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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云泥的搅局者张溥之六
绝地逢生温体仁去职
到了崇祯十年六月，事态有了根本性转机。
钱谦益被抓入京城时已经五十五岁，满头须发皆白，半世挫折在心。当逮捕他的锦衣卫到达他家门口的时候，早已知道无处逃遁的他，索性衣冠楚楚地端坐等待，口里却高声吟咏着他在天启五年五月被削籍南归时所作的诗；当时他是被作为“东林党人”论处的，费了很大的劲才得补詹事府的官，才几个月又宣布泡汤，他也是久经官场风浪，屡踏风涛，几多浮沉的老江湖了。那时他从潞河登舟放归，途中走了两个月才到达京口（镇江）。愤怒出诗人，一路上写了不少诗。他选择了一首最有名传播最广的诗，有意高声朗诵，意在广泛流传，博取清名和同情：
破帽青衫出京城，主恩容易许归耕。
趁朝龙尾还如梦，稳卧牛衣得此生。
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
汉家中叶方全盛，五噫何劳叹不平。
他当时丢了乌纱帽，却因为这首诗博得广泛的赞誉，使得他“东林领袖”的清誉得到广泛传播。此番再次被逮去京，他有意翻出当年受阉党迫害的旧作当众朗诵，意在暗示这位温体仁实质就是阉党余孽。他透过自己老辣的文笔和文坛的名气引起了各方对自己此番被捕事件的关注，将目标投向了温体仁。
周延儒接到钱谦益的求助信号，立即修书一封给原来的老关系司礼监大太监曹化淳嘱咐出面营救钱谦益和瞿式耜。至于小瞿更是受到老钱牵连而无辜入狱的，就因为他是钱的学生。当然钱家人在司礼监衙门求见曹化淳时不会忘记准备一份厚礼的。起到助推作用的是在崇祯十年的科考殿试中，复社士子又取得辉煌战果，证明了复社的优秀和实力。
曹化淳乘皇帝龙心大悦之际进言皇帝：“新科进士都是天子门生，万岁爷为国抡才，这才又得三百多栋梁，实在大喜。”
看看崇祯面带欣喜之色，他才说道钱谦益：“今年正逢大比之年，万岁爷有得人之喜，那个钱谦益在文坛有些名气，杀之恐怕不祥呢。”
听了此话崇祯皇帝有了反应，因为最为帝王最敏感的乃是“天人感应”之说，听闻不祥，追问道：“此话怎讲？”
曹化淳不慌不忙地说：“奴婢听相士们说，大比之年乃文昌之年，天上该当文昌星君轮值，地上该当文昌学士伺候万岁爷；如今在这文昌年上杀个大有文名的人虽不算什么，到底有些逆天行事。”此番皇帝和太监之间的对话，效果极好。皇帝连连点头。他独自思忖片刻之后吩咐曹化淳：“钱谦益的案子着刑部细加审理，定罪时免其死罪吧！”先保住老钱老命是实施营救的第一步。
崇祯开始知道温体仁也一样结党营私。勋臣抚宁侯朱国弼上书弹劾温体仁，崇祯命令将张汉儒当街立枷死。温体仁感到害怕，于是假托生病，要求告老还乡，他以为皇帝会安慰留任，没想到皇帝竟然顺水推舟同意他告老还乡。及接到圣旨放归，老温方开始吃饭，竟然失态，筷子也抖落在地上。第二年病死在家乡浙江乌程（今吴兴县）。 温体仁的下台使得朝中反复社派别，一下失去了主心骨，不仅钱谦益、瞿式耜案得以缓解，查究复社的事也暂时被搁置，无人顾得上去催办。
当然，老谋深算的温体仁不会因为自己的离职下野，而罢手朝中的政治布局，他早已安排好自己的代理人。由于温相的推荐，他下台两个月后，薛国观升任礼部侍郎拜东阁大学士，继温为内阁首辅的是淄川人张至发，这届内阁完全实施了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而首辅张至发才干智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皆不如温体仁。但是迂阔的老张承继老温衣钵，继续与东林党人和复社为敌，培植党羽，与朝中“清流”作对。虽然舔列为内阁首辅，由于才能平庸，根本不为崇祯帝所关注。张至发连上两疏诋毁黄道周，公然当廷庇护温体仁，“而极颂体仁孤直不欺。”
