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乡贤吴泰昌先生
俞胜\ 文

(吴泰昌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是在2016年经同乡沈俊峰介绍认识吴泰昌先生的,今年的10月1日凌晨,吴老走时八十七岁,我们认识正好九年,初识那年他是七十八岁。这九年来,吴老的形象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总是一头整整齐齐梳向脑后的银发,面色红润得像个孩子,说话中气十足,有时说快了,带有一点结巴。再加上他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我总以为他能长命百岁,所以噩耗传来,我开始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吴老是文坛的“活化石”,作为北大中文系首届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入学,师从杨晦、钱学熙诸先生,当时学习前苏联的学位制度),他亲历了新中国文学学科的草创。还是阿英先生的女婿。在文坛六十多个春秋,从《文艺报》的编辑到散文大家,巴金、冰心、钱锺书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他那里都是活生生的故人。听他讲那些文坛大家,就像在听一个个邻家的故事。
跟吴老相处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个拍或拉人胳膊的习惯,无论是回忆往事,还是讲眼前。讲到高兴处,吴老就会拍或拉坐在身边人的胳膊。他是长者,我们都会顺着他的话说,所以,他时不时地就会高兴起来,时不时地就会拍或拉坐在身边人的胳膊,手劲还不小。我初次认识他时,坐在他的身边,胳膊被他又拍又拉的,都有留下印痕的感觉。后来我学乖了,再一次聚会,就离他稍远一点,尽量把他身边的座位留给其他人。这份小心思,不知他是否有所察觉,但吴老从未说破,每次见到我,都是笑眯眯的。
吴老的家,位于西坝河,三室一厅,从客厅到卧室,到处都是书。不是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上,而是一摞一摞地堆着,连客厅都是满满当当的书。有去过他家的作家写道:“墙角堆着1978年《文艺报》复刊时的合订本,茶几上摊开的是冰心先生亲笔修改的《寄小读者》校样,书柜深处还立着钱锺书先生赠他的《管锥编》毛边本……”人坐在他家的客厅中,就像坐在一座小型的图书馆中。沈俊峰先生去他家去得多,知道吴老家中的藏书还有许多难得的珍品。
三年疫情期间,我和吴老见面少了。一到节假日,就会收到他先发来的问候语,窘迫得我再遇见节假日,赶紧提前送去祝福语。疫情过后,我和吴老的见面还是少,一方面是因为我家庭负担重,两个孩子都还年幼;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考虑吴老年事已高,不敢轻易请他出来聚会。
去年春节前,我和同乡江耀进先生去看他(当时也邀请沈俊峰先生一起,沈俊峰先生回合肥了)。坐在他家的客厅,周边全是一堆堆的书。我们问起了吴老一日三餐是如何解决的,记得江耀进先生劝吴老请个家政,吴老笑着摆手:我现在还行,用不着请外人,外人来了反而不自在。那时看他精神还好,谁想那竟是最后一面。
因着同乡这层关系,吴老一直惦记着我的发展。记得他送我《亲历文坛五十年》时,特意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签了名,委托我替他送给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领导。吴老说,“这样他们就知道我和你的关系了。”话说得恳切,我的手心却微微发汗。可惜我能力差、水平低,这些年一直在原地踏步,实在辜负了吴老这份心意。
前年春节,他发来语音,说作协领导要来慰问他。我懂吴老的意思——他是要在领导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可人事制度严格,我只好装作不懂,说领导看望,是因为他德高望重,祝他新年安康。电话那头,吴老沉默了一下,连说两个“好吧”,便挂了。那余音中透露出来的失望,我还是能听得出来的。
现代文学馆的梁飞副馆长调任《中国作家》副主编时,吴老得知后特意告诉我:“梁飞这个小兄弟,你们一起工作会很愉快。”他的声音里满是欢喜。我知道,吴老是真心替我着想,他怀着一颗童心,同时又像家中长辈一样操心着我的前程。
如今吴老走了,我才明白——这样的长者,这样的情谊,今生我可能再也遇不到了。
吴泰昌先生千古!

俞胜,现任《中国作家》文学版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同时担任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签约作家。其文学创作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蓝鸟》、中短篇小说集《在纽瓦克机场》《莱卡》等。作品曾获首届鲁彦周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二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短篇小说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