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庆悟宅主
民国人物史话（三）
刘湘率军出川抗日
——出师未捷身先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五月，有谣言传刘湘要“反”。
蒋介石决定整理川康军，提出裁兵十万，由五十万裁成四十万。
蒋任命何应钦担任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湘和顾祝同为副主任委员，在重庆开会讨论如何裁军。
七月四号这一天，刘航琛在汉口陪同何应钦到重庆。同时刘湘自成都坐车到重庆。
第二天会议开幕，大家演说几句，便算完了。
六号再开会，大家讨论原则，刘湘讲他遵照中央的意思，表态同意如数裁军并整编。
七号开第二次会。当天发生芦沟桥事变。
会上，大家为前线阵亡将士静默三分钟。
然后，军事整理委员会主委何应钦讲话，传达与蒋委员长的最新电话指示:“北平事变”有扩大之嫌，这个战事恐怕要打成，四川这十万人是不是要裁，委员长电话吩咐可以与刘湘商量着办。
刘湘发言，“我刘湘原向委员长呈明以三个月将川康军队整理完竣。兹值“芦沟桥事变”，对中央对国际既已公开要整军，即不容变更。应缩短时间，"既已向委员长承认过的事，有没有外患，承认了都该办，一定要办！我负责在八月三十一号之前办完。"
于是何应钦离开重庆，将一切事情交与刘湘做主。
八月九号，刘湘裁编差不多已经就绪，中央邀集各方军政大员在京开会。
刘湘前往南京。与会者，有南边来的白健生先生（自广西到南京），有北边来的代表共方的朱德。
刘湘任第二师师长时，朱德是赵又新下面的一个旅长，朱、刘原本是熟人。
朱德含有深意地对刘湘说：“甫澄先生，整军之事，我看不应该办。中国兵以将为主，如果将与兵不相习，战斗力就要大打折扣，整军将全部兵将整编一次，就形成兵将不相和谐。变成了四十万人，战斗力决不会到四十万。不整编，五十万人就能当五十万人用，既然要打仗的话，这整编不是对于你很有害吗？"
刘湘说："这是我要整编的，整编是有利的。"
朱德又说："甫澄先生你学的军事学与我难道两样？"
刘说："学的是一样，不过看的角度不一样。你的看法是我的部队的战斗力，我的看法是日本的敌人。我现在有五十万人，中央会拿来看守我的部队就是四十万人，日本人的敌人就减少了九十万。假如我将部队整编了，中央不需要拿四十万人看守我，而我的部队战斗力，打五折计算吧，当二十万人用，如此，日本人的敌人增加六十万。我不整编，我的人不能用，中央看守我的部队也不能拿去打日本人，所以说我们学的军事学是一样，不过看事的角度不同而已。"
朱德说："假如真是如此，当然整编啰！"
刘甫澄说："我已经整编了。"
刘甫澄又说：他愿意带领他的部队出川作战。
刘甫澄开会回川，问刘航琛是不是要随军。
刘航琛说愿意。
刘湘问刘航琛："要个什么职位？"
刘航琛："战区司令部，应该有个经理处长好了。"
刘湘问："我离开四川之后，后方怎么办？"
刘航琛说："两年多厅长任内，我几乎天天都在当代表跑路，到厅办公只有两次。财政是个计划问题，不是坐着办公的问题。计划在脑子里，可以随时拿出来，电报就可以指挥得了。我出去做经理处长，我可以担保十二师人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打败仗。真为经济问题而打了败仗，该我负责。别的人做经理处长，我不敢担保一定做得到，我去，一定做得到。全体发饷，一个月约一百四十万元，我将四川财政厅的钱，带一百四十万去前方，用以垫发薪饷。抗战时期，作战部队都由军政部发饷，军政部的钱我如数照领，但我用省款，先一个月就将钱送到部队上，军政部发饷之日，就是部队发饷至团的同日。这样做，时效也许提早了一个月或半个月。稍有差异，便是路程的远近问题。这个做法，换一个人，就无法做通，现在甫澄是主席，我是厅长，大家同意动用四川的钱来周转一下，便没有因为经济而打败仗的事了。”
中央发表刘湘为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
1937年11月，已是带病之躯的刘湘率十二个师陆续开拔、东下出川。刘航琛兼任司令长官部经理处长。
刘湘对刘航琛说，因饷不足而战败，你刘航琛要负责，因其他原因而战败，由我刘湘负责。
军事委员会命令，邓锡侯、李家钰和孙震的部队六师去黄河以北，刘甫澄的直属部队六师，在长江以南。
戎马倥偬。11月25日刘甫澄大吐血，到武汉就医，住万国医院，诊断为胃溃疡。蒋介石数次到武汉医院挥望，并就抗战大计与刘湘数次长谈。
1937年1月8日，刘湘约刘航琛到其病室，说己向中央陈述他个人对于抗战的主张:
第一，请求中央用分区办法发行钞票（中央之钞票，从前都没有在票面印发行地区）。他认为国际战争，初期必然会有大片土地陷落。假如钞票不分地区，就要将全国所发行留在陷区的钞票，集中后方，因此会缩短抗战的期限。假如我们的钞票分区，日本人到一地，就要自己去整理。如此免得纸币拥聚后方，抗战时间就可以延长了。这个建议，未蒙当时主持财经者的同意，故未实现。这个建议，在事后来看是相当重要的。
