，镜背和镜面反差大，特别是镜面绿锈，呈明末清初出土铜镜所具有的特征。这是因为当时镜子出土后，镜面被磨光，涂上一层“玄锡”，被重新使用过，蒲松龄逝世后，又作为随葬品入土的结果。
从这首诗看，蒲松龄曾使用这面铜镜观容自赏，“置几上，睫毛疏疏可指，年生两茎白发，拔去公然茂齿。”这说明，一生清贫的蒲松龄只能将“古董”和“日用品”合二为一了。
2026.1.12.配图于张店海泉澹庐书屋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政府办公室(退休)
作者简介：文物收藏鉴赏家，地域文化研究学者
山东省民间陶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山东省收藏家协会青铜器部部长
淄博市收藏家协会副主席
淄川区收藏家协会名誉主席
山东淄川文物局、博物馆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