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南京已近一月。最初的日子，总被一种奇特的错位感包裹着——一边是儿时记忆里那张印着南京长江大桥的、色彩鲜亮的年画，一边是抵达首日便听闻的、沉郁警钟在阴霾天空中拉长的回响。这城市的面目，于我而言，最初便在这份自豪与沉痛的交织里，显得迷离而厚重。

我此行的缘由，简单而具体。为了襁褓中的孙儿，从遥远的洛宁老家来此，做个“后勤兵”。日子被奶粉、尿布和黄昏时等待儿女归家的灯光填满，南京的六朝烟水、秦淮风月，似乎都隔在一层透明的玻璃外。唯有星期天，玻璃才短暂移开一道缝隙。我去了长江大桥，为童年的画找到了江风中的实物，了却一桩心事。但心里总惦念着另一个地方，一个我认为来南京必须抵达的去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念头，沉甸甸的，像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

预约，竟成了第一道关口。我总记挂着上午八点放票的时刻，笨拙地戳着手机屏幕，那票却总在瞬息之间化为灰色。一次，两次……我非但不恼，反而感到一种无声的震动：原来有这么多颗心，和我一样，执着地要走向那段记忆。终于，在一个冬雨飘洒的下午，我预约成功了。那半天，我手脚格外麻利，将家务活计早早收拾停当，仿佛要赶赴一个极其庄重的约。

从江北出发，路途周折。我选择了公交，慢是慢些，三元钱，能让我在颠簸中，一路看清这座湿漉漉的城市如何从窗外流过。换乘，步行，全靠手机地图引路。天气阴冷，细雨如丝，天空是那种压得很低的铅灰色。这天气似乎恰到好处，预先为心境敷上了一层肃穆的底色。

纪念馆的入口，人群静默。这种静默是有重量的，压住了所有的窃窃私语。甫一踏入，视线便被那尊巨大的雕塑攫住：一位母亲，仰面向天，怀中是已然死去的幼子。她的姿态不是哭泣，是一种连声音都被绝望抽干了的、向苍穹的终极质问。冰凉的雨水打在雕塑深褐色的肌理上，仿佛那是永不干涸的泪。我站在那里，挪不动脚步，只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漫上来，淹没了周遭的一切声响。

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静默。那份静默，铺展在覆满白色鹅卵石的悼念广场上，它代表着“寸草不生”；镌刻在“哭墙”那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姓名里，它诉说着“有名有姓”；更凝结在“万人坑”遗址那裸露于黄土之下、层层叠叠的骸骨之上，它宣告着“铁证如山”。沿着黝黑的展墙徐行，灯光幽暗，只有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实物档案被照亮。逃难的人群、断裂的城墙、焚烧的房屋……那些黑白影像，带着隔了八十余年仍能刺破纸面的惊惶与痛楚。玻璃展柜里，锈蚀的刀枪、发黄的日记、幸存者口述的文字，冰冷而具体。没有激昂的解说，只有事实本身，一字一句，一图一物，如钝器敲击着胸膛。

最令我窒息的，是走入那片遗址现场。隔着玻璃俯视，坑道中，那些遇难者的遗骨保持着挣扎的姿态，相互枕藉。有的颅骨上有清晰的刃痕，有的肢体扭曲断裂。它们不是博物馆里清理整齐的标本，它们就那样原样沉寂在当年的泥土里，将最残酷的一瞬凝固成永恒。那一刻，“三十万”这个数字轰然倒塌，化作眼前这具体而微的、成千上万个无声的悲剧。我扶住冰凉的栏杆，感到一阵眩晕。空气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让呼吸都变得困难。

这条参观的路径，是一条被精心设计的、向地心沉落的路。直到最后，走出那片至暗，眼前豁然开朗，是开阔的和平广场。一尊高大的“和平女神”雕像矗立在水池中央，手托孩童与鸽子，姿态宁静。从入口处母亲绝望的仰首，到此地女神慈爱的垂眸，这路径仿佛一场漫长的心灵跋涉，从地狱的深处，一步步走回人间。站在细雨中，回望那状如折断军刀、寓意“铸剑为犁”的主体建筑，我忽然明白了“铭记”二字的全部重量。它不是为了咀嚼苦难，而是为了丈量我们从苦难中走出多远，以及未来和平的道路，需要多么审慎而坚定地去守护。

归程的公交车上，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车流如织，行人匆匆。孩童在母亲怀里嬉笑，情侣共撑一把伞。这些最寻常的市井景象，在那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我眼中有了截然不同的质感。它们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一种值得为之付出一切去捍卫的、脆弱而珍贵的“日常”。

夜深了，回到江北的家中，孙儿已经睡熟，脸蛋红扑扑的。我轻轻摸了摸他温热的小手。那一刻，纪念馆里的冰冷与眼前的温热，历史河床下的骸骨与这崭新生命的脉搏，以一种无比复杂的方式，在我心中碰撞、交织。

我知道，童年墙上那幅关于大桥的画，所象征的“抵达”的喜悦，已经永远地改变了。这一次南京之行，我抵达的不仅是一座桥，更是一段民族最深的伤口；而我肩上承担的，也不仅是儿孙绕膝的当下，更是一份从历史深处传递而来、关于“活着”与“记得”的、沉甸甸的嘱咐。

南京的冬天很冷，但这段记忆，将是我余生里一块不会冷却的烙印。

作者简介：锁建军，男，1970 年出生，洛宁县风翼镇在礼村的一位普通农民。从事地板砖铺设工作15年。十分关注洛宁的建设与发展，对家乡文化满怀热爱，同时，还热衷于公益事业，始终以热忱之心积极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