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王实甫写作《西厢记》时的自由恋爱观

作者:雷建德

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巅峰之作，以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为载体，突破了封建礼教对婚恋的桎梏，构建了具有时代进步性的自由恋爱观。本文从《西厢记》的文本细节出发，结合元代社会文化背景，剖析作品中自由恋爱观的具体表现，探究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渊源，并揭示这一恋爱观对后世文学及社会婚恋观念的深远影响，以此展现王实甫在封建伦理框架下对人性解放的追求与思考。

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兴起，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土壤。王实甫的《西厢记》诞生于这一背景下，改编自元稹的《莺莺传》，却对原作的“始乱终弃”结局进行了颠覆性改写，以“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景，赋予了爱情故事全新的思想内涵。在封建礼教森严的元代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恋的主流准则，而《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却以“情”为核心，突破了门第、礼教的束缚，展现出鲜明的自由恋爱色彩。探究王实甫在《西厢记》中蕴含的自由恋爱观，不仅能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价值，更能窥见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以及文人对人性解放的渴望。

一是《西厢记》中自由恋爱观的具体表现

《西厢记》通过崔莺莺与张生从相遇、相恋到终成眷属的全过程，将自由恋爱观融入情节的每一个环节，从爱情的萌发、追求到坚守，都展现出对封建婚恋制度的反抗。

1、以“情”为核心：突破功利性婚恋的束缚

在封建时代，婚恋往往与门第、财富、权势紧密绑定，成为家族利益交换的工具，“情”在婚恋中处于边缘地位。而《西厢记》中的爱情，却彻底以“情”为出发点，摒弃了功利性考量。张生初见崔莺莺时，便被其美貌与气质吸引，发出“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的感慨，此后便不顾自己“书剑飘零”的处境，一心追求莺莺，从未将崔家的门第、财富纳入考量。崔莺莺虽为相府小姐，却也未因张生的落魄而轻视他，反而被其才情与真诚打动，逐渐萌生爱意。

这种以“情”为核心的恋爱观，在前面“寺警”情节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逼崔莺莺为妻，崔母情急之下许下“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的诺言。张生凭借书信请来白马将军解围，本可依约迎娶莺莺，却因崔母悔婚而陷入困境。此时，莺莺并未因母亲的悔婚而放弃对张生的感情，反而更加坚定了与张生相守的决心，甚至不顾封建闺训，与张生私定终身。在莺莺眼中，爱情的价值远超门第与礼教的约束，她对张生的感情，并非基于利益的权衡，而是源于内心真实的情感需求。这种摒弃功利、以情为本的恋爱观，是对封建功利性婚恋制度的强有力反抗。

2、主动追求爱情：打破封建闺训对女性的禁锢

在封建礼教的规训下，女性被要求“足不出户、言不出闺”，在婚恋中只能被动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主动追求爱情的权利。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却突破了这一禁锢，展现出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动性。

崔莺莺初见张生后，便对其心生好感，但碍于封建闺训，不敢直接表露。她通过“临去秋波那一转”的眼神传递情愫，又在月下焚香许愿时，以“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的诗句，含蓄地表达对张生的思念。当张生因崔母悔婚而茶饭不思、卧病在床时，莺莺更是不顾丫鬟红娘的劝阻，主动写下书信，与张生私会，完成了从被动等待到主动追求爱情的转变。

不仅如此，崔莺莺在爱情中还展现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意识。她深知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却不愿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与爱人相守的机会。这种主动追求爱情的行为，打破了封建闺训对女性的桎梏，展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自由恋爱观的重要体现。

3、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恋自主

封建礼教是束缚婚恋自由的核心枷锁，其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恋的首要准则，而“私定终身”则被视为“大逆不道”。《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却始终在与封建礼教的对抗中发展，他们以“私定终身”的方式，直接挑战了“父母之命”的权威。

崔母作为封建礼教的代表，始终以门第观念衡量张生，认为张生“白衣秀士，怎生消受得”相府小姐，因此在张生解围后反悔，要求张生“上朝取应，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试图以科举功名作为婚恋的条件，将女儿的婚姻重新纳入封建礼教的框架。但崔莺莺与张生却并未屈服，他们在红娘的帮助下，私下结合，用实际行动反抗了崔母的封建干涉。

此外，作品还通过对“贞洁观”的重新诠释，反抗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在封建礼教中，女性的贞洁被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而崔莺莺在与张生私会后，并未因“失贞”而自怨自艾，反而更加坚定了对爱情的信念。她认为，真正的贞洁不在于身体的“清白”，而在于对爱情的忠诚。这种对贞洁观的突破，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有力批判，进一步凸显了自由恋爱观的进步性。

二是《西厢记》自由恋爱观产生的社会与思想根源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展现的自由恋爱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思想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是时代背景与个人思想碰撞的产物。

1、元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市民阶层的兴起与文化需求

元代结束了宋、辽、金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城市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增加，为元杂剧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市民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具有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他们更注重现实生活的享受，追求个性的解放，对封建礼教的束缚表现出一定的反抗意识。

《西厢记》作为面向市民阶层的文学作品，必然要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需求。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充满了世俗化的情感与追求，符合市民阶层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作品中对“情”的歌颂，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正是市民阶层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压迫的心声。王实甫作为文人，深入了解市民阶层的生活与思想，将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融入作品中，从而塑造出具有自由恋爱观的人物形象，使《西厢记》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2、思想文化的交融：理学的松动与多元思想的影响