黄道周在吴伟业心目中是近乎圣人的学者兼模范官员。十七八年之后，吴伟业和史学家谈迁追述往事时，这样描述黄道周：
我自登朝之日起结识许多名流，如钱谦益、陈子龙、夏允彝等等，只有漳浦黄先生的才学不可测，他简直是个神人。在京时我曾经携带食器到先生处饮酒。先生只有一个侍童，室中无长物，书也不过数函，高谈阔论至深夜，饿了，只吃一碗白面，不加菜码。选东宫讲官，独独不选先生，杨廷麟被任命，上章推让于先生，先生却谦虚地说自己不能胜任。他所箸有关《洪范》的一本书，曾经进呈崇祯皇帝御览。该书有四函，每函两册，正文夹注，字有一指大，每页宽八寸，高一尺二寸，全部手书。书中杂引经史百家之言，批根溯源，条分缕析。全部书稿在空桌上仅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连底稿都很干净好看，只稍稍涂改了一引起字句。
吴伟业又说：
有一回崇祯帝一连三次称呼黄道周“先生”，这是首辅都不敢想望的，而先生却自视只是一名普通人，言谈举止没有一点孤傲张狂的表现。闲暇时便下棋，我不善下棋，先生勉励我说：“你只须随着我下子。”先生还能画人物画，善隶书。遇到山明水秀的地方，柱杖日行数十里而不倦，平时未见他携带书卷诵读不止。
对黄道周的学问人品，吴伟业极表仰慕。他在朝廷上敢于正直激昂弹劾首辅大臣张至发，多多少少是受到黄道周的影响，因为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黄道周连上三疏弹劾军方三大老：兵部尚书杨嗣昌，兵部侍郎陈新甲、辽东巡抚方一藻，并和崇祯皇帝发生激烈廷争，被恼羞成怒皇帝连贬六级出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朝局，使得复社人士清醒认识到“至发、国观不去则东南大狱不解，而众贤终无登朝之望。”倒温之后，紧接着一场打倒张、薛内阁的战斗打响。复社人士这次主动出击了。
吴伟业打响第一枪，崇祯十一年正月，他上疏弹劾首辅张至发，痛斥他对于温体仁“孤直不欺”的颂扬，声色俱厉地指出首辅大臣应当“回心易虑”，一反温氏之所为，“如其不然，则必然因循守踵，尽袭前人之所为，大臣公忠正直之风，何时复见？海内干戈盗贼之患，何日就平？为首臣者亦何以副圣恩而塞众望耶。”奏疏没有得到崇祯皇帝回应。但是吴伟业不顾厉害的果敢泼辣也足以震撼朝廷，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三月二十四日，吴伟业又利用崇祯皇帝召对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再次旁敲侧击攻击辅臣张至发和薛国观。
据说他的慷慨陈词，崇祯帝听了“为之动容”。到了四月，首辅张至发突然接到诏谕，允许其回山东老家调养身体，等于被夺职了。实际上其本人并没有说自己有病，《明史·张至发传》记载“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其实张至发本人还是很清廉的只是个性比较倔强，为人比较迂腐，这位来自于基层的领导干部，使得许多翰林院的翰林不服气，又始终厌恶异己，不善于笼络朝中大臣人心，皇帝也讨厌他经常说话不注意时有泄露中枢机密的言论，也就随他一人孤零零地离开京城，也不派人沿途护送。就是按照首辅致仕还乡应该给予的补贴，也不按照标准发给，只给了一半，六十两银子，绸缎二表里，就这样把当朝首辅大臣打发了。
