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书写的文化张力与精神图腾／以张国领闻一多段春梅汪海君为例

杨青雲（《周公研究》总编辑）

北京，这座沉淀三千年建城史与八百年建都史的文化名城，始终是中国诗歌书写的精神高地。从燕都的慷慨悲歌到元大都的雄浑气象，从明清的市井吟唱到现代的精神呐喊，北京以其独特的地域肌理与文化基因，孕育了兼具神性维度与人间烟火的诗性传统。张国领、段春梅、汪海君、闻一多、诗豪天五位诗人的《北京诗歌概念》系列作品，以差异化的书写视角与艺术表达，构建起多维立体的北京诗学图景。他们或以具象的城市地标为锚点，或以抽象的精神符号为载体，在历史与现实、个体与家国、神性与世俗的双重维度中，形成强烈的诗学张力，既揭示了京派书写背后深植的神性支撑，也展现了地域文化对诗人的强大感召力与诗性奔赴。

本文以五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为核心文本，通过解析诗歌中的意象选择、情感表达与价值取向，挖掘京派书写的神性内核，即对正义、光明、纯粹等终极价值的执着守望，以及地域文化的诗性基因，即中轴线的空间秩序、古都的历史积淀、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对诗歌创作的深层塑造。在诗学张力的辩证关系中，探讨北京诗歌如何在坚守精神神性的同时，完成对地域文化的诗意诠释与创造性转化，为当代城市诗歌创作提供思想资源与艺术借鉴。

一、神性支撑京派书写的精神图腾与价值锚点

（一）信仰之光从红烛到星火的精神传承

闻一多的《红烛》堪称现代诗歌中神性书写的典范，其以红烛为核心意象，构建起“燃烧—牺牲—光明”的精神图腾，为京派书写奠定了神性维度的价值基石。诗歌开篇即以“这样红的烛”与诗人之心形成对照，红烛的红色不仅是视觉意义上的色彩，更是精神层面的象征，代表着赤诚、热血与信仰。“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两个设问直指存在的本质，将红烛的物理形态升华为精神载体，而“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的矛盾与冲突，恰恰揭示了神性实现的必经之路：唯有通过自我牺牲与奉献，才能抵达精神的光明之境。

闻一多在诗中赋予红烛明确的使命：“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这里的红烛不再是单纯的器物，而是承载着救赎使命的精神符号，其燃烧的过程就是对抗黑暗、唤醒民众、追求正义的过程。这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奉献精神，既是闻一多个人信仰的写照，也成为京派书写的神性基因，北京作为国家文化中心与精神枢纽，其诗歌创作天然承载着对民族命运的关怀与对终极价值的追求。红烛的流泪与燃烧，构成了神性书写的双重维度：流泪是对人间苦难的悲悯，燃烧是对光明信仰的坚守，二者的辩证统一，使得诗歌的神性支撑既有温度又有力量。

诗豪天的《今天大雪》将这种信仰之光转化为具体的历史人物与精神符号，实现了神性书写的当代传承。诗歌中“《李大钊诗传》站在雪中，字句如星火，点燃漫天白茫茫一片”，以星火喻指李大钊的思想光芒，在大雪的苍茫背景下，形成强烈的视觉与精神对比。李大钊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其“在雪夜播种光明”的壮举，正是红烛精神的延续，以自我牺牲为代价，为民族寻找出路。同样，《萧军诗传》“带着东北旷野的粗粝，在雪花的褶皱里藏着滚烫的呐喊与倔强”，（绿岛）《鲁迅诗传》“笔锋如寒梅刺破苍茫，那些犀利的独白凝结成不朽的诗章”，萧军的正义坚守与鲁迅的灵魂解剖，都是神性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呈现。

诗豪天将这些精神符号置于北京大雪的语境中，赋予其超越时空的神性意义：“雪是纯粹的象征，正如他们的文字不染半分尘霜”。大雪的纯粹与先驱者的精神纯粹形成互文，而“千万支笔在天地间书写”的意象，则将个体的精神坚守升华为群体的神性守望。这种从红烛到星火、从个体到群体的精神传承，构成了京派书写神性支撑的核心脉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光明、正义、纯粹的信仰始终是北京诗歌不变的精神图腾。

