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药鱼法的古今之变：一部鱼类麻醉技术史

张长峰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教授

在现代水产行业中，鱼类麻醉剂广泛应用于活鱼保活运输、养殖分塘转塘、人工繁殖操作及科研实验等场景。其作用机制是通过选择性抑制鱼类神经系统活性，下调其代谢速率与应激反应，从而提升活鱼的养殖、运输存活率与产品品质。目前，全球渔用麻醉剂市场稳步扩张，亚太地区为主要增长区域。市场供给端主要由Zoetis、Hipra等国际企业为主导，产品体系涵盖30余个品种，主要分为化学合成类（如MS-222、2-苯氧乙醇）、物理诱导类（如CO₂麻醉、电麻醉技术）及天然植物源类（如丁香酚）。其中，MS-222因良好安全性获美国FDA认证，丁香酚则凭借低成本、低残留特性，成为绿色养殖场景的首选制剂。

当前鱼用麻醉剂仍面临三重挑战：一是需破解化学药剂残留管控难题，例如MS-222需严格执行21天休药期；二是需满足高密度、长距离运输场景的现实技术需求；三是需研发环境友好型制剂，以契合水产产业可持续发展要求。回溯该领域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学术界开始系统研究麻醉剂对鱼类的生理调控作用；1920年MS-222问世后，逐步成为行业主流产品；1972年日本学者首次发现丁香酚的麻醉功效，进一步推动天然源制剂研究；进入21世纪，受化学药剂残留风险及环保压力影响，业界加大了植物源麻醉剂的研发力度。这种重新聚焦天然活性成分的研发方向，恰好与中国古代“药鱼法”形成历史呼应。

鱼类植物源麻醉技术的雏形，可追溯至中国古代渔业史上的特殊捕鱼方式——“药鱼法”。其核心原理是利用特定植物中的天然活性成分，使鱼类暂时昏迷或丧失活动能力，以便利捕捞操作。该方式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历经汉唐时期的技术完善、宋元时期的应用普及，形成了以“醉鱼”为核心的成熟技术体系。尽管因存在生态破坏风险，历代多对其采取限制或禁止措施，但其中蕴含的植物学智慧，可以为现代渔用麻醉剂研发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从"芒草毒鱼"到"药鱼之辩"

（一）先秦时期的经验积累与技术初创

植物药鱼法的技术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此时人类对植物毒性的认知尚处于经验探索阶段，相关记载散见于早期典籍与考古发现中。《山海经・中山经》堪称最早的"植物毒鱼志"，其中明确记载："又东三十里，曰青要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葌，而方茎黄华赤实，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而紧随其后的"芒草""莽草""葶苎"则被直接标注"可以毒鱼"。经现代植物学考证，"莽草"实为木兰科八角属的红茴香或莽草，其果实含有的莽草毒素（anisatin）属于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可强力作用于鱼类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其运动失衡、呼吸抑制直至昏迷。

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为我们揭示了先秦药鱼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其中《日书》记载："丙丁水，不可毒鱼，鱼不食"，表明当时渔民已掌握根据干支时辰选择药鱼时机的经验性知识。而《秦律十八种・田律》则首次以律法形式对药鱼行为进行规范："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泉，毋毒鱼鼈（鳖），置井罔（网）。到七月而纵之"。这条律文不仅明确了"春二月"至六月为禁渔期，禁止毒鱼行为，还特别注明"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的例外条款，体现了先秦时期"顺应天时"与"民生需求"的双重考量。

汉代是药鱼技术从经验向规范转化的关键阶段。《神农本草经》将莽草列为"中品"药，明确其"杀虫鱼，疗喉痹不通，乳难，头风痒，可用沐"的双重功效，标志着对植物毒性的认知已纳入医学体系。《淮南万毕术》则进一步记载了具体的制剂方法："莽草浮鱼：取莽草叶并陈粟米合捣之，以内水，鱼皆死"。这种"植物+谷物"的复合配方，既利用了莽草毒素的神经毒性，又通过谷物吸引鱼类摄食，提高了药鱼效率，展现了早期制剂技术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文献中开始出现对药鱼弊端的零星反思，《盐铁论・通有》载"水烦则鱼鳖不大，林扰则鸟兽不蕃"，间接批评了包括药鱼在内的过度捕捞行为。