第二，他建议铁路后撤。如京沪、津浦、平汉，可将路轨撤送后方，用之建四川经过云南与安南、缅甸之间的道路，打通一道后门。我们的军队应该与敌人均劳逸。如像云南军到武汉要走三月，而日本的关东军自满洲到武汉只要三天，劳逸太不平均。胜负之数，从交通的快慢就已经判定了。假如我们将铁路撤除，日本人不能在印度洋封锁我们的交通，我们有这道后门，物资进出才有路可走，开拔部队到前线，比日本人还要快些。而当时的情形，是日本人坐火车坐轮船，我们走路。铁路后撤之言并非刘甫澄所发明者。第一次欧战时，意大利为防阻德国人和奥国人的进攻，就采用了这个方法，我们实是可以仿效。当时因为时间过于匆促，没有做到。后来滇越铁路为法国人切断，滇缅公路为英国人切断，我们受了很大的痛苦。
关于后方防务，他认为前方作战，若后方防务不整，将会没有条理。他建议请蒋委员长兼后方防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后方以四川最重要，他愿意做蒋的副手以促其成。
防务委员会的组织第一要务是是防空。他认为筑防空洞、疏散等，太过于消极，不是打仗的正规。应该用战斗机阻击敌人的轰炸机，才能谓之积极防空。他计算一下，当时有的都市，自南京到成都、雅安，自武汉到广州，我们应该使百姓的动产与不动产均投入保险，由政府负责损失。计算当时一架战斗机十二万元法币（三元法币等于一元美金，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而千架战斗机，只要二亿四千万元，而各都市收取的保险费，总数可以达到三亿。拿二亿四千万买飞机，安排在几个据点上。这件事与前方无关，不用国家的钱，只用百姓的保险费。如果二千架飞机还不能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他们有了损失，当然要赔。赔款需要钱，但数目一定不大，有的地方已经沦陷了，也无从赔了。
第二是征训。他主张以保甲制度为征兵的依据。他认为以家为依据，应该出多少兵，毫无把握。因为我们的户口调查得非常不精确。保甲却是精确的，县政府和百姓都知道。他计算过四川有八十九万几千甲（一甲可十家到三十家）。以此征兵，可以征三次，每次每甲只出壮丁一人，一次便可得八十九万余人，其他省份照此办法也容易计算。如此，国家不愁没有补充的兵。训练方面，应该由后方防务委员会来办，分三次训练。分三次训练的理由，是因为枪支不够的关系，不然也可以一次同时训练。照他的办法，全国征兵，仅仅四川一省，便可以达到三百万人。
第三是兵工。刘甫澄在四川的兵工，抗战之前已有相当规模，但抗战一起，便感到规模不够，至少应扩大四五倍以上。
第四是经济。应该在战时的后方对金融、财政、经济有适当的部署（其主要目的在发行地区钞以代中央钞）。
第五是交通。道路交通。不仅运送物资极其重要，就是防空也需要一个交通网，以利疏散，因此，他主张广修公路，西南有交通网，省内亦四通八达。
第六是宣传。抗战是打日本人，是国际战争，当然也是民族战争。如何使老百姓有深切之认识，出钱出力，需要多多宣传。他认为要发动文化界，动员青年学生，多多深人民间宣传。
以上六点，都是刘湘在抗战初期的极有远见的主张。
刘湘病在汉口万国医院中时，刘航琛那时也一度罹病．也住在万国医院。
刘湘病很重。一月九日蒋中正又到医院探望。
蒋走后，刘湘重述以上六点，叫刘航琛写在日记簿上，交由邓汉祥、王陵基、嵇祖佑等积极办理。
后方防务委员会除以上六处之外，外加总务处。刘湘说成立之后，由刘航琛负责经济和兵工二处。刘航琛坚辞兵工处，说这需要专家。但刘甫澄先生说："工业专门人才，大多气大量小，假如到那时他们受不了气，则事情不能推动。你去干，是给他们筹款，替他们受气；事情是专家做，筹款受气是你的事。"
刘航琛接受了重病在身的刘湘的托什。
刘湘要刘航琛回到四川后，就去找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军事上的朋友张再、机要室主任嵇祖佑、保安处长王陵基。把计划交给他们，立即着手办理。强调尤其征训问题，要省政府多负点责任推动。
刘航琛病好之后，于元月十二日飞重庆，但因未得充分休息，在重庆病又复发了，到家再度病倒，一躺就是一个礼拜。因为不能再动，只好通知大家到重庆来谈。
刘湘戎装像 八天后，事情还没来得及着手，刘甫澄先生于二十号在汉口与世长辞。
刘湘遗言
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今后唯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和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待续:
（四）国葬刘湘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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