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作者:雷建德
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王西厢”）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作为《西厢记》故事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不仅在情节架构、人物塑造上各具特色，其对历代成语故事的引用与化用也展现出鲜明的艺术差异。成语故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凝练载体，承载着历史典故、道德观念与审美情趣，两位作者在改编过程中，基于不同的文学体裁特性与创作理念，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既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也强化了人物情感与戏剧冲突的表达。本文拟从引用来源、功能指向、艺术效果三个维度，探讨二者在引用历代成语故事方面的异同。
一、引用来源：从“广采博收”到“精准撷取”
董西厢与王西厢对成语故事的引用，在来源范围与选择标准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既与诸宫调、元杂剧的体裁特点相关，也反映了作者的知识储备与创作追求。
（一）董西厢：兼容并蓄的“百科式”引用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作为说唱文学的巅峰之作，面向的听众群体涵盖了市井百姓与文人雅士，其引用的成语故事来源广泛，呈现出“广采博收”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历史典籍与史传故事
董西厢大量引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典故，如形容张生对莺莺的倾慕时，用“周郎一顾”（源自《三国志·周瑜传》，形容周瑜的风采令人倾倒），将张生的惊艳与历史人物的魅力相联系；描写孙飞虎围寺的危急局势时，以“楚歌四面”（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指项羽垓下之围的绝境）喻指普救寺的孤立无援，增强了场景的紧张感。此外，像“文君新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萧史乘鸾”（《列仙传》）等与爱情相关的史传典故也频繁出现，为崔张爱情提供了历史参照。
2. 诸子百家与寓言故事
诸子散文中的成语故事也被董西厢广泛化用，如用“井底之蛙”（《庄子·秋水》）调侃张生初见莺莺时的局促，以“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形容莺莺等待张生书信时的急切，这些源自寓言的成语既生动形象，又带有民间说唱的诙谐色彩。
3. 诗词歌赋与文人创作
唐诗宋词中的经典意象与成语也被融入董西厢的叙事，如用“春风得意”（孟郊《登科后》）预想张生科举成功的情景，以“人面桃花”（崔护《题都城南庄》）暗喻崔张相遇的美好与短暂。这种引用不仅丰富了语言表达，也拉近了与文人听众的距离。
董西厢的引用来源之所以如此庞杂，与诸宫调“说唱”的体裁特性密切相关。作为一种“说书”艺术，其需要通过丰富的典故吸引听众注意力，兼顾不同阶层的审美需求，因此形成了“百科式”的引用风格。
（二）王西厢：聚焦情感的“精选式”引用
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典范，更注重戏剧冲突的集中与人物情感的深化，其对成语故事的引用更为精炼，来源上多聚焦于与爱情、情感相关的典籍，呈现出“精准撷取”的特点：
1. 侧重爱情题材的典故
王西厢中，与爱情相关的成语故事占比极高，如“红叶题诗”（源自唐代宫女红叶传情的故事）被用来形容红娘传递书信的浪漫，“牛郎织女”（《古诗十九首》衍生的传说）喻指崔张相隔的思念，“文君私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则暗合莺莺突破礼教的行为。这些典故的选择与作品“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高度契合，强化了爱情主题的感染力。
2. 化用诗词中的情感意象
王西厢对唐诗宋词中表达相思、离别之情的成语化用尤为精妙，如“寸草春晖”（孟郊《游子吟》）本指母爱，此处被用来形容莺莺对张生的深情；“月落乌啼”（张继《枫桥夜泊》）原写旅愁，此处转化为张生思念莺莺的孤寂，这种“旧典新用”使其更贴合戏剧人物的情感状态。
