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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怀和他的青楼朋友（之七）
候朝宗情缘桃花扇·下
杨文骢在他的《山水移》诗集中收录他在落选会试后，去拜访明末抗清老英雄孙承宗大将军。著名的抗战将领孙承宗因遭到把持朝政的宦官的排挤而罢官，在京城闲居。
文骢对这位劳苦功高、忠心为国的将军敬爱有加，特地去拜访，将军赠以在边克敌所制的人头杯，文骢慷慨作歌
天骄溅血污青天，十年虏臣迷九边。家家空有生铜吼，豪客谁驱走峰巅。绿眼将军勤远战，腰控金钩赤羽箭。紫骝一骑踏黄沙，夺得敌儿驾飞电。何必骠姚与吴起，雄略巡边几万里！渴餐冷血当清泉，旋取头颅当杯子。一饮一斗气如虹，醉倚氍毹笑晚风。蛮童妖女皆惊怖，起来犹自挽雕弓。独指杨郎相对看，英雄许我洗银汉。半生未遇蔡中郎，潦倒无端留下爨。我也拔剑目裂眦，宝气入斗惊白帝。壮怀长啸向君开，恍如独鹤空中唳。感君容我发疏狂，剑光提动挥八方。脱手相赠亦何勇，我将持此见明王。世人畏死惧寒铁，有头怕学常山舌。岂惟求之君臣间，末世因之交情绝。君不见孙杨有眼夸绝尘，又不见孙武行兵驱妇人，君臣朋友自千古，谁能再见孙将军！
历史证明，杨文骢既是一位蕴藉风流多才多艺的诗人画家，诗被列入晚明八大家之列，画虽流失过多，仍以独辟蹊径，师造化，崇神韵，质朴浑成之中显雄奇幽峭，而蜚声艺坛；又是一位临危受命，铁骨铮铮，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献出全家生命的忠义自守之烈士。
作为一介书生的杨文骢确实有着性格上的弱点缺陷，他是诗人画家，对于马、阮的擅权乱政、结党营私的危害性缺乏认识；他好交游结纳，出手阔绰，不拘小节，胸无城府，待人宽厚，在政治是非面前，原则性和斗争性不足；他具有雄才壮志，却一直报国无门，长期充任地方小吏，在南明王朝好不容易凭借与马士英的裙带关系谋取到兵部一职位，自然特别顾惜，不想和权奸进行决裂，而在复社与马、阮的矛盾中间采取调和的态度。但是对于他们的行私误国、罗织大狱、搜捕清流是一直不满的。当朋友遇到危难时，或为之报警，或代为缓解。从基本倾向上，他和马、阮之流是有显著区别的，他仍然是站在复社清流一边的，不失为忧时爱国的有心人和有志者。
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在于看到了人物性格缺陷的一面，又经过艺术夸张后漫画化处理，于是变得猥琐不堪起来，未及触及人物在民族大义面前的生死抉择中的英雄壮举，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历史哈哈镜中被扭曲的杨文骢。
同样被扭曲误解的还有复社名士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在侯家兄弟中排行老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商丘元朝名为睢阳，春秋时为梁国的都城。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开始才开始显贵起来，因为他的祖父进入了官场的快车道，因为科举而担任了朝廷的正部级干部。
侯方域的祖父名侯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二品）。太常寺司职朝廷祭祀大典。天启年间魏忠贤想代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贤不曾矫诏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这是指着和尚骂秃子，含沙射影地攻击魏忠贤魏忠贤大怒。侯执蒲见机，辞官而归。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是吏部左侍郎，与东林巨头高攀龙、赵南星，并负天下重望，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三代四辈的交情。
侯执蒲有子五人，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三品），为时不过两年。崇祯三年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其时正当前一年冬天，清兵入关，直抵京城，以及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兵变之后，各路勤王之师云集近畿达二十余万之多。负守关全责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孙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挥不灵。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无所表现，真是坐守而已。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识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宁南侯传》记载了左良玉发迹的过程。
左良玉是辽东人，投军以战功得为辽东都司。有兵无饷，少不得常干一些土匪抢劫的勾当。有一次抢了一大票，不想竟是运到锦州的饷银，论法当斩。而同犯丘姓很够义气，一肩担承，左良玉得以不死。当然，官是丢掉了。宁南侯传云：
