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蒙小说历史报应内核的深层关注与实存缕析——读《王蒙论》之二

许庆胜 亓玉英 高照仁

       参与法国新批评之争的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学评论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是意义与形式的关系，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赋予作品以意义，即通过评论者的话语让原本只是形式的作品产生意义，就是“让一种二级语言（即一些内在一致的符号）漂浮于作品的一级语言之上。总之，它是一种变形。”这一变形过程就是评论阐释的过程，阐释要通向一种新的主体性，即承认主体是一个空无，一个缺席，评论家围绕这个缺席的主体来编织他的无限变形的话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学评论》副主编》，著名评论家曾镇南先生在《王蒙论》的论述中首先掀开和关注的就是王蒙小说中的历史报应主题，并展开了丰满深层探微和实存分析。

       应该说，王蒙小说中的这种历史因果报应主题不是形成在写作《青春万岁》的青年时期，而应该是大规模形成于57年反右扩大化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他被迫搁笔的二十年之中之后的。曾镇南就是沿着这个合理的历史逻辑展开论述的。“王蒙的处女作《青春万岁》是一支如此绚丽的燃烧着革命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它是王蒙以十九岁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透明的心镜，映照出来的一缕中国革命的霞光。”⑴是“那种轻快的、透明的热情追求真善美的调子，那种对新生活的初恋的情歌的旋律，那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友情、温暖的发现与寻觅”⑵，“在《青春万岁》明朗的、鲜丽的画面中，也有对旧中国某些暗影的描写：受过兽性蹂躏的苏宁，因毛毛乖的惨死而祈祷上帝希望早上天国的呼玛丽，还有郑波在追悼会上说到妈妈一辈子也没有过上那种真正的人的生活时，‘失眠的双眼，突然射出一种坚决的象复仇一样的狠狠的光’，这是全书唯一的一道恨的光、复仇的光，它是射向旧中国的！但当时王蒙没有想到，三十几年后他会把郑波复仇的眼光，烧成一把烛照旧社会五脏六腑乃至神经末梢的大火。”⑶“射向旧中国”五个字极力表明和暗示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一定是完全光明的，永远光明的，是不会存在迫害与被迫害的，只有旧中国才会存在迫害与被迫害的！当时的所有国民大概都是这么认为的，包括王蒙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否则能有明朗的《青春万岁》？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都错了，太轻信太幼稚那些谎言了！经过历史反复印证，经过被迫害的残酷淘洗，王蒙终于看到并非那么简单，终于看到历史报应的沉渣仍在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小说里（指《布礼》——笔者注），王蒙第一次提出了他观察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历史报应的思想。‘历史报应’这个概念，在王蒙笔下，有时简化为‘报应’，初看起来，似乎借用于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有一种俚俗语的色彩。但实际上，王蒙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往往是把它和重大的历史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也是和重大历史迁变在人的命运中的投影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就赋予它以一种严峻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哲学的意味。”⑷。这里明确指出“历史报应的思想”第一次提出是在王蒙小说《布礼》里面，但是王蒙观察到这种负面社会形态大概始于57年的反右扩大化，我们从《王蒙自传·第一部 半生多事》里读到了这样一些“历史报应”的事实：“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我的感觉是目不暇给，日新月异，眼花缭乱，而运动也有点横冲直撞，莫知就里。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D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作家老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作者，诗人G作手势制止了掌声，说是不要鼓掌了，D业经所属单位研究定性，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D登时怔在了那里。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G老师G领导也划成分子了。”⑸（见《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168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2006年5月第1次印刷）“W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名额限制，开除了该副手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W两次吞安眠药自杀，一次在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时，救回来了，他只承认是严重神经衰弱，安眠药吃多了。最后他终于在‘文革’——开始时死去了。”⑹（见《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172页）“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对派的代理人。”⑺（见《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175页）。“反正我听过老舍先生对于丁玲的批评，他说‘……还有您，陈明同志，您的思想也是反动的……’”⑻（见《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179页）。从王蒙自传记录下的这些事实里，我们很容易做出判断，大多文革受害者最先都是加害和热衷于整别人的，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也会落了一个不妙的下场！有的甚至家破人亡！比如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直接受害者吴晗就是如此。但据我看过的有关刊物，其历史渊源及过程也值得深思；那刊物上的那段文字说，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费孝通、钱钟书等乘飞机去美国考察，不知怎么就谈起吴晗来了，宽厚的费孝通对吴晗的遭遇颇为同情，唏嘘不已。没想惹起了钱钟书的不平，他立即对费孝通直言到：“你这就忘了他跃跃欲试揭批揪你的那个时候了！”，弄得费孝通直接就沉默不语了。看来也有类似因果报应的味道，还有著名的“桃园经验”，据说也是文革的预演。