3. 简化历史典故的叙事性
相较于董西厢对史传典故的完整引用，王西厢往往截取典故的核心意象，弱化其叙事性，如“楚歌四面”在董西厢中详细铺陈了围寺的危急，而王西厢仅以“四野狼烟，一片声喧”带过，转而用“惊鸿照影”（陆游《沈园》）等更侧重情感的成语刻画人物心理。
王西厢的“精选式”引用，源于元杂剧“舞台表演”的需求。受限于戏剧篇幅与节奏，冗余的典故会干扰情节推进，因此作者更注重典故与人物情感、戏剧冲突的直接关联，体现了“以情驭典”的创作思路。
二、功能指向：从“叙事辅助”到“情感深化”
董西厢与王西厢引用成语故事的功能，因体裁与创作理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董西厢中的典故更多服务于叙事的丰富性，王西厢则更注重以典故深化人物情感与主题表达。
（一）董西厢：构建叙事网络的“辅助功能”
诸宫调的“说唱”本质决定了其需要通过铺陈情节吸引听众，成语故事在此承担了“叙事辅助”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补充背景信息
董西厢在介绍人物身份或场景时，常以成语故事补充背景，如描述崔莺莺的出身时，用“相府千金”“金枝玉叶”（源自《晋书·郗鉴传》，形容贵族女子），既点明其身份尊贵，又暗示其受礼教束缚的处境；描写普救寺的历史时，提及“古刹名山”“六朝胜迹”（源自对江南寺庙的记载），增强了场景的真实感与文化厚重感。
2. 推动情节转折
典故的引用常成为情节转折的“催化剂”，如孙飞虎围寺时，作者以“兵临城下”（《战国策·齐策》）形容危机，随后用“毛遂自荐”（《史记·平原君列传》）类比张生主动献计退贼，使张生的机智与担当通过典故得以凸显，推动了“寺警许婚”这一关键情节的发展。
3. 调节叙事节奏
董西厢篇幅较长，作者通过典故的穿插调节节奏，如在张生赴京赶考的途中，用“鞍马劳顿”“风尘仆仆”（源自《乐府诗集》中对旅途的描写）简略带过行程，而在描写崔张分别时，则用“依依不舍”“肝肠寸断”（源自《世说新语》）细致刻画情感，使叙事张弛有度。
（二）王西厢：强化戏剧张力的“情感功能”
元杂剧以“写意”见长，注重通过人物情感的碰撞展现戏剧张力，成语故事在此承担了“情感深化”的功能，具体表现为：
1.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
王西厢善用典故揭示人物隐秘的情感，如莺莺送别张生时，唱词“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中，“霜林醉”化用“醉貌如霜叶”（白居易诗），以红叶喻泪水，既符合莺莺含蓄的性格，又将其离别之痛具象化；张生思念莺莺时，用“望眼欲穿”（《金瓶梅》前身话本）形容期盼，用“魂飞魄散”（《敦煌变文集》）描写急切，使抽象的思念变得可感可知。
2. 强化戏剧冲突
典故的对比使用能凸显冲突，如崔母悔婚时，红娘反驳道：“当日军围普救，夫人许退贼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贼之策？”此处“言而无信”（《论语·为政》衍生成语）的典故虽未明说，却通过红娘的质问凸显了崔母的虚伪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强化了“情”与“礼”的冲突。
3. 升华主题表达
王西厢的典故引用常与主题直接呼应，如结尾“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其中“眷属”一词源自“秦晋之好”（《左传》中秦晋联姻的典故），作者将传统的贵族联姻典故转化为对普遍爱情的祝福，使主题从“才子佳人”的个人幸福升华为对人性自由的追求，赋予典故新的时代内涵。
三、艺术效果：从“雅俗共赏”到“意境营造”
董西厢与王西厢对成语故事的引用，在艺术效果上呈现出“雅俗共赏”与“意境营造”的分野，这种差异既源于体裁的审美特性，也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追求。
（一）董西厢：“雅俗杂糅”的通俗化表达
董西厢作为说唱文学，需要兼顾市井百姓的接受能力，其对成语故事的引用多采用“通俗化”处理，形成“雅俗共赏”的效果：
1. 口语化的典故阐释
对于较为生僻的典故，董解元常以口语化语言加以解释，如引用“尾生抱柱”（《庄子·盗跖》中尾生守信而死的故事）形容张生的痴情时，紧接着说“似这般志诚的孩儿，好教我心疼”，用“志诚”二字通俗解读典故内涵，使市井听众易于理解。
2. 戏谑化的典故改造
董西厢常对典故进行戏谑化改造，赋予其幽默色彩，如将“宋玉东墙”（《登徒子好色赋》中宋玉形容东邻女之美）改为“这妮子，慌忙则甚那？鬓云乱，斜敧金钗，满面红潮”，将文人化的典故转化为对莺莺娇羞情态的生动描写，既保留了典故的美感，又增添了民间说唱的诙谐。
