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克勤
1968年11月28日,我离开南京去丹阳县插队。那一年,我17岁,如今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一晃,57年过去了。
往事并不如烟,虽然已相隔57年,但出发的那一刻,仿佛就是昨天,至今仍历历在目。
知青告别家乡启程的场景,无数的文艺作品描写过,包括文学影视美术,描述几乎如出一辙:街道两侧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群夹道欢送,乘坐在大卡车上的知青胸前披戴大红花,豪情满怀地踏上征程……这早已成了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在人们的记忆里早已被固化。

这一幕确实存在过,我也曾数次目睹。我所在的中学是南京13中,归属于玄武区。玄武区第一批知青是到内蒙古插队,第二批到高淳县。那两批出发时,区政府都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玄武区政府的大门前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珠江路上红旗招展,彩旗飞扬,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高亢的歌曲,即将奔向远方的知青与前来送行的同学亲友一一告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概。那场景、那阵势,让你热血涌动。
但我出发那天,却不是这情景。
我是1967届初中毕业生,也就是说,“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上初二,如果正常读书,此时应该读高二。作为初中毕业生,我还有留城升学读高中的机会,但升学首先要通过政审关,我的父亲当时还在“牛棚”里关押着,能通过政审这一关吗?恐怕很玄。
升学无望,不下乡又能去哪里呢?其实,我是别无选择。
校园里,铺天盖地刷满了“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标语,催促着你,鞭策着你。
玄武区的第三批是到丹阳县,一位公社副社长来学校做动员报告。根据他的描述,丹阳是江南鱼米之乡,一个工一元多,收入比城里工人还高。
听了他的报告,几位要好的同学有些心动,错过了这个村,也许就没这个店了,既然迟早要走,不如一起走。有人倡议,就有人响应。几经犹豫,我也报了名。
出发日期是11月28日,到下关火车站集中,乘火车前往。大件行李前一天晚上已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安排车辆运送到车站,我们只带了随身物品前去火车站。开行的是一趟专列,运送玄武区10多所学校的插队知青。我们13中的100多人全部分在横塘公社,占据了一个车厢。
11月下旬,已属深秋,那天天气不错,但阳光并没有热力,阵阵寒风透骨凉。那天没有欢送仪式——也好理解,已经是第三批了,下乡进入常态化了。车站有点冷清,虽然插着红旗,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革命歌曲,气氛却有点压抑。送行的人很少,也许是害怕分手时那一刻的伤感。我们一起去丹阳插队的同班同学有八人,只有一个同学的哥哥来到了现场。我感觉有泪水在眼眶中转。
8时许,火车呜地发出一声长鸣,缓缓驶离了站台。一刹那,车厢里的同学全都扑向窗口,痛哭声瞬间响起,而一旦开了闸,哭声就不可遏止。压抑已久的伤感、挣扎、彷徨、苦涩,在那一瞬间犹如决堤的洪水奔泻而出,全车厢哭得昏天黑地、惊天动地,没有一人例外,我从没见过如此悲痛欲绝的一刻。

很多年了,当时的许多细节都模糊了,只有那悲怆的哭声,时时在耳边萦绕,现在回忆起来,仍然热泪涟涟。
集体的悲怆持续了多长时间?大约有十来分钟吧,不知谁带头唱起了歌,唱的什么歌已记不真切了,不外是慷慨激昂的战歌一类,于是有人应和,哭声渐弱,歌声渐强,理智重新占据了上风,我们又重新戴上了面具。
在各种文艺作品中,关于知青下乡离家的描写,强调的都是那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渲染的是革命激情,似乎上山下乡是知青的自愿行为。我今天要写当年亲身经历的一幕,就是想告诉大家,历史还有另外一个侧面,知青的心底从来就有泪,就有抗拒,它是被深深压抑的,在离别的一瞬,才寻到一丝缝隙奔泻而出。它虽只是一刹那的溢出,短暂的失范,却是真实的存在,只有正视这点,看到的才是历史真正的全息图像。
原载微信公众号《凤凰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