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浪潮奔涌的变革年代，政治判别力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现实抉择。当2009年中国空军负责人将冯如誉为“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航父”时，这份殊荣的背后，正是他在清末与辛亥革命交织的乱世中，那份超越时代的清醒与坚定——他的政治判别力，始终锚定着历史的正确方向。
1910年，冯如研制的“冯如二号”一飞冲天，引擎轰鸣震彻华夏。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双重困局：清廷皇室攥着封建统治的残烛垂死挣扎，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派则高举共和大旗，誓要划破帝制的阴霾。两大势力皆洞悉冯如航空技术的价值，纷纷向这位“中国航空第一人”伸出橄榄枝，一场关于立场的考验，悄然落在他肩上。
史料清晰记载，孙中山曾“以救国为问题，向冯如苦心劝说，加以勉励”，这份启迪并非偶然。1911年1月18日，冯如在奥克兰完成首次完全成功的试飞；当月31日至2月5日，他又于旧金山对岸的奥克兰多次公开表演飞行。孙中山亲赴现场观礼，待螺旋桨停转、尘埃落定，他快步迎上，紧紧握住冯如的手，眼中燃着振奋的光：“吾国大有人矣！”此后至2月22日离美归国前，孙中山仍多次与冯如秘密接触，以救亡图存的大义相劝，一点点点亮他投身革命的信念。
后来有报社记者邀约冯如留居海外，待归国后先为上海市民献演飞行。冯如敏锐洞悉其中有清朝官员暗中谋划，不愿落入拉拢圈套，便以“先慰乡梓同胞，且急归省亲”为由婉拒——这份委婉背后，是他对清廷意图的初步警觉，也是政治判别力的悄然显现。
1911年3月22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冯如乘船抵港，两广总督张鸣岐即刻派遣辖区内吨位最大、设备最精良的“宝璧号”军舰前往迎候。这般“荣宠”看似盛情，实则是清廷欲以权势裹挟，冀望冯如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注入“强心剂”。军舰载着冯如一行抵穗后，张鸣岐又在东郊燕塘为其划定飞机制造厂址与机场，还将广东飞行器公司的设备器材悉数运往安置，步步示好，暗藏拉拢心机。
但此时的冯如，早已在孙中山的启迪下明辨方向。他虽需在张鸣岐的辖区内推进航空事业，不得不虚与委蛇接受“礼遇”，却始终坚守底线：不领清廷一职，不受其俸禄。即便张鸣岐后续抛出高官厚禄的诱饵，亦被他断然婉拒——他的拒绝，不是怯懦的回避，而是对“航空救国”初心的坚守。
清廷的拉拢不成，转而施威。1911年4月8日（夏历三月十日），比利时飞行家云甸邦在燕塘表演飞行，广州将军孚琦前往观看，归途于城东门外被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清廷借机将恐慌指向冯如，以恐吓逼迫他屈服，他却以沉默明志，不妥协、不退缩。而当4月27日（夏历三月廿九日），孙中山领导的“三廿九”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轰然爆发，冯如压抑的热忱终得释放——他不仅由衷振奋，更以实际行动为革命奔走，用技术与信念站在了起义者身边。
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后，广东革命军政府随即任命冯如为飞机队飞机长，由他统筹航空事务。至此，他终于能将“航空救国”的理想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创办广东飞行器公司，深耕航空技术研发，冀望以铁翼筑牢国家防线，让中国的天空不再任人欺凌。这份初心，恰与辛亥革命“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同频共振，成为他政治选择的最佳注脚。
回望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冯如的政治判别力，从来不是投机取巧的选择，而是“为国为民”的坚定抉择。孙中山的启迪让他看清时代方向，而留美期间淬炼的爱国主义精神——那份不为私利所惑、一心只为中华复兴的赤诚，才是他站稳历史正确一边的根本。反观当下，少数所谓“专家学者”背弃国家利益，沦为个人贪欲的奴隶，心中只有发财致富的算计，与冯如的家国情怀相较，何其卑劣，何其可耻！冯如用一生证明：真正的英才，永远能在时代迷雾中找准方向，因为他们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冯创志，曾任恩平报社社长、总编辑，恩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恩平市贸易局长，恩平市外经贸局长，恩平市发改局长。退休后至今被聘为中央和省驻江门记者协会高级顾问;恩平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恩平市冯如文化研究会创会第一副会长。2015年被中国创新管理研究院聘为客座教授;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专栏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