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篇序言
文风，绝不是是孤立的语言现象，而是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社会需求与文化特质的深刻映照。从甲骨文上镌刻的简洁卜辞，到先秦诸子笔下的思辨雄文；从近代报刊中激昂的白话呐喊，到当代新媒体里多元的表达形态，文风的每一次演变，都与历史的进程紧密交织、深度绑定。它宛如一面镜子，既是时代精神的忠实“记录者”，也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
明确文风发展的历史，精准界定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时间界限，系统提炼各阶段的核心思想，这是构建文风建设新体系的坚实基石。唯有知晓“从哪里来”，方能明确“到哪里去”：古代文风秉持“载道崇雅”的理念，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话语根基；近代文风以“革新救亡”为使命，开启了语言通俗化的转型征程；现代文风追求“务实大众化”，精准服务了国家建设的实践需求；当代文风则强调“守正创新”，积极回应了多元传播的时代命题。
立足新时代，梳理这一文风发展脉络，不仅是对文化传承的庄严责任，更是提升话语效能的现实迫切需要。无论是政务沟通中的精准信息传递、新闻传播的深入人心，还是学术表达的严谨与通俗兼具、大众创作的鲜活有序，都需要从历史文风中汲取智慧养分，在传承中实现创新，在创新中推动发展，最终构建起适配时代需求、兼具文化深度与传播力的文风体系。
二、古代文风
古代文风：其根本的遵循就是“文以载道”。文字并不是单纯的表达工具，而是集中承载“道”（即伦理秩序、政治理想、道德规范）的重要载体。这一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孔子提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着重强调语言既要具备文采，又要蕴含道义；荀子进一步主张“文以明道”，将文风与社会治理、人性教化紧密相连。此后，“载道”成为贯穿古代文风的主线。汉赋虽然辞藻铺陈华丽，却暗含着“讽喻劝诫”之意；唐宋八大家发起的“古文运动”，反对骈文的浮靡空洞，主张“文以明道”与“辞达而已”，让文风回归至“经世致用”的本质。
古代文风，在语言形式上以文言文为主体，追求“雅”与“正”的完美统一。“雅”，即典雅庄重，排斥俚俗粗鄙，讲究用词精准与句式工整，代表着正统的审美标准；“正”，即符合规范，从先秦的“春秋笔法”到汉代的“经学文风”，再到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均严格强调语言需契合主流价值观与表达范式。这种“雅正”文风，不仅保障了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儒家经典历经两千余年仍能被读懂，还塑造了古代文人“重修养、轻浅俗”的话语特质。
古代文风的内容高度聚焦于伦理教化与政治叙事。官方的文书以“明纲纪、宣政令”为核心，语言庄重严谨。汉代贾谊的《治安策》、唐代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均以直言时政、劝谏君主为目的。民间文人的创作，虽不乏抒情写景之作，但多暗含“忧国忧民”与“修身齐家”的情怀。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本质上是对社会动荡的深切关切。即便是戏曲、小说等通俗文体，也常常以“劝善惩恶”为主题，如《三国演义》的“忠义”、《水浒传》的“侠义”，均贴合主流伦理观。可以说，古代文风始终是“为伦理建言与为政治服务”的话语体系。
三、近代文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亡犹如乌云般笼罩，传统思想在西方冲击下显得力不从心。此时，文风不再仅仅是文化传承的工具，而成为了“开民智、救国家”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进化论与民主自由等思想，如潮水般的涌入，急需新的话语体系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传统文言文晦涩难懂，难以迅速唤醒广大的民众。正如梁启超所言：“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而“维新吾民”的前提，便是让民众能够读懂、理解，文风变革由此成为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的必然选择。
近代文风：最核心的变革当属“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普及。1919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如“不做无病之呻吟”“不用典”），倡导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进一步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这场革命彻底打破了文言文的垄断地位。《新青年》杂志率先改用白话文出版，鲁迅的《狂人日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彻底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本质。从此以后，白话文逐渐普及到报刊、教材、书信等领域，让语言从“文人专属”走向“大众共享”，为思想启蒙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近代文风的内容紧扣“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呈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与批判现实色彩。一类是“启蒙型”文风，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犹如一把把锐利的钥匙，打开了民众思想的大门，激发了民众的觉醒意识。
如《少年中国说》，以“少年强则国强”的激昂呐喊，惊雷般地唤醒了民众炽热的爱国情怀；李大钊以其文章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的深邃思想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播撒出革命的火种。另一类，则是“批判型”的文风，如鲁迅的杂文，锐利如“匕首投枪”，直刺社会的弊病，《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更是以辛辣的笔触，深刻剖析国民性之弱，揭露封建礼教之弊；而茅盾、巴金等作家的小说，则聚焦于社会最底层的苦难，如镜般映照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可以这样说，近代文风是“为救亡而呐喊、为启蒙而挥毫”的战斗号角。
四、现代文风
1949年，新的中国犹如旭日东升，核心任务从“革命救亡”的烽火岁月，转向了“建设国家”的崭新篇章——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工业化建设，每一项任务都呼唤着统一的思想与动员的力量；同时，集体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旋律，强调个人与国家与集体的和谐统一。在此背景下，文风的核心功能，转变为“服务建设、凝聚共识”：既要精准传达国家政策，让广大群众心领神会，积极参与建设；又要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塑造新时代的社会风尚，向着共同的目标跳动。