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
古代执掌兵权的国防部长称为大司徒，侯询系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故称为司徒。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职责之一，即是守护陵寝。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设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叶以后，龙阳之风甚炽，军中不携妇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寝。“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说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贾开宗，于此四字之旁有夹注：“宁南出身如此。”也就是说老左在陪侍那些朝廷高官喝醉了酒，丢失了用黄金铸造的祭祀用酒杯后，左良玉去请罪，侯恂宽恕了他的死罪。所以在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中派给老左的角色是面貌娇美的小生，可知其中隐含微言大义。
崇祯四年（1631年）春天，清太宗制成红衣大炮。秋天举兵侵明，进围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宁南侯传》记：
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侯询说：“大凌河面临的关东铁骑是天下劲旅，这围不易解。我去出征，谁在这里守陵？你又能派遣那些将领去前线，以解大凌河之围？中军将王国靖，是书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侯副部长说：“那么谁可以呢？”尤世威说：“独左良玉可耳！但是左良玉只是一个打扫卫生的走卒，怎么能率领诸将打仗呢？”侯副部长说：“良玉刚刚到此不久，我难道不能重用他？”当天晚上 漏下四鼓，尤世威亲自去了左良玉宿舍，请他出山领兵。
左良玉听说尤司令员亲自前来以为是前来抓捕他，绕床自言自语语：“莫非是当年抢劫仙音的事败露了”于是藏在床底下不肯出来走尤世威大声高呼说：“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于是告诉他侯副部长决定提拔他当副司令（副将）领军前去解大凌河之围。告左良玉大惊失色，抖抖霍霍站立多时，才缓过劲来，跪在尤司令脚下，尤世威也跪下将他扶起来。
不一会侯副部长也亲自前来和左良玉会面。次日国防部副部长三军总司令侯询在辕门召集诸将以黄金三千两为左良玉送行，和他对饮三大卮酒，发布命令三道，赐令箭一面。侯询大声说：”三扈酒者，以三军属将军率领也！令箭，如同我在指挥作战。诸将士必须听从左将军的命令，左将军今日已为副将军，位在诸将之上。我的任命状疏，今夜即发矣！”
左良玉率兵出征，跪在辕门前的台阶下说：“”此行如果不建功绩，我将提头来见。出发之后果然连续攻克松山、杏山，取得大凌河之捷，功劳为第一，遂升为总兵官（省军区司令）。良玉自起被贬谪军校至总兵官，连头带尾仅仅一年有余，时年三十二。因此，侯询对于左良玉的崛起有知遇之恩。
当侯恂就事一个月之后，首辅周延儒为温体仁所排挤而去官。不过温体仁虽取代为首辅，犹不敢彰明较着与东林、复社为难，所以侯恂亦得安于其位。
崇祯九年（1636年），东林党人文震孟被排挤出内阁后，温体仁羽毛已丰，职掌财政支出的侯恂为老温唆使言官奏劾侯部长浪费公款，被捕下狱，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李闯王围攻开封，张献忠围攻湖北才让他出狱戴罪以兵部侍郎衔去领兵督师，指挥左良玉部救援开封。而此时大局糜烂，军事上已经难以有作为，故侯询救援无功，开封失陷，侯询再次获罪下狱，一直关押到李自成攻破北京，被释放出狱，逃回家乡隐居不出。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祯十一年。此时正是父亲侯恂被诬陷入狱期间。侯方域从北京南归的原因是在应江南乡试。第二年方始结识李香君。 崇祯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为明朝百毒俱发，势在必亡之时，而南都的繁华，却更胜于昔。“四公子”的名声，即起于此时雀起。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南闱乡试，王谢子弟，东林孤儿，连翩入场。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尽关乎文字优劣，如侯方域之被摈弃，是因为第一场策论触犯时忌之故，文章中对当今皇帝崇祯，隐含不满之意。由于随父久居京师，洞悉高层权斗内幕，看问题往往犀利，对于时弊有清醒之认识，又加上帝国高干子弟的秉性，放言高论，无所顾忌，言论中就有些放肆，那些久历官场的帝国学政、提学等主考官在政治上何等敏感，猫狗鼻子不会嗅不出其中的异端气息。
在侯大少爷晚年所撰的《壮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试策一》，有徐邻唐按语：
