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书一一《李白与杜甫》

                   陈振民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最后一部学术专著。对这本书，文化界争议很大，好些人批评它是以階级观点“迎合毛泽东”的“扬李抑杜”之作。其实並不如此。

李杜之诗我都爱读，李的豪宕飘逸，杜的沉郁怆凉，都给了人很满足的美学享受。而郭老的《李白与杜 甫》我也爱不释手。可以说，郭对李白与杜甫的基本看法，是他从青年至老年的一贯看法，这有许多资料可以证实，并非郭在文革年代有意顺从毛泽东的旨意。只是他年轻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对李杜各自的认识更为深化了。他用階级分析法分析李杜思想作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之后，階级学说就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学说之一，郭老作为共产党的学者，用階级分析法分析李杜完全应该。因为在階级社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階级的烙印，李杜均不能例外。

比如李白，郭老说“李白是大财主的儿子…挥霍任性，游手好闲”；说 “李白的思想，受着他的階级的限制和唐代思潮的影响，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是属于‘封建士大夫階层的”；说李白是“帮闲献技”的“御用文士”，“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说李白是“一面在讥剌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说李白“始终眷恋着朝廷…这忠心耿耿的程度是不亚于‘每饭不忘君′的杜甫的”等等。而对杜甫，郭老肯定他是同情人民苦难的，但有些学者把杜说成“超越了自己階级”的“人民诗人”，郭老就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杜并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与人民同爱憎同言动。杜对人民仅是站在旁边的同情者，这当然也是好的，但也只限于如此。杜对人民的要求则是 “劝其死王命，慎勿奋远飞”。人民向统治者造反，杜甫就骂你不该，还替统治者出主意要严加防范。杜甫曾一度过的是“地主生活”，有着一定的“地主階级意识”…郭老书中对杜的所有分析都是为了说明这些。这正是有階级观点的郭老慧眼独具的地方，是他可贵的超群之处。且郭老明确声明: 杜甫在那个时代处那种地位有那种思想并不奇怪，无须苛责，他批评的是现代研究家不讲階级分析不讲实事求是地将杜甫拔高为“超越了自己階级”的“人民诗人”。不料却遭到一些有冬烘头脑的学者的反对。

应该说，郭老的所有学术论著无一不是创新之作，且常受一些人跳高高痛骂和反驳。像他关于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观点，肯定孔子進步作用的观点，歌颂李自成起义的观点，替曹操翻案的观点，维护蔡文姬对《胡笳十八拍》的创作权的观点，都是挨过骂受过批的，但最终又都证明郭老观点的正确。不用说《李白与杜甫》也将是这么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先前的要长些。因为几十年來在文艺评论中避谈階级分析而只坚持笼统的人性分析，这种弊端，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己经固化了，要克服它是要用一定的气力和时间的。

可喜的是学术界正逐渐有人在肯定《李白与杜甫》的价值。比如《光明日报》于2015年3月5日载文《当代文学应如何化用传统资源》(华南师大赵小华文)称：“郭沫若晚年所著的〈李白与杜甫〉虽四十年來争议不断，却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称此书有“卓越的考据功底和文学感受”，“书中不乏极富创建的观点和独具典范的写法”，“被论者誉为一代奇书”。还有的学者说: “郭沫以其卓越的考据功底和敏锐的诗人感受，生动还原出一代‘诗仙’、‘诗圣’的真实生活，书中诸多观点极富创见，随手援引资料更是妙趣横生”。又有的说: “ 郭沫若作为大史学家的政治洞察力，不是一般的文史研究者所能具备的。这大概与其一生从政、谙熟政治斗争有关。”等等。

当然，在对李杜思想立场的揭示上，郭老对杜甫更严苛些，这是缘于一些学者总是更多地标榜杜甫，故他在剔发杜甫的实际上也自然针对性地更用力些。总不能只允许一些学者谈杜甫的“超越自己階级”，不允许郭老力证杜甫未“超越自己階级”吧？

鉴于郭讲的反映杜甫思想立场的种种事实是推翻不了的，故我们不宜以其对杜的严苛而否定其学朮价值。对李杜诗艺的评论上郭也有自己的偏好，他更欣赏李白的自然洒脱，而不大喜欢杜甫的刻意雕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艺术趣味上谁都有自己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