（二）魏晋南北朝的技术传承与认知深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但渔业技术并未停滞，药鱼植物的种类不断扩充，对其毒性机制的认知也更为深入。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虽未直接记载药鱼方法，但其对植物毒性的分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书中提到"蜀椒，闭口者有毒，不可食"，并引《本草经》"椒，有毒，杀虫鱼"，首次明确区分了植物毒性的强弱差异。这种对毒性分级的认知，为后世选择药鱼植物（如优先使用可逆性麻醉植物）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药鱼植物的地域特色开始显现。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记载："广州有药鱼草，叶如苦苣，生水中，鱼食之死，人食之无害"，所记"药鱼草"经考证为玄参科植物，与后世醉鱼草属植物有密切亲缘关系。而《荆州记》则提到 "始兴郡有皋芦木，叶如茗，味苦，取叶捣汁，以毒鱼，鱼死而浮"，反映出南方丘陵地区对本土植物毒性的开发利用。这些记载表明，药鱼技术已形成南北各异的植物利用谱系。

文学作品中也开始出现药鱼场景的描绘。晋代张协《七命》在铺陈狩猎盛景时写道："罗网连洲，笼山络野，列卒周匝，星罗云布。于是飞黄奋鬣，腾骧绝景；奔犀骇兽，突围触泽。鸟不及飞，兽不得逸，鱼不得游。流锋曜景，奔星飞箭，无所遁其形骸矣。"虽未直接提及药鱼，但"鱼不得游"的描写可推测包含药鱼在内的多种捕鱼方式，而赋体文学的细腻笔法为还原当时渔业场景提供了线索。

（三）唐代的技术普及与生态批判

唐代国力强盛，渔业生产规模扩大，药鱼技术得到普及，但同时其生态破坏性也日益凸显，引发了文人阶层的集中批判。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药鱼植物的记载更为详尽，《新修本草》新增"醉鱼草"条目，称其"生江左，叶如马鞭草，花紫，味辛有毒，渔人取花及叶以毒鱼"，这是"醉鱼草"名称首次见于官修典籍。此外，《千金要方》记载"乌桕叶捣汁，毒鱼立死"，《食疗本草》则补充了"鱼藤，生岭南，根如指大，色紫，味苦有毒，浸酒毒鱼"等南方特有药鱼植物。

唐代药鱼技术的成熟还体现在制剂工艺的改进上。《四时纂要》记载了"莽草酒毒鱼法"："莽草一斤，以酒三升浸三日，去滓，以汁泼水中，鱼皆浮起"。与汉代的"合捣"法相比，酒浸提取技术能更高效地获取植物活性成分，且剂量更容易控制，标志着药鱼技术从"粗放捣敷"向"精准提取"的迈进。这种技术改进虽提高了捕捞效率，却也加剧了生态破坏，正如《通典》所记："江淮渔者，多用药鱼，大小尽取，水泽渐涸"。

文人阶层对药鱼法的批判构成唐代药鱼史的重要特色。皮日休在《奉和鲁望渔具十五咏・药鱼》中写道："吾无竭泽心，何用药鱼药。见说放溪上，点点波光恶。食时竞夷犹，死者争纷泊。始怜舌生津，终嫌肠洗胃。谁谓天之仁，不如人之暴。"诗中以"波光恶""死者纷泊"的惨烈景象，批判了药鱼法的无差别杀伤。陆龟蒙的和诗则更为尖锐："药味多从远客携，药堂斜倚槿篱西。不知仙骨今何在，只在秋波一片迷。细大同时死，谁言怨与啼。空馀千树雪，犹绕旧溪堤"，直指其"细大同时死"的生态恶果。这种批判并非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基于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践行，反映了唐代文人对生态平衡的深刻认知。

唐代律法也对药鱼行为进一步限制。《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杖八十；赃重者，坐赃论；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其行道燃火不灭，而致延烧者，各减一等。"虽未直接禁绝药鱼，但将"非时烧草取鱼" 纳入 "非时烧田野"的惩戒范围，间接遏制了通过焚烧植物获取毒素的药鱼方式。

