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克勤

1968年11月28日，我离开南京去丹阳县插队。那一年，我17岁，如今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一晃，57年过去了。

往事并不如烟，虽然已相隔57年，但出发的那一刻，仿佛就是昨天，至今仍历历在目。

知青告别家乡启程的场景，无数的文艺作品描写过，包括文学影视美术，描述几乎如出一辙：街道两侧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群夹道欢送，乘坐在大卡车上的知青胸前披戴大红花，豪情满怀地踏上征程……这早已成了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在人们的记忆里早已被固化。

这一幕确实存在过，我也曾数次目睹。我所在的中学是南京13中，归属于玄武区。玄武区第一批知青是到内蒙古插队，第二批到高淳县。那两批出发时，区政府都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玄武区政府的大门前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珠江路上红旗招展，彩旗飞扬，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高亢的歌曲，即将奔向远方的知青与前来送行的同学亲友一一告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概。那场景、那阵势，让你热血涌动。

但我出发那天，却不是这情景。

我是1967届初中毕业生，也就是说，“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上初二，如果正常读书，此时应该读高二。作为初中毕业生，我还有留城升学读高中的机会，但升学首先要通过政审关，我的父亲当时还在“牛棚”里关押着，能通过政审这一关吗？恐怕很玄。

升学无望，不下乡又能去哪里呢？其实，我是别无选择。

校园里，铺天盖地刷满了“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标语，催促着你，鞭策着你。

玄武区的第三批是到丹阳县，一位公社副社长来学校做动员报告。根据他的描述，丹阳是江南鱼米之乡，一个工一元多，收入比城里工人还高。

听了他的报告，几位要好的同学有些心动，错过了这个村，也许就没这个店了，既然迟早要走，不如一起走。有人倡议，就有人响应。几经犹豫，我也报了名。

出发日期是11月28日，到下关火车站集中，乘火车前往。大件行李前一天晚上已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安排车辆运送到车站，我们只带了随身物品前去火车站。开行的是一趟专列，运送玄武区10多所学校的插队知青。我们13中的100多人全部分在横塘公社，占据了一个车厢。

11月下旬，已属深秋，那天天气不错，但阳光并没有热力，阵阵寒风透骨凉。那天没有欢送仪式——也好理解，已经是第三批了，下乡进入常态化了。车站有点冷清，虽然插着红旗，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革命歌曲，气氛却有点压抑。送行的人很少，也许是害怕分手时那一刻的伤感。我们一起去丹阳插队的同班同学有八人，只有一个同学的哥哥来到了现场。我感觉有泪水在眼眶中转。

8时许，火车呜地发出一声长鸣，缓缓驶离了站台。一刹那，车厢里的同学全都扑向窗口，痛哭声瞬间响起，而一旦开了闸，哭声就不可遏止。压抑已久的伤感、挣扎、彷徨、苦涩，在那一瞬间犹如决堤的洪水奔泻而出，全车厢哭得昏天黑地、惊天动地，没有一人例外，我从没见过如此悲痛欲绝的一刻。

很多年了，当时的许多细节都模糊了，只有那悲怆的哭声，时时在耳边萦绕，现在回忆起来，仍然热泪涟涟。

集体的悲怆持续了多长时间？大约有十来分钟吧，不知谁带头唱起了歌，唱的什么歌已记不真切了，不外是慷慨激昂的战歌一类，于是有人应和，哭声渐弱，歌声渐强，理智重新占据了上风，我们又重新戴上了面具。

在各种文艺作品中，关于知青下乡离家的描写，强调的都是那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渲染的是革命激情，似乎上山下乡是知青的自愿行为。我今天要写当年亲身经历的一幕，就是想告诉大家，历史还有另外一个侧面，知青的心底从来就有泪，就有抗拒，它是被深深压抑的，在离别的一瞬，才寻到一丝缝隙奔泻而出。它虽只是一刹那的溢出，短暂的失范，却是真实的存在，只有正视这点，看到的才是历史真正的全息图像。

原载微信公众号《凤凰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