是科为己卯，朝宗举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辈且得罪。”本房廖公国遴力争曰：“果得罪，本房愿独任之。’正考迟回良久曰：”吾辈得罪，不过降级罚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读其策，岂让刘蒉，千载一辙，良可叹也。
已卯科考，侯朝宗已经定为举人第三名。放榜前夕，副主考对正主考说：“如果此生入选为举人，我们一定得罪皇帝”而这一科房师廖国遴力争说：“如果得罪，我愿一人承担责任。”正主考思考良久说：“我辈得罪，最多罚俸禄降级而已，而对于侯公子却可能是死罪。不录取是为了保全他。”于是朝宗落榜。读朝宗这篇策论，写得实在不比唐代大和年间揭开党争黑幕的考生刘蒉的差，是千载难逢的好文章，他的落榜实在可惜了。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则磨勘试卷，侯方域将获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因为侯方域这篇策论中，对崇祯有极深刻的批评，试摘数段如下：
所贵于甘德者，能临天下之谓也。虞书曰：”临下以简。而后世任数之主，乃欲于其察察以穷之。过矣！夫天下之情伪，盖尝不可以胜防；而人主恒任其独智，钩距探索其间，其偶得之也，则必喜于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转而疑人。秉自用之术，而积疑人之心，天下岂复有可信者哉？
这开头的一段，便是指，君临天下者，主要在于本人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虞书上说：皇帝对待下属还是简单为好，管理民众以宽大为怀，也就是东方朔所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的意思。而后来的一些皇帝，对于朝政掌管的过于细致，对于一些小事也要刨根问底，所以天下人就以虚伪来应对了。这样伪善的小人也就防不胜防。而君主老是自以为是，观察得过于细致，自己的判断偶然得到证实时，就刚愎自用，自信满满；而判断错误时，就可能辗转而怀疑他人。所以刚愎自用，而又怀疑他人，天下怎么能有诚信可用的人呢？
他的朋友贾开宗在旁批注说“此暗指刘忠端公”也即是崇祯朝左都御史大儒刘宗周曾经上《痛愤时艰疏》直言批评崇祯皇帝：
且陛下所辟划，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疑之端遂从此起。夫持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雍；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事，则意见有时移。方且为内降，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
侯朝宗这些言论，句句点到崇祯帝刚愎自用，疑心病太重的毛病，和刘宗周之上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以下策论用人之道，太子教育问题和内忧外患的用人问题、和战问题、文章取士问题均有直言不讳的批评。侯方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其言论背后隐含着朝政的诸多弊端，均是有事实依据的，是否也隐含着崇祯帝听信薛国观、温体仁的谗言对自己父亲侯恂被诬陷下狱的切肤之痛，也未必不可能，所以言论激烈而剀切，暗藏的锋芒可见一斑。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宁远巡抚袁崇焕率师赴援。其先，俘获太监二人，清太宗付与汉军旗人高鸿中、鲍承先监收。高、鲍二人遵密计行事，据《清太宗实录》所载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语云：“今月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袁崇焕下狱。
这完全是《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故事的翻版。事实上，清太祖时曾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作为兵书。清太宗确为有心用此反间计，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对崇祯“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深致感叹。后入读史，尚有余憾，则在当时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论中痛切陈词如此。倘或中式，闱墨发刻，天下皆知，则谤讪君上，必有巨祸。是故“保全”之说，亦不可全视为遁词。
榜发下第，侯方域回家乡，与贾开宗等组织文社，名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传》所谓“雪苑侯生”之雪苑，出处在此。