二、"醉鱼"体系成熟

（一）宋代"醉鱼"概念确立与技术规范化

宋代农业技术高度发达，药鱼法也从民间经验上升为专业化技术，形成了以"醉鱼"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沈括在《梦溪补笔谈・药议》中明确记载："襄汉间渔人竞采一种草，捣饭饴鱼，鱼食之皆翻上，乃捞取之，谓之‘醉鱼’。其草叶如车前，开紫花，名为‘醉鱼草’。"这是"醉鱼"作为专有技术名词的首次出现，标志着药鱼技术从"毒杀"向"麻醉"的理念转变。

宋代对醉鱼植物的选择已呈现"优先可逆麻醉"的特点。朱弁《曲洧旧闻》记载："泽蓼，生水边，叶如蓼而大，渔人采之，杂大麦煮为饵，投水中，鱼食之，久之复活，谓之‘醒鱼’。"这里的"泽蓼"经考证为蓼科植物，其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可逆性神经抑制作用，鱼类在脱离药物环境后可逐渐恢复活力。这种对"可逆性"的追求，体现了宋代渔民对生态平衡的自觉维护，与唐代"细大同时死"的粗放式药鱼形成鲜明对比。

官修典籍对醉鱼植物的系统整理是宋代技术成熟的重要标志。《政和本草》在《新修本草》基础上，新增醉鱼草、泽蓼、鱼藤等 6 种药鱼植物，并详细标注其产地、毒性及使用方法。其中对醉鱼草的记载尤为详尽："醉鱼草，生南方溪涧旁，高丈余，叶对生，如水杨，七月开紫花成穗，渔人采花捣汁，投水中，鱼醉浮起，得之不伤，可食"，明确指出其 "得之不伤"的优势，为后世植物源麻醉剂的开发提供了关键线索。

宋代文人对醉鱼技术的描写更为细腻，苏轼在《浣溪沙・渔父》中写道："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虽未直接写醉鱼，但"鳜鱼肥"的景象暗含对可持续捕捞的赞美。而杨万里《初食淮白鱼》中的"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霜吹柳叶落都尽，鱼吃雪花方解肥。醉卧糟丘名不恶，下来盐豉味全非。饔人且莫供羊酪，更买银刀三尺围"，则从食用角度肯定了醉鱼法捕捞的鱼类品质，间接反映了该技术的普及程度。

（二）元代植物多样性拓展与地域技术融合

元代大一统局面促进了南北技术交流，醉鱼植物的种类进一步丰富，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植物利用谱系。元政府编纂的《农桑辑要》虽以农桑为主，但卷六"药草"部分记载了"醉鱼草、鱼藤、巴豆" 等植物的栽培方法，指出"醉鱼草宜栽于溪畔，春栽秋实，叶可毒鱼，花可入药"，将药鱼植物纳入经济作物范畴，体现了其多重利用价值。

这一时期，不同地域的药鱼技术实现融合。北方渔民用"蕁麻捣汁毒鱼"，《农书》记载："蕁麻，生荒野，茎有刺，叶似苎麻，捣汁投水中，鱼皆痛甚，浮起可捕"；南方则盛行"鱼藤根浸酒毒鱼"，《岭南异物志》载："鱼藤，生粤东深山，根如牛膝，浸酒三日，取汁泼水中，鱼皆昏迷，越大者越甚，小者立死"；西南地区则利用"狗颈藤"，《滇南本草》称其 "藤如狗颈，叶似柿叶，捣末投水，鱼醉而浮，土著常用之"。这种地域技术的交流融合，使元代药鱼植物种类达到历代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开始出现对药鱼植物毒性的量化研究。《草木子》记载："醉鱼草花一斤，可毒鱼千斤；鱼藤根一斤，可毒鱼三千斤；巴豆半升，可毒鱼万斤。"这种对毒性强度的量化描述，虽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剂量标准，但为渔民根据水域大小和鱼类种类选择植物提供了实用参考，是技术精细化的重要体现。

（三）宋元时期的管控措施与生态意识

宋元时期，针对药鱼法的生态弊端，形成了"律法管控+民间自律"的双重治理体系。宋代《庆元条法事类・农桑门》规定："诸于江湖陂泽用药毒鱼者，杖六十；若聚众三人以上者，杖一百；因而损伤鱼苗者，加一等。"元代则在《通制条格・渔猎》中进一步细化："禁约诸人，不得于河泊用药毒鱼，违者，没其渔具，笞四十；若于禁渔期毒鱼者，加二等，徒一年。"这些律法不仅明确了惩戒措施，还区分了 "普通毒鱼"与"损伤鱼苗"" 禁渔期毒鱼"的不同量刑，体现了对渔业资源的分级保护。