张至发倒也有骨气，回到家乡淄川后，他捐钱修淄川城，受到皇帝嘉奖，不久又屡加徽号：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帝想念那些老臣，准备重新启用周延儒、贺逢圣和张至发。也许是看透宫廷政治的残酷无情，张至发独自上四道奏疏恳辞，第二年七月去世，崇祯帝特赠太子少保衔，按制度荫一子为官。 张至发致仕后，孔贞运、刘宇亮先后就任首辅，这两位均不如崇祯皇帝的意，先后去职。薛国观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出任首辅。
薛国观，山东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天启朝追随阉党魏忠贤多次弹劾东林党人，升任刑部给事中。崇祯九年升任左佥都御史，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拜礼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明史·薛国观传）载老薛为人“阴鸷谿刻，不学少文。温体仁因其素仇东林，密荐于帝，超擢大用之。”崇祯十一年六月，升礼部尚书。这年冬天内阁首辅刘宇亮外出督师，他勾结兵部尚书杨嗣昌构陷刘，刘因此去职，由他接任首辅。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目标终于被薛国观追逐到手，但是他也成了众矢之的，尤其是老对手复社党徒们更是一个个乌眼鸡似的紧紧盯着他犯错误。而他这时犯了一个十分致命的错误，也就是得罪了皇上的近侍集团头目——大太监。
《明史》本传记载：薛国观得志当上首辅后，一切紧歩温体仁后尘，引导皇帝以严厉刻薄的态度对待群臣，但是他的才华及智慧远不及温体仁，而且个人操守也差，贪贿无度，当了首辅也不知收敛。他常常喜欢自作聪明地在皇帝面前出些馊主意，皇帝一开始很信任他，久而久之觉察出他的奸滑，以至于引来杀身之祸。
开始时，皇帝在燕台召见老薛，谈到群臣贪婪无度。老薛出主意说：“如果东厂锦衣卫有得力的人来把持，那些贪官是不敢如此的。”也就是希望皇帝加强特务组织建设，以对付群贪。言下之意现在的东厂、西厂太不得力，导致了群体腐败事件越演越烈，不可收拾。此刻，东厂大太监王德化正好在旁边，闻听此言，汗流浃背，吓得半死。从此后，王德化就将鹰隼似的眼睛紧紧盯着薛首辅。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贼惦记上了薛首辅变成了薛首富了，帝国的首富当然是贪官大头目，这属于愚蠢的薛国观作法自毙。而且，老薛致命的错误还不断发生，不断被朝中各种反对势力制造炮弹。
薛国观喜欢中书舍人王陛彦，不喜欢中书周国兴、杨余洪，就将两个老家伙以贪贿不法的名义打入诏狱。谁知两位老人受不了刑讯竟然死在廷杖之下。他们的家人当然不放过老薛，私下收集了他贪腐的证据报告了东厂。主要是老薛藏匿了史范（范字下加上土字，字库无此怪字）所寄存的巨额银两，周、杨两家引诱史家老仆人出面告发。这样皇帝完全掌握了老薛贪贿不法的事实，已经开始不信任薛国观了。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天，杨嗣昌出京督师围剿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蓟辽总督洪承畴遵旨出关练兵紧急密疏，军饷短缺。前方军饷告急，朝中国库空虚，崇祯皇帝一筹莫展。召集辅臣宏德殿议事。首辅薛国观和次辅程国祥接旨匆忙前往。赐坐后，崇祯绕着圈子向他们征询筹饷办法。
