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孔启儒  光耀千古

—— 评二月梅《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魏佑湖

       在当前学术研究日益追求创新突破与现实观照的背景下，一篇兼具理论深度、实证支撑与思想温度的论文，往往能为所属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引发学界同仁的广泛共鸣与深度思考。“二月梅”的这篇题为《孟子对孔子几个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文，正是这样一篇极具价值的学术佳作。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儒家思想如巍峨灯塔，照亮了数千年的文明进程。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以“仁”为核心构建起早期思想体系；而孟子承其薪火，在战国乱世的特殊语境下，对孔子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更深厚的现实关怀与理论力量。二月梅的文章以清晰的脉络、深刻的洞察，系统梳理了孟子对孔子“仁”“民本”“人性”三大核心思想的继承与突破，不仅精准把握了孔孟思想的内在逻辑关联，更揭示了孟子思想穿越时空的当代价值，读来令人深感认同，亦引发对儒家思想传承创新的深层思考。

       一、从“仁者爱人”到“仁政天下”：孟子对孔子“仁”思想的政治升华

       二月梅指出，孟子“仁政”主张的思想源头是孔子的“仁”，这一判断精准切中了孔孟思想传承的核心脉络。孔子以“仁”为道德伦理的基石，提出“仁者爱人”，其核心指向是个体层面的道德修养，无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准则，还是“克己复礼为仁” 的行为规范，都聚焦于引导个体在家庭、社会关系中践行仁爱，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个人主义”的倡导。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崩塌，孔子寄望于通过个体道德的觉醒，重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其思想更多停留在“修身”“齐家” 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治国理政方案。

       而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战乱频仍，“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残酷现实，让单纯依靠个体道德修养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想彻底破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子将孔子的“仁”从个体道德层面，提升至国家治理的政治哲学层面，提出了“仁政”主张。这不仅是二月梅所言“最重大的发展”，更是儒家思想从“伦理学说”走向 “政治学说”的关键转折。孟子的“仁政”并非空泛的道德说教，而是有着具体的实践路径：在经济上，主张“制民之产”，通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让百姓拥有稳定的生产资料，实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政治上，反对“虐民”“残民”的暴政，强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将民心向背视为政权稳固的根本；在文化上，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通过教育涵养百姓的道德素养，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

       这种从“爱人”到“爱民”、从“修身”到“治国”的升华，让儒家思想具备了回应时代困境的现实能力。

       二、从“尊卑有序”到“民贵君轻”：孟子对孔子民本思想的大胆突破

       二月梅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定义为“挑战皇权的民本思想”，深刻揭示了孟子在君臣关系认知上对孔子的超越。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但仍未脱离“周礼”的框架。他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主张“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甚至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其民本思想更多体现为“重民”“安民”的治国智慧，本质上仍是以君主为核心的“君主民本论”，目的是通过善待百姓维系君主的统治，尚未突破 “君为中心”的认知局限。

       而孟子则彻底打破了这种等级桎梏，将“民”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一论断，绝非简单的“重民”主张，而是蕴含着“主权在民”的朴素思想：在孟子看来，君主的权力并非“天授”，而是源于百姓的认可。“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这种思想直接挑战了“君权神授” 的传统观念，甚至赋予了百姓“革命”的正当性。当君主“虐民”“残民”，沦为“独夫民贼”时，百姓有权推翻其统治，这正是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天下大道。正如“汤放桀”“武王伐纣”，并非“弑君”，而是“诛一夫”而安天下。

       二月梅敏锐地指出，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宋太祖时期“公开谈论‘民贵君轻’而不受追究”的政治清明，到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再到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不闪耀着孟子民本思想的光辉。这种从“君为中心”到“民为中心”的转变，是孟子对儒家思想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也让儒家思想获得了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三、从“性近习远”到“性善四端”：孟子对孔子人性论的理论建构

       在人性论问题上，二月梅清晰梳理了孟子 “性善论” 对孔子 “性近习远”的继承与发展，精准把握了两者的理论关联与差异。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探讨人性的思想家，他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类的本性具有普遍性、共同性（“性相近”），而个体之间的差异源于后天环境与习惯的影响（“习相远”）。但孔子并未明确回答“人性究竟是什么”，是善是恶？还是无善无恶？这一理论空白，为后世思想家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孟子则直面这一问题，提出“性本善”的论断，构建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性善论体系，填补了孔子人性论的理论空白。正如二月梅所言，孟子以“四心”为“性善论”的核心依据：“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心”并非后天习得，而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是人与生俱来的“善端”。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孟子举“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任何人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都会本能地产生怜悯、救助之心，这种不加思索的反应，正是“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也是“性本善”的直接证明。

       二月梅将孟子“性善论”与法家“性恶论”对比，指出两者分别为“仁政”与“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分析极具启发性。事实上，孟子的“性善论”不仅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学根基，更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它相信人性中存在善的可能，相信道德教化的力量，这种对“善”的信仰，成为中华民族重视道德修养、追求和谐社会的精神源泉。即便在今天“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也仍能看到孟子“性善论”的深远影响。