民间自律机制的形成是宋元生态保护的一大特色。浙江天目山地区渔民自发形成"禁药公约"，规定"春三月、秋九月为禁药期，违者罚钱百文，用于买鱼苗投放"；福建武夷山地区则立"护鱼碑"，刻"禁用药鱼，违者罚戏三台"，将惩戒与地方教化相结合。这种民间自律与官方律法相互补充，有效遏制了滥用药鱼法的行为。

文人阶层的生态呼吁在宋元时期达到高潮。陆游在《秋日郊居》中写道："药鱼无术避江湖，钓得鲈鱼不用沽。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诗中"药鱼无术"并非真无技术，而是表达对药鱼法的摒弃态度。而王祯《农书》中的"渔者当知时，勿违天时；当知节，勿竭地利"，则从农学理论高度强调了可持续捕捞的重要性。

三、管控强化与技术转型

（一）明清时期的严厉管控与文化传承

明清时期，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加剧，药鱼法的生态破坏性更为突出，政府实施了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明代《大明律・户律》规定："凡于河泊陂塘用药毒鱼者，杖一百；若于内水毒鱼，损伤鱼苗者，徒三年；若毒杀他人所养鱼类者，计赃准盗窃论，免刺。"相较于宋代律法，量刑大幅加重，体现了对渔业资源的高度重视。

清代则将管控措施落实到基层治理层面。四川泸州古蔺县黄荆镇桂花河流域现存 5 处 "禁毒鱼虾" 石刻，其中光绪十七年的摩崖石刻明确记载："军粮府英示，沿河毒鱼大伤生命，水流下游人饮亦病，责成团保互相察禁，倘敢阴违，严拿究问"。这种"官府示禁+团保察禁+民众监督"的三级管控机制，将毒鱼行为与饮用水安全挂钩，管控更为精准。当地村民回忆："老一辈说，葛藤毒鱼后，河水半年无鱼，故立碑禁之"，反映了民间对高毒性植物危害的深刻认知。

明清时期，药鱼植物的药用价值得到进一步开发，实现了从"捕捞工具"向"药用资源"的转型。《本草纲目》系统整理了12种药鱼植物，其中对醉鱼草的记载最为全面："醉鱼草，南方处处有之，多在堑岸边作小株生，高者三四尺。根状如枸杞，茎似黄荆，叶似水杨，对节而生。七八月开花成穗，红紫色，渔人采花及叶以毒鱼，尽圉圉而死，呼为醉鱼儿草。入药可祛风除湿，止咳化痰"。李时珍还特别指出："醉鱼草毒鱼而不伤人，入药则可治病，此物之奇也"，为后世开发低毒植物源麻醉剂提供了重要启示。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药鱼技术逐渐退居幕后，更多体现为对生态保护的倡导。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于子游》中讲述了渔民于子游"弃药鱼之术，学钓翁之事，数年而陂泽鱼繁"的故事，通过寓言形式批判药鱼法的弊端。而郑板桥在《潍县竹枝词》中写道："昨来县署听公论，此邦鱼米真可夸。但愿年年无水旱，小民衣食足桑麻"，则表达了对可持续渔业的期盼。

（二）近代技术转型：从传统经验到科学探索

近代以来，西方渔业技术传入中国，传统药鱼法受到冲击，但植物源麻醉的智慧并未消失，而是开启了向现代科学的转型。20 世纪初，岭南大学农学院首次对鱼藤进行化学分析，分离出鱼藤酮（rotenone），证实其对鱼类的毒性机制是抑制线粒体呼吸链，导致能量代谢障碍。这是传统药鱼植物首次被纳入现代科学研究范畴。