3. 重复化的典故强调
为强化听众记忆，董西厢常重复引用同一典故，如“才子佳人”的组合在文中多次出现，通过重复使这一文化意象深入人心，符合说唱文学“口耳相传”的传播特点。
（二）王西厢：“文采斐然”的意境化表达
王实甫作为“文采派”杂剧家，其引用的成语故事更注重与情景的融合，形成“意境营造”的艺术效果：
1. 情景交融的典故嵌入
王西厢中的典故常与景物描写结合，如“碧云天，黄花地”化用范仲淹《苏幕遮》中的“碧云天，黄叶地”，以秋日萧瑟之景烘托离别之情，“云天”“花地”的意象与“离人泪”的情感相互映衬，形成深远的意境，使典故的内涵与场景的氛围浑然一体。
2. 含蓄蕴藉的情感寄托
作者善用典故含蓄表达人物情感，如莺莺“系春心短柳丝长”一句，“柳丝”既源自“杨柳依依”（《诗经·小雅》）的离别意象，又以“短”“长”的对比暗喻莺莺对张生的牵挂之深，言有尽而意无穷，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含蓄”特质。
3. 韵律和谐的语言节奏
王西厢的典故引用注重与曲牌韵律的配合，如“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化用元稹“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句式工整，音韵和谐，既符合杂剧的演唱要求，又通过典故的韵律美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
四、引用差异的成因探析
董西厢与王西厢在成语故事引用上的差异，并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体裁特性的影响
诸宫调作为说唱文学，需要通过丰富的叙事与通俗的语言吸引听众，因此形成了“广采博收”“雅俗杂糅”的引用风格；元杂剧作为舞台艺术，受限于表演时长与空间，更注重情节集中与情感强化，因此呈现出“精准撷取”“意境营造”的特点。
2. 时代背景的差异
董解元生活于金代，科举制度的中断使文人与民间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其创作兼具文人学识与民间趣味；王实甫生活于元代，杂剧的成熟为文人提供了“寄情于艺”的载体，作者更注重通过作品表达对人性与礼教的思考，因此典故的引用更偏向情感与主题的深化。
3. 创作理念的分野
董西厢的创作旨在颠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结局，其引用典故更多是为了丰富故事的合理性与吸引力；王西厢则以“情理交融”为理念，通过典故的化用探索爱情与礼教的矛盾，使作品的思想内涵更为深刻。
五、结语
董解元与王实甫在《西厢记》编剧中对历代成语故事的引用，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也展现了不同文学体裁的创造性。董西厢以“广采博收”的来源、“叙事辅助”的功能、“雅俗共赏”的效果，构建了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说唱世界；王西厢则以“精准撷取”的来源、“情感深化”的功能、“意境营造”的效果，塑造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戏剧空间。
二者对成语故事的引用，不仅是语言技巧的展现，更是文化精神的传承——董西厢通过典故的通俗化传播，使传统文化走进市井；王西厢通过典故的意境化创造，使传统文化升华为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对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使《西厢记》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而两位作者引用成语故事的智慧，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作者简介：《西厢记》研究、再创作、国内外传播学者，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特邀院士、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艺术名家》栏目特聘客座教授、中央新影中学生频道《强国丰碑》栏目艺术顾问、《中国军转民》杂志社文化艺术编辑委员会副秘书长、山西省永济市普救寺景区文化顾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