       二月梅的文章以简洁有力的笔触，勾勒出孟子对孔子思想继承与发展的清晰脉络：从“仁”到 “仁政”，是儒家思想从伦理到政治的升华；从“尊卑有序”到“民贵君轻”，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革命性突破；从“性近习远”到 “性善四端”，是儒家人性论的理论建构。这三大发展，不仅让儒家思想在战国乱世中站稳了脚跟，更使其成为塑造中国传统文明、影响当代社会的核心思想体系。

       孟子的贡献，在于他既坚守了孔子思想的核心精神：对“人”的关怀、对“善”的追求、对“和谐”的向往，又能根据时代需求，突破传统框架，为儒家思想注入新的生命力。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千年的关键。

       四、论文的论证特色同样令人称道，其严谨性、逻辑性与实证性的完美结合，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扎实的研究功底。

       在论证过程中，“二月梅”始终遵循 “提出问题 —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路径，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充分的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避免了空泛的理论空谈。一方面，作者对相关理论的运用精准娴熟，并非简单地堆砌理论名词，而是通过理论的“本土化”“场景化”解读，为问题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清晰揭示了问题的生成机制与内在逻辑，让复杂的问题变得清晰可辨。

       另一方面，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更是展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了验证核心观点，通过对案例的背景、过程、结果进行全方位梳理，结合理论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这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呼应”的论证方式，让论文的观点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依据，极具说服力。

       “二月梅”的这篇论文，用严谨的论证、深刻的思考与温暖的关怀，践行了学术研究的使命，它打破了既有认知的桎梏，为领域难题提供了全新解答。这份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温度”的论文，不仅是对所属领域的重要贡献，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也是关注时代的需求，让学术成果真正服务于社会发展。论文提醒每一位追光者，唯有以敬畏之心对待学问，以赤诚之心关切现实，才能让学术研究真正拥有穿越时光的力量，在时代的浪潮中留下坚实而有温度的印记。我相信这篇论文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吸引更多学者为推动领域发展与社会进步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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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孔子几个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月梅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之后儒家思想最卓越的集大成者，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儒家思想创发上的影响仅次于“至圣”孔子，被世人称为“亚圣”。

孟子出生在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的战国时代，比孔子小179岁。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也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孟子出生和成长在那个时代，不可能不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所以，他和孔子比起来，其思想体系虽然是一致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是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创新、很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比孔子的思想更丰富、更实际、更深刻和更有社会价值。因此，研究儒家思想，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孟子思想。

孟子思想极其丰富，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儒家思想创新体系。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孟子》一书中，也就是《孟子》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这七篇阐述的内容十分浩繁，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概括起来，从对孔子思想创新发展的层面讲，我感到特别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由“仁”而来的“仁政”主张

施“仁政”，是孟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根本的要义，就是强调君主应该对人民施行仁慈的政治措施，要求统治者要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争取民心；反对欺压百姓、残害群众，反对暴政。强调只有施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并还告诫统治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认为能施“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这也和老子强调的“人之患在于有为、国之患在于重刑”的道理是一致的。施“仁政”的观点，其思想来源就是孔子所倡导的“仁”。孔子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强调“仁者爱人”。实际倡导的是道德个人主义，就是要爱人，而这种爱人并不是爱一两个人，而是要爱所有的人。而孟子的“仁政”思想，则是把孔子强调的“仁”所处的个人层面，上升到了群体层面、国家层面，把“仁”作为了一种治国理念、治国之道。所以，这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发展。当然，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动荡不安，他的“仁政”观点在当时没能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但他为后人治国还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秦二世而亡，重要的原因就是秦法苛暴，失去民心。后来，很多朝代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政权稳固后都是采取了施“仁政”的治国之策，如汉文帝、汉景帝都是采取了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国内政策，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也由此带来了“文景之治”。当然，后来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也无不与广施“仁政”有很大的关系。

二、挑战皇权的“民本”思想

这是孟子最鲜明的历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其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而奠定了他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这句话的重要意义，首先，他突破了孔子一贯强调的上尊下卑、尊卑有序、君君臣臣，“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愚民政策、愚民思想，打破了君臣常规，是对孔子这些思想的重大突破和有力扬弃。其次，他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没有人民就没有君主。第三，为后世治国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引领。特别是在宋太祖时期，人们都可以在大街小巷上公开谈论“民贵君轻”而不受追究，因而，宋太祖时期也是一个政治特别清明的时期。以至到后来，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第一句话就是“以人为本”。现在，习近平同志又明确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所有这些，都应当是来自于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的这一观点，对历代明君治国、对推动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三、独树一帜的“性善”理论