（二）纯粹之境白雪意象的神性隐喻

汪海君的《白雪》以和闻一多《红烛》的形式，构建了另一重神性维度，纯粹之境的坚守与追求。诗歌开篇“白雪啊！这样白的雪！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洁白？”与《红烛》的开篇形成镜像呼应，将红烛的赤诚转化为白雪的纯粹，为京派书写的神性支撑增添了洁净、圣洁的内涵。白雪的“白”是一种剥离了世俗杂质的纯粹，是精神层面的绝对洁净，这种纯粹性正是神性的核心特质之一。

“是谁凝冰霜——给你形骸？是谁巧雕琢——赋你灵魂？为何更需融雪成冰，然后再化虚无？”同样的设问结构，却指向不同的神性逻辑：红烛的神性在于燃烧与奉献，而白雪的神性在于消融与净化。“原是要融化出雪水来，这正是自然的力量”，白雪的消融并非毁灭，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价值——“不息地洒向人间，滋润干涸的心灵，洗涤创伤的旧痕”。这种“从有化无”的过程，体现了神性的另一种形态：不追求外在的张扬，而是以静默的方式完成对世界的净化与救赎。

白雪的纯粹性与北京的地域文化形成深度契合。作为古都北京既承载着皇权的庄严与神圣，也孕育了“君子比德于玉”的纯粹品格。汪海君将白雪的纯粹与诗人的心灵相对照，实则是将地域文化中的纯粹基因转化为诗歌的神性支撑。“纯真圣洁，莫过白雪”的结语，既是对白雪意象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京派书写神性内核的精准提炼，在纷繁复杂的世俗世界中，坚守精神的纯粹与洁净，正是神性支撑的本质所在。

诗豪天的《今天大雪》进一步强化了白雪的神性隐喻。“一片纯粹的洁白，覆盖了喧嚣，覆盖了过往”，白雪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精神的净化剂，它以纯粹的姿态消解了世俗的浮躁与功利，为诗歌构建了一个神圣的精神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李大钊、萧军、鲁迅等先驱者的精神与白雪的纯粹融为一体，“碰撞出《北京诗歌概念书系》，如大雪崩裂的瞬间，让诗与雪融为一体，让精神与时代同频共振”。这里的白雪不再是孤立的意象，而是神性精神的外化，它与诗人的书写、先驱者的精神共同构成了京派书写的神性三重奏，彰显了北京诗歌对纯粹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

（三）家国之魂地标意象的神性升华

张国领的《天安门前》以天安门这一核心地标为载体，将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实现了地域地标的神性升华，成为京派书写神性支撑的重要维度。“平平常常的，你看着我天安门／激动万分的我看着你天安门／我流泪了，一个军人的泪／滴在你面前的方砖上”，诗歌开篇以朴素的语言勾勒出个体与天安门的相遇，军人的泪水既是对国家的赤诚，也是对天安门所代表的家国精神的敬畏。天安门作为北京的核心地标，不仅是物理空间的中心，更是精神空间的枢纽，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追求，天然具有神性特质。

“在那里你是热你是力你是威／你是枪林弹雨中的信念／喊一声北京便增胆略百倍”，张国领赋予天安门多重神性内涵：它是“热”，代表着国家的温暖与力量；是“力”，象征着民族的坚韧与顽强；是“威”，彰显着国家的尊严与神圣；更是“枪林弹雨中的信念”，是支撑民族前行的精神支柱。这种将地标意象与精神信念相结合的书写方式，使得天安门超越了单纯的建筑意义，成为家国之魂的象征，其神性支撑体现在对民族精神的凝聚与传承上。

“班长，请看看北京吧，看看北京／明天咱还要返回祖国的边陲”，诗歌结尾将个体的使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天安门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是精神的灯塔。军人的坚守与奉献，与天安门所代表的家国精神形成呼应，使得诗歌的神性支撑既有个体的温度，又有民族的高度。这种家国同构的书写方式，正是京派书写的重要特征，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其地域文化天然包含着家国同构的基因，而诗歌则将这种基因升华为神性支撑，使得北京诗歌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

段春梅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则以另一种地标意象，展现了京派书写神性支撑的文化维度。“银杏叶在穹顶铺展成河，每一脉纹理都是时光的注脚。书墙静默，沁透《永乐大典》的墨痕，小京狮衔来中轴线的清响”，北京城市图书馆作为现代文化地标，其神性支撑体现在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守护上。《永乐大典》的墨痕、中轴线的清响，这些元素将图书馆与北京的历史文脉相连，使其成为文化传承的神圣载体。“立柱长出燕都古柏的苍骨，托举苍穹，叶片吊顶筛落细雪般光尘”，古柏的苍骨象征着文化的坚韧与持久，托举苍穹的意象则赋予图书馆神性的崇高感，使其成为守护文化根脉的神圣殿堂。