       不过，曾镇南上文说“‘历史报应’这个概念，在王蒙笔下，有时简化为‘报应’，初看起来，似乎借用于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有一种俚俗语的色彩。但实际上，王蒙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往往是把它和重大的历史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也是和重大历史迁变在人的命运中的投影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就赋予它以一种严峻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哲学的意味。”这种“报应”区分，似乎存在极大的合理性，但我们觉得这只是“报应”的不同层次而已，后一种是关乎国度的大报应。佛家讲的报应至少包括三种即现世报（当世报）如上面所引王蒙自传内的报应、来世报以及子孙报。重大的历史现象即国度报应其实本质上就是子孙报，比如曹操曹丕的篡汉，最后是他们的子孙比如曹芳等被司马氏“西晋”戕害报应了！而后呢？强势的司马氏最后是自己的子孙又被“宋”戕害了，随后的隋、唐……直至明、清大都如此，这就是历史因果报应的合理性，世世代代不爽！

       为了更充分例证王蒙小说历史报应内核的确证存在以及学术判定的非虚无性，曾镇南有意识地以中篇小说《布礼》内老魏对钟亦成说的话来佐证：

       “当一个被宣布为‘敌人’以后，我们似乎就不必同情他，关心他，对他负什么责任……现在呢，报应了，我们自己也被宣布是走资派、黑帮，我们又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正象当年你们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一样……”（着重号原来就有）”，⑼（19页）这个引用的王蒙小说的例证极为准确和及时！为此，曾镇南又继续挖掘这个维度的材料：“如果说《布礼》中的历史报应的思想仅仅闪现了一下，老魏也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那么，《蝴蝶》却集中地塑造了亲尝这种历史报应的苦果的主人公张思远。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阶级斗争之剑的张思远在‘文革’狂涛中把下属一个个抛了出去，‘越抛越把他自己裸露到了最前线’，最后，他自己也被揪出定性了。在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他也尝着历史报应的苦果。”⑽（19页）“王蒙曾经对我（指曾镇南——笔者注）说过，在写作《活动变人形》的过程中，他曾一度把他在新时期写的这第一部长篇小说题名为《报应》……”⑾（22页）“从历史主题来看，历史报应的思想在长篇中已经不是作为偶然照亮情节的思想火花存在，小说甚至没有关于历史报应的议论。然而，这一王蒙观察历史演变和人的命运沉浮的、充满辩证因素的独特思想，却以活生生的生活逻辑存在于小说的人物形象体系之中。‘一种灾变、报应、仇恨惩罚的阴影’笼罩着小说每一个人物和画面。”⑿（23页）等等，可见为了论定发现王蒙小说隐含的历史报应内核，曾镇南做了相当多的学术材料收集与刻意记忆，这是学术完美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步骤与环节，其中的翻找辛苦和比对，甚至焦虑是可以想见的。最精彩的还在于，曾镇南又继续深刻地延伸指出：“搞极左、整人的人自己最终也被极左整倒，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十年浩劫这一段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也最刺激人的政治事实”！！这就是恶有恶报，大凡利用这个“机会”投机的充满整人野心的家伙基本上都是这种悲惨的下场！小的在乡村比比皆是，大的如林彪的坠毁、四人帮的被粉碎！但是这个因果报应的被发现，大多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大凡看清了运动本质的个体，只要自觉的不参与，就一定平稳过度，完好无损！王蒙看清楚了，所以他远去新疆做了一个旁观者！“相当多的反思文学作品触及到这样一个政治事实。然而只有王蒙看到了这一政治事实中包含的历史报应的味道。这个发现对于王蒙自己来说，也许是惊心动魄的。”⒀（19页）。如果能预先多读些因果报应的佛书，提前做了前期的心理、行为准备，是不会惊心，更不会动魄的，王蒙能坦然沉稳地去新疆做一个了“旁观者”，他肯定看清楚了一些事情并“提前做了前期的心理、行为准备”，据我估计他不可能惊心动魄，只是对文学事业追求不成而时间荒芜的难耐，他只有等待，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年！如果这二十年也能创作，他要创作多少小说作品啊？当然我认为“人生本身就是创作”，这二十年的炼狱般的熬煎也是创作！只是还没写下来罢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二十年的熬煎才铸就了现今光彩夺目的王蒙！