崇祯帝单刀直入地问：“朕欲向京师诸戚畹、勋旧、缙绅借助，以救目前之急，卿以为如何？”老薛已经听明白皇上意思。这就是向帝国既得利益显贵集团动手的信号，但是他怕日后反复，祸事临头，只是低着头不作声。其实他心中是赞成向皇亲借助，嘴上却哆哆嗦嗦回答：“容臣仔细想想，辅臣中有在朝年久的，备知情况，亦望皇上垂询。”
崇祯帝遂转问程国祥。程老先生曾经以敢言著称，后来因为崇祯帝一向刚愎多疑，他便遇事不置可否，有“好好阁老”之称。经皇上一问，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崇祯等了片刻，等不到回答，又连声催问。老程只以“好，好”回答。崇祯拍案而起，厉声斥责：“尔等系股肱大臣，遇事如此糊涂，只说‘好、好’，政事安得不坏？”崇祯本当将程国祥拿问，念他平日无大过，决定给予撤职处分，永不叙用。程阁老就这样狼狈地被轰出大殿。
宏德殿只剩朱由检和薛国观两人，老薛小声奏道：“借助办法甚好。尚有戚畹，勋旧倡导，京师缙绅自会跟着出钱。”崇祯接着问“你看，戚畹中谁可做个倡导？”老薛答道：“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内戚畹，非皇上独断不可。”也就是将皮球踢到皇帝一边去了，因为所谓戚畹皆为皇族，哪一家独与皇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时崇祯帝说：“你看武清侯如何？”老薛明知周皇后家和田贵妃家都比较殷富，但他知道朱由检与武清侯一直心存不满，于是说：“单看武清侯家园亭一项，便知道武清侯一家十分殷富。”
君臣二人，提到的武清侯李国瑞是崇祯祖父万历皇帝的母亲孝定老太后哥哥的孙子。而这位孝定老太后既是朱由检的祖母，又是武清侯李国瑞的姑祖母。这时崇祯帝刚刚接到李国瑞哥哥李国臣的信件，这位老兄因为是小老婆生的，没有承袭爵位，分到的财产也不如弟弟多，于是诡称：“父亲遗产四十万两银子，我应当分到一半，愿意捐给国家作为军饷”崇祯帝当时未允许，知道这位老表哥开出这张空头支票，意在借皇帝之手打击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现在因为薛国观这些言语，准备向李国瑞逼借这四十万两白银以充军饷，如果逾期不能办到，则限定时日予以严厉追索。崇祯这样做也是为了皇亲国戚面前立威，而打开缺口，以示筹饷之决心。然而，暗中这些以周奎为首的皇亲国戚团伙组成统一战线来对付皇帝。他们唆使李国瑞藏匿财产，装穷顽抗。于是李国瑞拆毁房屋、牌楼，把砖瓦木石，沿街叫卖，并当街陈列各种衣服、首饰、古玩、字画，声言是“本宅因钦限借助，需款火急；各物贱卖，欲购从速”云云，整整摆满了两条长街。
当然在这些皇亲国戚头上动刀子，京城百姓一片叫好之声，称颂当今皇上是英明圣君，此事深合民心云云。这些民心舆情通过厂卫渠道传到朱由检耳朵中，自然备受鼓舞。
崇祯又叫来薛国观问道：“朕已经两次严谕，李国瑞有意恃宠顽抗，大拂朕意，下一步如何办？”老薛说：“以臣看来，这一炮必须打响，下步棋才好走。望陛下果断行事！”这时皇上老岳父嘉定侯周奎也前来说情。皇帝大怒夺去武清侯爵位，下狱治罪，武清侯被活活吓死在厂卫大狱中。搞得皇亲国戚们个个兔死狐悲，人人自危。他们动员了几乎所有力量，通过宫中太监宫女散布各种谣言，借助皇五子病死这件事，说是崇祯皇帝惊动了孝定老太后在天圣灵，化身为九莲菩萨因为崇祯薄待后家，为娘家后人索命了。
这些谣言说得笃信“天命观”自命讲究“孝道”的崇祯帝，心惊肉跳，寝食不安。立即将武清侯世爵由李国瑞长子李存善承袭，尽数发还所收缴的钱财。崇祯皇帝借助皇亲勋臣筹措军饷的决策在以自己老岳父周奎为首的权贵集团的群起抵制下宣告彻底破产。薛国观因此得罪了当朝最有势力的集团——戚贵团伙，这一团伙与皇帝本人及其皇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皇帝此刻心中已经迁怒于老薛，只是等待机会对他进行修理。老薛命中注定要成为皇帝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被抛出来以赎罪衍。