回到家乡归德后，又遇到了一件很有意思事情，那位马士英的同党，田仰以三百金追求李香君，被李严词拒绝。李香君一点面子都不给，使他很是下不了台。这位淮扬巡抚竟然怒迁怒于侯方域，多次致信小侯，认为这一切都是侯侯方域所策划的。当朝二品大员为一秦淮歌姬竟然争风吃醋，实在使人不齿，可见其人的猥琐不堪，小侯接到信一定在内心是又可气又好笑的。这位田仰是贵州安化人，曾经在天启朝担任过四川巡抚，因为甘于充当魏忠贤的干儿子，在崇祯朝被罢官，弘光朝走了阮大铖的路子和马士英结为乡党，重新起复，实为阉党余孽。如同侯方域和李香君又怎能看得起这样的无耻小人呢？于是侯方域又有了一封导致田大人遗臭万年的《致田中丞书》， 在这封书信中侯方域写道：
承蒙老中丞来信，使我能够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自己的行为，惭愧得无地自容。中丞大人在年龄上与我相差好几倍，在地位上相差那么悬殊，你老竟然不顾自贬身份降尊纡贵，与我们这些年轻人讨论那些玩笑般的浪荡行为。说道大人过去以三百两上好白银，想招徕金陵名妓李香君，被姬所拒绝，是我在背后唆使的，因此而刮去污垢，寻找疤痕，吹毛求疵地指责大人。我诚然修养不够，言行不够谨慎，但是也不至于连累到大人您 。如果大人您想使外界无可议论，则应该像过去的贤人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那样 ，他们虽然身份高贵，而且皆与青楼女子有所应酬，也未听说后世有人议论，为何独到中丞大人您，世人就苛求了呢！那就是中丞大人果然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如果不是重金征妓，大人又有何担心之处呢？
所以君子立身和处世的行为本来就是有因有果有本有末的，你老反复来信指责我，使我感到汗颜。我虽然是一介书生，常常也唯恐自己稍有失误，为那些
风月场中的失意，对于田仰这样的高官，为了不自取其辱，也只能自己躲在洞穴里暗暗舔平自己心灵上的疮疤，对外依然是道貌岸然的朝廷高官，那有这样公然展示自己的无耻无聊，大张旗鼓地谴责自己的情场对手的。况且对手又是当时连同皇帝也敢批评嘲讽的文坛名士，此举只能是自讨没趣，田仰的蠢笨归根结底是其心灵的无耻幽暗，末世官场堕落的无可挽回。
侯方域的回信，行文绵里藏针含而不露，委婉大度的语气中暗含机锋，文中对于田仰这类朝廷庸臣的不屑奚落难以掩饰，不言而喻李香虽为金陵
侯方域的好朋友贾开宗在评价此信时说：
却其金不往，事本奇，笔下更写得委屈生动。
王文濡在《续古文观止》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南都偷安，危在旦夕。为臣子者宜如何卧薪尝胆，力图恢复。而乃燕雀处堂，坐忘颠覆，征歌宥酒，日事嬉遊。至所求不得又复形诸笔墨，与人争闲气。以中丞之贵而廉耻道丧，如此因不亡焉得乎！又曰：娓娓说来，入情入理，田仰何人？自取其辱而已。又曰：（最后）一段大议论，极嬉笑怒骂之至。
侯方域天赋异禀，在京师侍奉父亲，多为贤公卿所赏识。胡介祉在《侯朝宗公子传》中称他“生而颖异，读书尝兼数人”，“为文若不经思，下笔千万言立就”。他与魏禧、江琬被称为清初三大文学家，其文恢奇雄健，被誉为宋代以来“中州数百年一人而已”。侯方域倜傥任侠，与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被誉为“为天下持大义者”的“南明四公子”。他与陈贞慧、吴次尾作《留都防乱公揭》，历列阮大铖之罪，声震南都。曾醉登金山，指评当世，临江悲歌，被誉为周瑜、王猛。他与同里贾开宗、徐作肃、徐邻唐、徐世琛、宋荦组织雪苑文学社，切磋文事，被誉为“雪苑六子”。
侯方域是复社成员，文章风采，著名于时，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复多尔衮书》即为方域起草。《多尔衮致史可法信》则为方域早期复社盟友降清的李雯所书写，也可谓朋友陌路，文遇良才，棋逢对手，这位李雯当年也算是“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的男朋友之一，可惜后来投降了清军，成为多尔衮的抢手。
明季启、桢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愤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公子四人，桐城方密之以智、如皋冒辟疆襄、宜兴陈定生贞慧与商丘侯朝宗方域，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
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复社四公子虽然都不在朝当官，却俨然民间舆论领袖，开始了与魏忠贤党徒的斗争，其中侯方域最为著名，然而在王朝鼎革之际，其他三位均坚持不与新朝合作，先后当了遗民。而其中最优秀者侯方域，却去参加了满清的科考，这是对他景仰负有重望的士大夫们在感情是难以接受的。也就是他其实从少年成名起，就一直带着光环在社会舞台的聚光灯下，追光一直跟踪着他步伐，他成了士大夫的榜样，任何的瑕疵都可能损害他的清誉，这就是盛名反被盛名所误的性格悲剧。
陈寅恪曾代侯方域辩护说：“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于不得已。‘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后来竟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按：引诗中“地下何颜”句与原诗有出入）之句讥之。殊不知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就解释侯方域应乡试是“不得已”的，他的观点是客观公正的。侯方域的五世孙侯洵所撰年谱中写道：“当事欲治公（侯方域），以及于司徒公（侯恂）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观点正和陈寅恪的一致。