民国时期，植物源麻醉剂开始进入应用探索阶段。1935 年，《水产月刊》记载了上海水产试验场的实验："以醉鱼草挥发油按0.1%浓度溶于水中，对青鱼、草鱼进行麻醉实验，鱼体在3分钟内进入昏迷状态，移至清水后 15 分钟苏醒，成活率达95%"。这一实验首次验证了传统醉鱼技术的科学性，并提出"浓度控制"的关键参数，为现代应用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对药鱼法的生态批判上升到科学层面。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在《中国渔业问题》中指出："药鱼法之弊，不仅在于杀伤鱼苗，更在于植物毒素污染水体，影响浮游生物群落，破坏水域生态链。欲求渔业永续，当禁绝高毒植物，开发可逆性麻醉剂。"这种基于生态学的批判，为后世技术革新指明了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政府在1941年颁布《渔业法》，明确禁止使用"巴豆、莽草等剧毒植物"毒鱼，但允许"醉鱼草、泽蓼等可逆性植物"在指定水域使用，体现了"禁限结合"的科学管控思路。

四、从传统智慧到绿色科技

（一）植物源麻醉剂的科学开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化学合成麻醉剂（如 MS-222、苯佐卡因）的残留问题日益凸显，植物源麻醉剂因低毒、低残留的优势重获关注，实现了从传统经验到现代科技的跨越。其中，丁香酚（eugenol）的开发应用最具代表性。丁香酚主要提取自丁香（Syzygium aromaticum）、肉桂等植物，1975年日本首次将其用于活鱼运输，实验表明：在 100mg/L浓度下，真鲷可维持昏迷状态6小时，移至清水后20分钟苏醒，运输死亡率从25%降至5%。

中国对植物源麻醉剂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率先对丁香酚进行国产化研发，优化提取工艺，使纯度达到99%以上，并于1998年制定《渔用丁香酚麻醉剂行业标准》。该标准明确规定：丁香酚在活鱼体内的残留限量为0.1mg/kg，蒸煮 30 分钟后残留量可降至 0.01mg/kg 以下，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ADI值（2.5mg/kg 体重）。目前，丁香酚已广泛应用于我国活鱼出口贸易，占全球渔用麻醉剂市场的35%。

对传统药鱼植物的深度挖掘是现代研究的重要方向。针对醉鱼草的研究表明，其挥发油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为β-石竹烯（β-caryophyllene）和α-法尼烯（α-farnesene），通过抑制鱼类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发挥麻醉作用，对斑马鱼的半数麻醉浓度（EC50）为 80mg/L，且在清水中的降解半衰期仅为2小时，无生态残留风险。对泽蓼的研究则发现，其含有的槲皮素-3-O-葡萄糖苷可特异性作用于鱼类 GABA_A受体，产生可逆性镇静效果，已被开发为鱼苗运输专用麻醉剂。

（二）技术应用的精准化与生态化

现代植物源麻醉技术彻底摒弃了传统"无差别毒鱼"的弊端，实现了"精准可控、生态友好"的应用转型。在活鱼运输领域，形成了"分级麻醉"技术体系：预麻醉阶段使用低浓度丁香酚（20mg/L）使鱼类进入镇静状态，减少活动量；运输阶段使用中浓度（50mg/L）维持昏迷状态，降低氧气消耗；复苏阶段则通过梯度稀释清水唤醒鱼类，成活率可达98%以上。这种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三文鱼、石斑鱼等高端水产的跨境运输。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此领域实现了突破性创新，其研发的植物源休眠剂诱导休眠技术，针对中华鲟、三文鱼等不易通过物理梯度降温实现冷驯化休眠的鱼类，构建了"植物活性成分诱导+微高压辅助"的复合休眠体系。该团队历经10年完成从多种鱼类中摸索出30多种鱼的"无水保活"方案，通过精准调控植物源休眠剂浓度与作用时间，结合特制透气塑料袋与控温技术，使鲆鲽鱼类可实现无水运输70小时以上，从潍坊昌邑运输至新疆乌鲁木齐后，经诱导唤醒仍能保持活蹦乱跳状态，后续存活期可达3个月以上。这一技术将传统植物麻醉的"短期昏迷"升级为"长期可控休眠"，解决了高价值鱼类长途运输的存活难题。

在养殖管理中，植物源麻醉剂的应用更为多元。低浓度乌桕叶提取物（含黄酮类化合物）可用于鱼类镇静，减少应激反应，实验表明：在草鱼养殖池中添加5mg/L乌桕叶提取物，草鱼的皮质醇水平下降40%，生长速率提高15%。在疾病防治领域，醉鱼草煎液（10mg/L）可有效治疗鱼类烂鳃病，治愈率达85%，且无药物残留，避免了化学药剂对水体的污染。