“我踮脚触碰星图微光，接住元大都遗落的篆文。指尖掠过纸页暖意，字隙抽绽社稷的绿芒”，段春梅将个体与历史文化的相遇具象化，星图微光、元大都篆文、纸页暖意，这些意象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场景。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的地标，其神性支撑体现在对文明的守护与延续上，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让文化的光芒得以代代相传。而“将静默的光，汇入中轴线新生的韵脚”的结语，则将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结合，使得神性支撑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时代的活力。

二、地域文化的诗性奔赴京派书写的肌理与基因

（一）空间秩序：中轴线的诗性建构

北京的中轴线是地域文化最鲜明的标识，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轴线，更是文化空间的秩序象征，五位诗人的作品都对中轴线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诗性建构，展现了地域文化对诗人的强大感召力。段春梅的《北京城市图书馆》直接点明“小京狮衔来中轴线的清响”，将中轴线的声音意象融入图书馆的场景中，清响既是物理层面的声音，也是文化层面的韵律，它代表着中轴线所蕴含的空间秩序与文化节奏。“将静默的光，汇入中轴线新生的韵脚”，则将图书馆的现代文化与中轴线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诗性对话。

中轴线的空间秩序体现为对称、庄严、神圣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深刻影响了京派书写的诗性表达。张国领的《天安门前》以天安门为中轴线的核心节点，围绕天安门展开的“大会堂、天安门、历史博物馆、纪念碑”等建筑，构成了对称、庄严的空间布局，这种布局在诗歌中转化为雄浑、庄重的诗性风格。诗人在描写这些建筑时，没有过多的细节刻画，而是以整体的视角展现其庄严与神圣，这种诗性表达与中轴线的空间秩序高度契合，体现了地域文化对诗歌形式的深层塑造。

诗豪天的《今天大雪》将中轴线的空间秩序转化为时间与精神的维度。“漫过长安街的屋檐，漫过琉璃瓦的锋芒”，长安街作为中轴线的延伸，其屋檐与琉璃瓦承载着中轴线的空间记忆与文化基因。大雪漫过这些标志性景观，既形成了空间上的覆盖，也实现了精神上的传承。“与北京诗人的《诗传系列》有着纯粹洁白的隐喻关系”，诗人将中轴线的物理空间与诗歌的精神空间相连，使得中轴线不仅是地域文化的空间载体，更是诗性精神的传承纽带。

中轴线的诗性建构还体现在对“中心”与“边缘”的辩证关系上。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其中轴线是文化、政治、精神的中心，而诗人则以“边缘”的视角（如张国领笔下的军人、段春梅笔下的读者）奔赴这一中心，形成了“边缘向中心”的诗性奔赴。这种奔赴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移动，更是精神层面的认同与归属，诗人通过书写中轴线，表达了对地域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与坚守，展现了地域文化对个体精神的强大凝聚力。

（二）历史积淀：古都文脉的诗性延续

北京三千年的建城史与八百年的建都史，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这种积淀成为地域文化的核心基因，吸引着诗人进行诗性奔赴。五位诗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北京的历史元素，展现了古都文脉的诗性延续。段春梅的《北京城市图书馆》中，“书墙静默，沁透《永乐大典》的墨痕”“接住元大都遗落的篆文”，《永乐大典》与元大都篆文都是北京历史文脉的重要符号，诗人将这些历史元素融入现代图书馆的场景中，使得现代文化空间与历史文脉形成对话，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诗性衔接。

“立柱长出燕都古柏的苍骨”，燕都古柏作为北京历史的活化石，其苍骨象征着历史的坚韧与持久，立柱长出古柏苍骨的意象，寓意着现代建筑承载着历史的基因，历史文脉在现代空间中得以延续。这种诗性表达既展现了诗人对历史的敬畏，也体现了地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深层渗透，北京的现代发展始终离不开历史文脉的滋养，而诗歌则成为传承这种文脉的重要载体。

闻一多的《红烛》虽未直接提及北京的历史元素，但其中的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与北京作为古都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从燕赵悲歌的慷慨激昂到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北京始终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承载地，闻一多的红烛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诗性表达。汪海君的《白雪》以纯粹的意象呼应了北京古都的文化品格，北京作为千年古都，既有着皇权的庄严，也有着文人雅士的纯粹追求，白雪的纯粹性与这种文化品格高度契合，体现了历史积淀对诗性表达的深层影响。