“性本善”是孟子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他认识论的基础和重要的世界观。他强调“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他认为性善是由“四心”所证明了的。关于恻隐之心，其中说到，人们看见小孩爬到井边，不用谁说就会自动地去救他，这就是心善的本性；羞恶之心，人们会自动地用衣服遮避身体，羞恶感与生就有；恭敬之心，尊老爱幼，孝敬老人与生即来，就是野兽都是如此，虎不食子，人就更不用说了；是非之心。对待事物人们总有一个生来就有的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所以，孟子始终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当然，他也强调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正是因为他有了“性善论”这个认识基础，认为人本质上都是好的、善良的，所以，他才主张要施“仁政”、要以民为本，这些政治主张皆来源于此。性善论是对孔子“性近习远”的继承和发展。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承认有人性，但并未说人性是什么。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人性是善良的。围绕性恶和性善的问题，历来都有两种不同认识的争论，最典型的就是法家，如韩非子就始终主张性本恶，强调人一生下来就是恶的，比如小孩生下来吃母亲的奶，吃不出水就咬母亲一口等；人都有欲望，比如食欲、情欲、贪欲等等，是很难靠自己控制的。所以，他强调必须要用法规来限制和遏控人们的欲望。这也就是强调法治。性恶论是法家严刑峻法的基础。我个人认为性本善、性本恶都有道理，但也都有偏颇的一面，更主要的还是要靠后天的教育、环境的影响等。在性恶、性善谁为本源上，我感到还是性善要多一点，因为人类经过了上亿年的进化，他们自然的、原始的本性已经得到改造，人已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高级动物了，他体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属性，善良的东西还是要多一些，邪恶的东西要少一些。所以，我更多的赞成孟子的观点。

四、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点

重义轻利是孟子所奉行的重要价值观。他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孟子·告子上》一文中还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就明确的表明了孟子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概况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义利并重、以义为先。他在与梁惠王的交谈中就已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就是“义”与“利”相比较，应把“义”摆在前面。二是义利矛盾，以义为重。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若不符合道义，应当是虽利不受，始终以“义”为重。三是义利冲突，舍利取义。当“利”和“义”相冲突时，要保持自我尊严，不惜牺牲生命来换取“义”。孟子的义利思想源于孔子的义利观。孔子不反对“利”，但强调“利”要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强调“义”要大于“利”，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的人是君子，重“利”的人是小人。孟子则强调的是舍身求“义”，所以更高于孔子的义利观，孟子是真正的大君子。孟子的义利观激励了后代无数的仁人志士，舍其小家为大家，像霍去病就说过，“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南宋宰相文天祥，抵制了金人高官厚禄的诱惑，誓死不投降，英勇就义，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我们党新四军军长叶挺，皖南事变被捕后，蒋介石以高官厚禄一再劝降，叶挺将军丝毫不为所动，在狱中写下了《囚歌》，一下坐了5年牢，体现了一个坚定革命者的高尚情怀。这些都是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典范。所以，孟子的义利观对后人思想的引导塑造，所给予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五、刚直磊落的独立人格

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柔”的学问，强调的是柔和、中庸，和为贵，特别是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上一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如孔子一生都强调要“克已复礼”，恢复周朝的礼仪典章。但孟子这方面就与孔子有很大不同。一是睥睨王者、踔厉风发。面对君王总是意气昂扬、刚直不阿、磊落恢弘。如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体现着这种性格和胆魄，一般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他还指出：“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认为不必屈于权势，君臣之间地位上由差别，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二是尚志自立、不媚权贵。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强调人要有志气，不迁就、不迎合、不献媚。同时还强调，即便是在逆境中也要做到不失志，经得住艰难的磨砺。指出：“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认为只有经受得住艰难困苦，才能担当大任。三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也是孟子最著名的独立人格精神，他指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强调在诱惑面前守住节操，不因贫贱改变志向，不向武力低头屈服。认为大丈夫要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刚强不屈的人格形象。孟子强调的这种精神是极其可贵的，特别是直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像方志敏、江竹筠、赵一曼、杨靖宇等，都是坚守气节的典范。孟子强调的这种人格精神，在新的时代仍然是需要的，我们应当自觉地坚守，认真地践行，不断把中华民族的这种高尚的精神发扬光大。

六、 教以人伦的教育理念

孟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40岁以后，游说各国，到过宋、鲁、滕、梁等国，最后又回到齐国，被齐宣王聘为客卿，也就是不任职而论国事。因齐宣王不肯实行孟子的建议，孟子遂告老还家，专意讲学。孟子的教育思想在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拓展，特别是在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形成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孟子的教育：一是在教育对象上，由普通百姓发展到君主。他特别注重对君主的教育，如《孟子》七篇，有两篇讲到对君主的教育，即对梁惠王、滕文公的教育。二是在教育方式上，由一般的讲解到思辩教育。孟子是伟大的思辩家，很善于雄辩，把思辩的方法运用到教学中去，注重说理、逻辑性强、语言犀利，极大增强了教育的感染力。三是在教育目的上，由教授知识到明确提出“明人伦”。孟子提出：学校要“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办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使学生懂得并遵守道德规范、培养自觉服从封建统治秩序的君子、圣贤。从而大大增强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为封建社会政治服务的作用更为明显。孟子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教育影响也是深远的。如我们党就特别注重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各级都有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就是教育封疆大吏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些教育思想，很多都能从孟子教育思想中找到渊源。

（写于故乡邹城，2025年9月15日修改于泉城济南）

作者简介，二月梅，山东邹城人，研究生学历，山东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