生态安全性是现代技术研发的核心考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发的 "纳米包裹丁香酚" 技术，通过壳聚糖纳米颗粒包裹活性成分，不仅提高了稳定性（常温保存期从3个月延长至12个月），还实现了"靶向释放"，在鱼类体内的代谢半衰期缩短至4小时，对浮游生物的毒性降低90%。此外，基于鱼藤酮的衍生物开发也取得突破，去除其对哺乳动物的毒性基团后，新型制剂仅对鱼类有麻醉作用，且在水体中24小时内可完全降解。

（三）传统知识的现代价值重估

现代科学研究不断证实，传统药鱼法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四川赤水河保护区的研究表明，当地传统使用的"醉鱼草麻醉法"对鱼类资源影响极小：渔民仅在冬季枯水期使用，且严格控制剂量，鱼类苏醒率达 90% 以上，保护区鱼类种类从20世纪80年代的67种增加到如今的95种。这种"时令限制+剂量控制"的传统经验，为现代生态渔业提供了借鉴。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实践进一步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应用边界，其研发的无水活鱼运输体系中，植物源休眠剂的剂量控制技术与传统"醉鱼"的"可逆性"智慧一脉相承，同时通过现代物流技术实现了"唤醒-存活"的全链条管控。该团队还针对不同鱼类生理特性定制植物源制剂配方，如针对敏感型鱼类采用低浓度复合植物提取物，既保证麻醉效果又降低应激损伤，体现了对传统"因鱼择药"经验的科学化升级。

古籍文献的系统考证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国中医科学院与水产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展 "古籍药鱼植物数据库"项目，已从《山海经》《本草纲目》等 20 余部古籍中筛选出36种药鱼植物，其中12种已证实具有麻醉潜力。对"芒草"的考证发现，其含有的白茅素（cylindrin）具有镇静作用，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有望开发为新型水产麻醉剂。

传统知识与现代技术的融合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浙江千岛湖建立了"醉鱼草生态养殖基地"，既利用醉鱼草提取物进行鱼类麻醉运输，又将其作为观赏植物发展生态旅游，实现了"渔业+文旅"的跨界融合。广东粤东地区则传承"鱼藤养殖法"，将鱼藤作为天然农药种植在鱼塘周边，既防治病虫害，又为麻醉剂生产提供原料，形成循环农业模式。

五、总结

从先秦的芒草毒鱼到现代的丁香酚麻醉，鱼类植物源麻醉技术历经三千年演进，完成了从"生存需求"到"生态智慧"、从"经验积累"到"科学创新"的华丽蜕变。这一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至汉代的 "技术萌芽期"，以植物毒性探索和简单制剂为特征；唐宋时期的 "体系成熟期"，形成"醉鱼"核心技术与生态批判并存的格局；明清至近代的"转型过渡期"，实现从捕捞工具到药用资源的功能转变；现代的"科技复兴期"，发展为精准可控的绿色麻醉技术。

传统技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革新，而革新的关键在于对核心智慧的扬弃。古人对植物活性成分的探索为现代研发提供了天然宝库，而现代科学则通过精准提取、剂量控制、生态评估等技术手段，克服了传统方法的生态弊端，实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正是这种融合创新的典型代表，其将传统植物麻醉智慧与现代物流技术结合，构建的无水活鱼运输体系，既延续了"可逆性麻醉"的生态内核，又突破了传统技术的应用局限，彰显了传统知识在现代科技赋能下的强大生命力。正如明代李时珍所言："药鱼之术，善用则利民，滥用则害物"，这一辩证思维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张长峰，1976年8月出生，湖北五峰人，土家族；博士、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政协委员、民盟山东省委委员。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研发部部长、重点实验室（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主任。科技部、山东省科技厅入库专家，农业农村部“科创中国”果蔬贮藏物流产业服务团副团长，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国家“十二五”以来，连续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8项；作为首位发明人获发明专利15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和EI收录文章27篇；制定国家标准12项；出版专著4部；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等。立足本职工作，50余件建言被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和省委办公厅采纳，以及获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多次获民盟中央、民盟省委建言献策突出贡献奖； 2024年度山东省政协“履职优秀委员”；2020年获“省直机关最美职工”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