崇祯十三年六月，杨嗣昌外出督师，有所陈奏。崇祯命薛国观拟旨，老薛不测帝意，依然拟旨进攻。皇帝勃然大怒，这时老薛因为没有按照吏科文选司主事吴昌时的意思安排官员，得罪吴昌时，该吴举报蔡亦琛行贿薛国观的事。崇祯皇帝抓住时机，命令将此事下五府九卿科道议决。议决的结果不出所料。老薛被撤职罢官。
事件的深入还远不止如此。这位被罢了官的内阁总理大臣，丝毫不知检点，谨慎行事，打道归乡的车队满载贪来的财物招摇过市，被东厂提督王德化派在丞相府的侦探侦查获知。而且布置在相府的眼线也曾经亲眼看到中书舍人王陛彦行贿老薛等事，这些情况被东厂提督王德化尽行报告皇帝。
王陛彦的案子尚未审结就被皇帝以“行贿有据”下令弃世在菜市口。于是科道官员再奏薛国观贪贿之事，引起了崇祯皇帝的震怒。已经打发回乡薛国观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被抓回京城，在自己家中思过，等待处理。老薛自我思忖不会被处死。
八月八日的前夕，宣读诏书的绯衣太监到达府邸时，他依然在蒙头大睡，鼾声如雷。仓促中竟然戴着仆人的头巾跪地叩见皇帝使者，宣召毕，叩头长叹一声道：“我要死了！”说：“吴昌时杀我。”于是上吊自尽。诸君请注意，这位吴昌时在晚明官场也是一位上跳下窜的人物，虽是复社元老，却也是居心叵测之小人、奸人。薛国观之死和他的周密运作有很大关系。薛国观被免职回家后，心里很不服气，上了一道谢恩疏，里面发了不少牢骚，崇祯又把他抓进京来对质。《谈往》记：
（国观）十二月抵里后，谢恩奏辩云：“臣之得保首领还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恺等讦奏，实出吴昌时指使。”并诉昌时致憾之由，谓圣上操纵独裁，怨毒则归臣下，臣死亦无敢怨等语。奉有圣旨则严切殊甚，奏内事情，着赴京讯理。
吴昌时在薛国观到京以後，就又布置了一着阴毒的棋子，让自己的外甥、薛的亲信王陛彦去探视薛国观，再使厂卫去逮捕。关于王陛彦《玉堂荟记》载：
陛彦孝廉，试中书，撰文者从无掌房之例，庚辰闱后，与梁维枢俱转尚宝丞，或欲依附韩城（薛国观）以就功名。……陛彦松江人，吴昌时之甥也。…… 崇祯十三年五月，韩城来京候审。有内阁举人中书松江人王陛彦向为韩城心腹，以旧日情谊，至寓问安，稽事密谈。厂役希旨，密伺薛邸。适遇彦，擒奏下狱，此化民、昌时阴谋险 ，设阱构成，在韩城又别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议罪。
这样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王陛彦以职侍内阁，泄漏机密例，律拟大辟。八月国观赐缢，王陛彦弃市。
薛国观和吴昌时陪死的外甥在临刑的时候都大骂吴昌时：“韩城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
朝廷宣布薛国观罪行为坐赃贪贿九千两银子，没收田产六百亩，北京故宅一区。时人认为薛国观虽然为人阴险奸猾，但是罪不至死，是皇帝为泄私愤而杀人，所谓赃款也是有水分的，大家认为他死得冤枉。
此时，复社在朝主要政治对手温体仁、薛国观先后死去，复社推举的代理人前首辅周延儒再次登台，在帝国最后的政治舞台上，尽行丑陋表演，继续蒙蔽崇祯皇帝，直到帝国覆亡前，悲惨谢幕！不久大明帝国进入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