诗豪天的《今天大雪》将历史积淀与精神传承相结合，“《李大钊诗传》（峭岩）《萧军诗传》（峭岩）《鲁迅诗传》（绿岛）”都是北京历史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传所承载的精神，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古都文脉的延续与发展。“它们隐喻的这场大雪，何以在《李大钊诗传》中推介李大钊——那位在雪夜播种光明的先行者”，诗人将历史人物与大雪意象相结合，使得历史精神在诗性表达中得以延续。这种对历史文脉的诗性奔赴，使得京派书写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精神的高度，展现了地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传承力。

（三）家国情怀：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其地域文化的核心内核是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深深植根于每一位北京诗人的心中，成为他们诗性奔赴的精神动力。张国领的《天安门前》是家国情怀最直接的诗性表达，诗人以军人的身份，将对国家的忠诚、对战友的思念、对使命的坚守融为一体，“喊一声北京便增胆略百倍”“明天咱还要返回祖国的边陲”，这些诗句既体现了个体对国家的热爱，也展现了北京作为首都所激发的家国情怀。

天安门作为国家的象征，其本身就承载着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诗人在面对天安门时，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感自然交融，形成了强烈的诗性张力。这种张力使得诗歌既有个体的真情实感，又有民族的精神高度，体现了地域文化对诗人情感的深层塑造，北京的地域文化始终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家国情怀成为诗人诗性奔赴的核心动力。

闻一多的《红烛》将家国情怀升华为对民族命运的关怀与对光明的追求，“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这种呐喊不仅是个体的精神表达，更是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与对国家未来的执着追求。作为在北京生活与创作的诗人，闻一多的家国情怀与北京的地域文化高度契合，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其地域文化天然包含着对民族命运的担当，这种担当精神成为《红烛》诗性表达的核心内核。

诗豪天的《今天大雪》将家国情怀与历史传承相结合，“让精神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今天这个特别的季节，在大雪纷飞的北京，续写永不褪色的诗章”，诗人以大雪为背景，将李大钊、萧军、鲁迅等先驱者的家国情怀与当代诗人的使命担当相连，展现了家国情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与发展。这种延续性正是北京地域文化的核心特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国情怀始终是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诗人进行诗性奔赴，为国家与民族书写不朽的诗章。

段春梅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诠释了家国情怀，“字隙抽绽社稷的绿芒”“将静默的光，汇入中轴线新生的韵脚”，社稷的绿芒象征着国家的生机与希望，而将文化之光汇入中轴线的韵脚，则体现了诗人对文化传承的责任与担当。文化传承是家国情怀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其地域文化始终强调对文明的守护与传承，这种责任与担当成为诗人诗性奔赴的重要动力，使得京派书写既有情感的温度，又有文化的深度。

三、诗学张力神性支撑与地域文化的辩证共生

（一）神圣与世俗的张力：神性的人间化与世俗的神圣化

五位诗人的《北京诗歌概念》作品中，神圣与世俗的张力构成了诗学表达的核心维度，这种张力体现为神性的人间化与世俗的神圣化的辩证统一。闻一多的《红烛》与汪海君的《白雪》构建了纯粹的神性空间，但这种神性并非脱离世俗的空中楼阁，而是与人间苦难、民众命运紧密相连。红烛“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白雪“不息地洒向人间，滋润干涸的心灵，洗涤创伤的旧痕”，神性的实现离不开对世俗的关怀与救赎，这是神性的人间化，将神圣的精神转化为对人间的实际奉献。

另一方面，张国领的《天安门前》与段春梅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则将世俗的地标与场景神圣化。天安门作为世俗的建筑，在诗人的笔下成为家国之魂的象征，承载着神圣的精神价值；北京城市图书馆作为现代世俗的文化空间，被赋予了传承历史文脉、守护文明火种的神圣使命。这种世俗的神圣化，使得日常的场景与地标具有了超越性的精神意义，成为神性支撑的具体载体。

诗豪天的《今天大雪》将这种张力推向极致，“漫过长安街的屋檐，漫过琉璃瓦的锋芒”，长安街的屋檐与琉璃瓦是世俗的景观，但在大雪的覆盖下，成为纯粹精神的象征；“《李大钊诗传》站在雪中，字句如星火”，诗传作为世俗的文本，在神性的语境中成为精神的灯塔。神圣与世俗的相互转化与渗透，使得京派书写既有神性的崇高感，又有世俗的烟火气，形成了独特的诗学张力，这种张力正是北京诗歌的魅力所在，它既能够引领读者抵达精神的高地，又能够让读者感受到现实的温度。