这一阶段，文风的重要成果，是白话文的全面普及与语言标准化的浪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如春风化雨，确定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三大任务：简化字的推行，降低了识字的门槛，让更多工农群众能够畅游书海，阅读报章；普通话的推广，消除了地域的语言隔阂，保障了政策传达的准确无误；汉语规范化，如语法规则、标点符号的统一，让白话文从“自由表达”的草原，走向了“规范有序”的森林。无论是政府公文，还是新闻报道与中小学教材，均采用了规范的白话文，语言质朴而直白，避免了晦涩与修饰，确保了“一听就懂与一看就明”的传播效果。
现代文风的内容，高度聚焦于国家建设实践与群众动员，呈现出“务实、昂扬”的双重特质。一方面，文风服务于生产建设，如工业领域王进喜的“铁人精神”报道，如灯塔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农业领域的“丰产经验总结”，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政府工作报告与政策文件，紧紧围绕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清晰阐述着目标与措施，用数据与实例让群众明白建设的方向。另一方面，文风注重思想引领，通过通讯、报告文学与诗歌等形式，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如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革命圣地的热爱，传递着时代的正能量。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文风，是“为建设服务、为群众说话”的实践话语，如战鼓般激励着人们前行。
五、当代文风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踏入了社会转型的激流：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利益的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开放如春风拂面；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如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彻底改变了传播的方式——信息传播从“单向灌输”的河流，转向了“双向互动”的海洋，话语主体从“官方主导”的山峰，转向了“官方与民间并存”的群山。同时，文化自信成为时代的命题，既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需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这一语境下，文风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新挑战：如何在多元中保持主流的价值，如何在互动中提升传播的效能，如何在创新中彰显出文化的底蕴。
当代文风的核心原则，是“守正创新”：“守正”即坚守优良的传统，反对虚假宣传与空话套话，用“贴近群众”的价值取向，回应群众的关切。“创新”则是适配新媒体的传播，探索新的表达形式与话语风格。具体体现为“多元融合”：在语言上，既用规范的书面语保证严肃性，也吸收网络热词与民间俚语，增强鲜活度，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在形式上，突破单一文字表达，转向“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的融合传播报道。在主体上，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相互借鉴，官方文风更加“接地气”。民间创作更加注重价值引领，如正能量短视频与国风文创的兴起。
当代文风的内容，呈现出三大特质：一是“精准化”，针对不同受众定制话语，如对青少年用“动漫、游戏化”的表达，让党史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对专业群体用“数据化、理性化”的表达，让经济领域的研究报告更加严谨深入。二是“互动性”，打破“我说你听”的模式，通过评论区留言、投票、直播互动等形式，让受众参与话语的创作，如政务新媒体的“留言征集”“在线答疑”，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与归属感。三是“文化包容性”，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用“诗意表达”解读节气、用“国风语言”推广非遗；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营养，借鉴国际流行的“故事化叙事”传播中国的故事；同时尊重小众群体的表达需求，如残障群体的无障碍话语与青年亚文化的合理表达，形成了“主流引领、多元共生”的文风格局，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着时代的多元与包容。
六、结语总览
从古代“文以载道与雅正为宗”的深厚文脉，到近代“破旧立新与救亡启蒙”的白话文革新，从现代“实事求是与服务建设”的务实之风，到当代“守正创新与多元融合”的探索，看起来是文风的演变历史，实则是一部“紧随时代脉搏、回应社会关切”的壮丽史诗。每一阶段的文风，皆非对前者的全盘摒弃，而是在传承中孕育新芽：古代的“载道”精神，化作当代的“价值引领”灯塔；近代的“通俗化”探索，升华为当代的“精准传播”艺术；现代的“群众导向”，深化为当代的“互动参与”热潮。
厘清各阶段的时间界限与核心要义，不仅是为了梳理历史的经纬，更是为了为新时代的文风建设提供精准的坐标：我们需以“历史为基”，坚守“实事求是、贴近民心”的根本原则，此乃文风之“魂”；以“时代为镜”，创新适配新媒体浪潮的表达形式，此乃文风之“形”；以“文化自信为帆”，在话语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文风既饱含了“温度”又彰显出了“深度”。
构建文风建设新体系，非为追求一种“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而是旨在形成一种“主流鲜明、多元共生、传播高效、文化彰显”的话语生态——让官方话语更具有公信力，如磐石般地稳固；让新闻话语更具感染力，似春风般地温暖；让学术话语更具普及力，如清泉般地流淌；让民间话语更具正能量，如阳光般地普照。唯有如此，文风方能真正成为沟通思想与大众、促进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的坚固桥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磅礴的话语力量。
主编：吴文頗，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原任济南铁路分局副局长。现社会兼职：山东省企业经营管理学会书记暨交通运输专委员会会长、法治时代（山东）智库研究院院长暨孔子学堂主任。现代诗集《源自大地》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时任国务院安成信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文联主席文化部周巍峙部长、全国摄影协会主席邵华将军等领导学者，分别题词签名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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