       更有意思和更让人痛恨的还在于：“搞极左、整人的人自己最终也被极左整倒，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十年浩劫这一段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也最刺激人的政治事实”的背后真相应该是怎样的呢？《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把这种“背后真相”极为准确地说出来了：“我们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我们把旧中国搞了个底朝天，……然而旧中国的历史也向我们报复了。最腐朽的东西打扮成最革命的样子出现在那沉重的十年里……”（着重号原来就有——笔者注）⒁（21页）“最腐朽的东西打扮成最革命的样子”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声称最革命，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他们行的依然是封建社会那一套！皇帝那一套！“华约”阵营里从铁托88岁去世才不当总统的南斯拉夫，一直到朝鲜的如今依然“家天下”等皆是如此。

       “那些在我国制造出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当他们把几亿人拖入普遍的疯狂和怨毒之中时，他们搅起的不正是旧中国最腐恶的沉滓吗？”⒂（29页）“古老的封疆的幽灵，还在顽强地纠缠着我们：历史的报应，还在以比过去复杂得多的形式，落在我们头上，我们能不对这种历史现象深思深究吗？”⒃（30页）“如果我们理解了历史与政治在王蒙思想中的地位，理解了中国革命的发生、胜利及其具体的尔后波诡云谲的变化——这是王蒙亲历的、身心都受到震撼的具体的历史与政治——在王蒙创作中所起的素材基础的作用，理解了王蒙认识历史和人生的独特的辩证的思路，那么，就不会那么惊骇于《活动变人形》的越轨的、强悍的、甚至有点毒辣的笔致了。”⒄（13页），这种“毒辣的笔致”中大概也应该包括了历史报应类的深层思考与感叹！也就是说，王蒙小说的历史报应主题的存在和发展不是无缘无故的，是社会发展与个体遭遇的必然，更是王蒙“亲历的、身心都受到震撼的具体的历史与政治——在王蒙创作中所起的素材基础的作用”，而曾镇南在《王蒙论》中一开篇就关注了“历史报应主题，并展开了丰满深层探微和实存分析”，就他的个性气质与学术正直维度观照，大概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注释：

       1、⑴⑵⑶⑷⑼⑽⑾⑿⒀⒁⒂⒃⒄：引自《王蒙论》15页、13页、15页、19页、19页、19页、22页、23页、19页、21页、29页、30页、13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⑸⑹⑺⑻《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168页、172页、175页、179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作者简介：

       许庆胜：济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地级莱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铁凝小说艺术论》《石祥歌诗评传》《峭岩艺术多维度突破实证省察》《张庆和文学创作艺术》《石祥歌诗评传》《蔡氏四兄妹诗歌研究》《苗得雨诗文赏艺》《唐德亮评传》《王学忠诗歌欣赏与研究》《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北方晓歌散文欣赏与研究》等，北京正出版《许庆胜序跋集》（大众文艺出版社），现正在进行《新国风诗人作品探微》（贺敬之先生题写了书名）、《赵德发研究》等学术著作的文本形成、前期写作。并在美国《远东时报》、《新大陆》、《亚省时报》、《常青藤》、俄罗斯《人文联盟》、越南《越南华文文学》、菲律宾《商报》、台湾《善性循环》、香港《当代文学》、《澳门晚报》《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大众日报》《联合日报》《百家评论》《黄河》《工农文学》《四川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及信息数千篇，总计300万字，美国《远东时报》发表他的评论文章时的编者按中称其为“大陆著名学者”。2018年2月6日——8日许庆胜去山东大厦出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现任山东省莱芜《江北诗词》编辑。

       亓玉英，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理事，莱芜区作协会员，新泰市作协会员。在《散文十二家》等刊物发表《扫眉才子笔玲珑》《从诗词里走出来的女子》《你什么时候想我》《印象苍龙峡》《闲话过年》《夫妻轶事》《人生自是有情痴》《思君》《母亲》《知了龟》《槐花》等作品，莱芜方下镇供销社退休职工，为已故丈夫刘延东整理出版300万字遗著长篇小说《追云逐梦》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轰动，在《济南日报》等媒体多有报道后，北京《作家报》连载《亓玉英的文化重要突出意义》更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

       高照仁，笔名金狗，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茶业口镇东腰关村人，小学高级教师，65万字长篇抗日小说《女中豪杰》在2024年4月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书信《给爱妻的一封信》荣获2012年“世纪金榜杯”全国书信大赛一等奖并由国家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表。四百余篇（首）教学论文、文艺评论、歌词、散文、诗歌、新闻通讯等，获奖或发表在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站上。2025年被“九州文墨”评为“2025年度匠心作家”，济南市《牟国文学》资深作家，荣获“第七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杯”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全国第四届郦道元文学奖”一等奖、“鲁迅文化杯全国第三届文学艺术大赛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