顺治九年（1652），侯方域写《与吴骏公书》，劝吴伟业不要出仕清廷，言辞恳切，说理充分。贾开宗评这信时说：“文之光芒，上薄星汉。”又说：“余见学士复侯子书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负良友！’其后当事敦迫，卒坚卧不出，斯人斯文并足千秋矣。”清陆以湉也于《冷庐杂谈》中说：“梅村（吴伟业）出山，侯朝宗曾遗书力劝。”在该信中他谆谆告诫伟业：
对于早已复辟无望的明帝国，出身于时代簪樱之家族的部长公子始终是非常怀念的，他在致友人方以智《与方密之书》中“（厌木）丝之衣”的细节描写即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入清后，作者听说故友方以智为了表示坚定的遗民意愿削发出家，很受感动，于是写了这封信，向方氏表示崇敬之意。其中详记作者珍惜故友馈赠的丝衣，借以表达二人真挚的友情和作者对故友的深切眷念，是全文最精彩动人的一节：
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厌木）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元致，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浣濯之，以为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后，制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献。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矛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翦而更之，以就时制，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
在作者笔下，方以智赠予的这件丝衣已经远远超出一件衣服的价值，而成为一种对于故国衣冠服饰礼仪文化的一种怀念，剃发易服是清政府以屠刀逼迫中原人民遗弃中华文化的奇耻大辱。侯方域一直珍藏着这件丝衣就是表示对于故土文明的追思，是当年社友之间友谊的象征，对于前朝风物故人的眷恋，潜含着亡国切肤之痛的悲哀，这是一种特定的遗民意识体现。作者以详尽细微的笔致，即物即情，处处着意，读后感人至深，堪称古代散文成功地运用细节抒情寄意的范例。
顺治十二年（1658年）十月，年仅三十七岁的一代才子，曾经叱咤风云的复社学人，在寂寞悲凉中贲志以没。这年十二月，已经做了贰臣，一直羞愧难当的吴伟业经过河南写下了《怀古兼吊侯朝宗》：
河洛风尘万里昏，
百年心事向夷门。
气倾市侠收奇用，
策动宫娥报旧恩；
多见摄衣称上客，
几人刎颈送王孙？
死生总负侯赢诺，
欲滴椒浆泪满樽。
诗中全用信陵君与侯嬴一若千金的典故，抒发对于故友的怀念之情，对于自己当年违背承诺，耻事新朝的变节行为沉痛忏悔，其中没有一个字的自我辩白和对于老友违背承诺的指责。其自注：“朝宗归德人，贻当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诚如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在长篇小说《明末四公子》中所言：
有此一诗一注，胜于侯方域自辩清白者千万言。其实，吴梅村如欲自剖，何尝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试一事，借题发挥？而宁愿屈己以尊人，古人风义盖如此。
而且传说“桃花扇”终于也有了下落。那是崇祯皇帝御赐的宫扇，在侯恂升任太仆寺少卿时，皇帝把它赏给了侯恂，侯恂在升任了户部尚书时又把它送给儿子侯方域。后来侯方域在南京与李香君定情的当天晚上，把它赠给了李香君，并在扇面上题诗一首：
夹道朱楼一径斜，
王孙争御富平车。
青溪尽种辛荑树，
不数东风桃李花。
在李香君遭巡抚田仰逼嫁时，血溅宫扇，画家杨龙友就血痕点染成桃花扇，遂成一代佳话。这段故事后来被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传奇》时收入。李香君生前一直将这把扇子珍藏在自己手里，临终前，将扇子交给了侯方域原配夫人常氏，让常氏以后当作女儿的陪嫁品。李、侯去世后，他们的密友陈贞慧的儿子陈宗石前来商丘入赘侯府东园。当常氏的女儿出嫁时，将桃花扇带到陈家。以后，这把扇子就成了陈氏家族的传家宝。后来陈家人丁兴旺，四代五翰林，四世词馆，官运亨通，海内闻名。他们日益认识到这把扇子的历史价值，千方百计秘密收藏，使外人无法知晓。１９８６年５月５日，《中国书画报》发表了赵前《张伯驹目睹桃花扇》的报道：
明末“桃花扇”，由钱壮悔后人收藏，民国初年曾携北京。扇为折叠式，明末杨龙友就血迹点花数笔，成折枝桃花。清初名人在扇上题咏几无余隙。扇盛于紫檀盒内，衬白绫，绫上边有题识，当代收藏家张伯驹曾目睹之。
不过现在扇面桃花已经发黑。这恐怕也是将戏剧艺术的虚构衍化成了现实的美好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