宋代以来，程朱理学逐渐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对人性进行了严格的压抑，尤其在婚恋方面，强调“礼教至上”，束缚了人们的情感需求。而元代建立后，由于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不彻底，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发展的局面。

一方面，道教、佛教思想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传播，道教追求“顺应自然”，佛教强调“众生平等”，这些思想都对理学的“灭人欲”主张形成了挑战，为人们追求个性解放提供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元代，科举制度长期废止，文人失去了传统的晋升途径，“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虽有夸张，但也反映了文人地位的低下。许多文人被迫流落民间，与市民阶层接触密切，他们的思想观念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逐渐摆脱了理学的束缚，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与人性需求。

王实甫作为元代文人的代表，其思想必然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他在创作《西厢记》时，吸收了道教“顺应自然”的思想，认为爱情是人的自然情感，不应被礼教压抑；同时，也受到市民文化追求个性解放的影响，将对人性的尊重融入作品中，从而形成了具有进步性的自由恋爱观。

3、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从“才子佳人”模式到人性的觉醒

在中国文学史上，“才子佳人”的题材由来已久，从《诗经》中的《关雎》，到唐代的传奇小说，都有对爱情故事的描写。但在元代之前，大多数“才子佳人”故事仍未摆脱封建礼教的框架，结局往往是才子通过科举成名，与佳人终成眷属，并未真正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

王实甫在创作《西厢记》时，继承了“才子佳人”的文学传统，但对其进行了创新性的改造。他不再将科举功名作为爱情的“敲门砖”，而是将“情”置于首位，强调爱情的真挚与自由。作品中，张生虽然最终考取了状元，但这并非爱情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真正促成两人结合的，是他们对爱情的坚守与反抗封建礼教的勇气。

此外，王实甫还借鉴了民间文学中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将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与社会现实相结合，通过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展现出人性的觉醒。这种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使《西厢记》的自由恋爱观既有历史的渊源，又具有时代的创新性，成为元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三是《西厢记》自由恋爱观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西厢记》中的自由恋爱观，不仅在元代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对后世文学与社会婚恋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当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

1、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推动“情教”思想的发展与婚恋题材的创新

《西厢记》之后，“情”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许多文人受到《西厢记》的影响，开始歌颂真挚的爱情，批判封建礼教。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以杜丽娘“梦而死”“死而生”的奇幻情节，进一步歌颂了“情”的力量，提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情教”思想，将对爱情的追求推向了极致。《牡丹亭》与《西厢记》一脉相承，都以“情”反抗“理”，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歌颂自由恋爱的典范。

此外，《西厢记》还推动了婚恋题材文学的创新。在《西厢记》的影响下，后世出现了大量以“才子佳人”为主角、歌颂自由恋爱的小说与戏曲，如《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这些作品都继承了《西厢记》对“情”的歌颂，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婚恋题材传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思想内涵。

2、对社会婚恋观念的影响：冲击封建礼教，促进婚恋自主意识的觉醒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西厢记》始终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淫书”，遭到严厉的禁毁，但这并不能阻止其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作品中崔莺莺与张生追求自由恋爱的故事，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促进了婚恋自主意识的觉醒。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人们对婚恋自由的追求更加迫切，《西厢记》中的自由恋爱观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同。许多青年男女以崔莺莺与张生为榜样，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追求自己的幸福。虽然在封建势力的压制下，婚恋自主的道路充满了艰难，但《西厢记》所传递的自由恋爱思想，为后世婚恋观念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3、对当代社会的现实启示：坚守爱情的纯粹性，尊重个体的婚恋自由

在当代社会，虽然封建礼教对婚恋的束缚已基本消失，婚恋自由成为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婚恋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金钱、地位、家庭背景等，功利性婚恋现象依然存在。此外，部分人对婚恋自由的理解存在偏差，将自由等同于放纵，忽视了爱情的责任与忠诚。

《西厢记》中以“情”为核心的自由恋爱观，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它提醒我们，爱情的本质是真挚的情感交流，不应被功利性因素所裹挟，我们应坚守爱情的纯粹性，追求基于相互理解、尊重与爱慕的婚姻。另一方面，它强调个体在婚恋中的主体地位，尊重每个人选择伴侣的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与压迫。同时，作品中崔莺莺与张生对爱情的坚守与忠诚，也启示我们，婚恋自由并非意味着随意放弃，而是需要以责任与担当为基础，珍惜来之不易的爱情与婚姻。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构建的自由恋爱观，是元代社会结构变动、思想文化交融与文学传统创新的共同产物。作品通过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歌颂了以“情”为核心的真挚情感，展现了女性主动追求爱情的勇气，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婚恋自由的束缚，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

《西厢记》的自由恋爱观不仅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情教”思想的传播与婚恋题材的创新，而且促进了社会婚恋观念的变革，为婚恋自主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在当代社会，这一恋爱观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它提醒我们坚守爱情的纯粹性，尊重个体的婚恋自由，以责任与担当守护爱情与婚姻。

王实甫以《西厢记》为载体，将对人性解放的追求融入作品中，使这部作品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探究《西厢记》中的自由恋爱观，不仅能让我们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价值，更能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思考当代社会的婚恋问题，为构建健康、平等的婚恋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系中国《西厢记》研究、再创作、国内外传播文化学者，山西省永济普救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