（二）历史与现代张力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历史与现代的张力是京派书写的另一重要诗学特征，五位诗人的作品都展现了对历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中构建诗性表达。段春梅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将《永乐大典》的墨痕、元大都的篆文等历史元素与现代图书馆的星图、展台等现代元素相结合，“我踮脚触碰星图微光，接住元大都遗落的篆文”，历史与现代在个体的体验中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简单的历史怀旧，而是对历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将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使其成为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张国领的《天安门前》以现代军人的视角书写天安门的历史与精神，“我那在大山缝隙里的日日夜夜啊／我那在硝烟弥漫下的日日夜夜啊／我多少次呼唤着你的名字”，现代军人的经历与天安门所承载的历史记忆相结合，使得历史精神在现代语境中得以延续与升华。这种延续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根据时代需求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将历史上的家国精神转化为现代军人的使命担当，赋予历史传统新的时代内涵。

诗豪天的《今天大雪》将李大钊、萧军、鲁迅等历史人物的精神与当代北京的大雪场景相结合，“在今天这个特别的季节，在大雪纷飞的北京，续写永不褪色的诗章”，历史精神在当代的诗性书写中得以复活与传承。这种传承是创造性的，诗人不是简单地复述历史，而是将历史精神与当代语境相结合，使其成为激励当代人前行的精神力量。历史与现代的张力，使得京派书写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时代的活力，展现了地域文化强大的适应性与创新性。

（三）个体与群体的张力：精神的共鸣与凝聚

个体与群体的张力是京派书写诗学张力的又一重要维度，五位诗人的作品都展现了个体情感与群体精神的共鸣与凝聚，在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关系中构建诗性表达。张国领的《天安门前》以个体军人的视角切入，“我流泪了，一个军人的泪”，个体的情感是真挚而具体的，但这种个体情感并非孤立的，而是与群体精神紧密相连。“班长，请看看北京吧，看看北京”，军人的个体情感与战友的期盼、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个体的使命成为群体精神的具体体现。

闻一多的《红烛》以个体诗人的呐喊表达群体的愿望，“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诗人的个体呐喊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代表着民众对光明、正义的共同追求，个体的精神与群体的愿望形成强烈共鸣。这种共鸣使得诗歌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能够凝聚群体的精神力量，实现个体与群体的精神统一。

诗豪天的《今天大雪》将个体诗人的书写与群体的精神传承相结合，“峭岩的诗行，绿岛的篇章，都在飘落中与雪花相撞”，个体诗人的创作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诗人、与历史先驱者的精神形成共鸣与碰撞。“让诗与雪融为一体，让精神与时代同频共振”，个体的诗性表达最终汇入群体的精神洪流，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与群体的张力，使得京派书写既有个体的独特性，又有群体的普遍性，能够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精神认同。

张国领、段春梅、汪海君、闻一多、诗豪天五位诗人的《北京诗歌概念》系列作品，以其丰富的意象、深刻的内涵与独特的艺术表达，构建了京派书写的诗学图景，揭示了京派书写背后的神性支撑与地域文化的诗性奔赴。神性支撑体现为对光明、纯粹、正义等终极价值的执着守望，从闻一多《红烛》的燃烧奉献，到汪海君《白雪》的纯粹净化，再到张国领、段春梅笔下地标意象的神性升华，构成了京派书写的精神图腾与价值锚点；地域文化的诗性奔赴则体现为对中轴线空间秩序、古都历史积淀、家国情怀精神内核的认同与诠释，展现了地域文化对诗人的强大感召力与塑造力。

在诗学张力的辩证关系中，神圣与世俗、历史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相互转化、相互渗透，形成了京派书写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精神品格。这种诗学张力使得北京诗歌既能够坚守精神的神性高度，又能够扎根地域文化的土壤，既能够传承历史文脉，又能够回应时代需求，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标杆。

五位诗人的创作实践表明，京派书写的生命力在于对神性支撑的坚守与对地域文化的深耕，在于在二者的辩证共生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未来的北京诗歌创作，应继续坚守这种神性支撑与地域文化的诗性奔赴，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诗歌体系贡献北京力量。而“北京诗歌概念”这一诗学命题，也将在更多诗人的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完善，成为解读北京、解读中国的重要精神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