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民族脊梁（散记）——新疆行之七百公里拜左公 // 二月梅精华热点

关注

永远的民族脊梁（散记）

——新疆行之七百公里拜左公

二月梅

我对左公宗棠之思慕，早已在胸中酝酿如陈酒。那抬棺出征、誓死复疆的壮烈身影，在我心中矗立成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峰。此去新疆，本无他愿，只求一拜左公，在他当年以铁血之志从阿古柏屠刀下和沙俄利爪下夺回的土地上，让灵魂与那不屈的精魂相遇。伊犁——这左公收复疆土伟业中至为关键的城池，我曾想当然地认为，那里必有他巍峨的纪念馆。于是，我特意将行程定在北疆，怀着无比的虔诚，从乌鲁木齐一路行至那座被称为“八卦城”的特克斯宿营。

然而，当我们风尘仆仆行驶200公里抵达伊犁首府伊宁，询问左公纪念馆所在时，得到的答案却令人茫然无措——伊宁竟无左宗棠专门纪念馆！当时那种失落的心绪真的无以言表。一个宾馆的老者见我这般沮丧，低声相告：“乌鲁木齐那边有个小馆。”这个看似随口说的信息，却像一粒冰珠落入心湖，那瞬间的失落与不解，如同伊犁河谷骤然弥散的薄雾，霎时得到了些缓解、或又重新激起了心头的热望。但却十分难解：左公伟业在伊犁铸就，何以纪念之馆竟不在此？这逻辑的断裂，使我心碎地立于伊宁街头，仿佛听见历史深处传来的无奈之叹。

心有不甘，便无法安枕。当夜我便与同来的老友商议：明天不看伊宁了，直接回乌市去拜谒左公。他也完全同意。次日天色未明，我们就决然踏上了返回乌鲁木齐的迢迢长路。七百公里！且因翌晨我返济机票已定，不能拖到明天。我唯有破釜沉舟，今日必须到达。车窗外，北疆大地壮丽如画徐徐展开：金黄的麦浪铺向天边，天山雪顶在云隙间闪着永恒的寒光，而塞里木湖那举世无双的澄澈蓝眸在远方深情召唤……然而，这些瑰宝，此刻却都成了我毅然疾驰而过、无暇顾盼的背景。汽车的引擎低吼，车轮碾过时间，我心中只有一个方向：乌市，左公馆，务必在下午七点闭馆前赶到！

车近乌市，已过五点。地图上标示的拥堵深红如血，前方警灯闪烁——因高层车队经过而封路。车流凝滞不前，拥堵长达5公里之多。而时间却如沙在指间飞速流逝。闭馆时刻像倒悬之剑，悬于头顶。焦灼之中，我瞥见左侧车道空旷如无人之境。心跳如鼓，一个冒险的念头瞬间成形：我告诉司机，驶入左行道！司机非常犹豫。我说：没事，有问题我顶着！司机的方向盘这才在手中猛地扭转，车轮偏入那看似禁忌的通道。车如离弦之箭，直冲前方。万幸！就在我逼近警戒线刹那，封路绳恰好松开——我们的车竟成了被放行的第一辆车！此刻我真信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抑或是左公忠魂不忍见后辈徒劳奔波，在时空尽头悄然拨动了命运的弦丝？

当“左宗棠纪念馆”几个沉穆大字终于映入眼帘时，已是六点二十分。夕阳熔金，为那朴素的建筑镀上了一层悲壮的金边。我几乎是踉跄着冲入那扇门扉——仿佛推开的是百余年的沉重时光。进门后首先看到的是左宗棠的半身塑像。我把早已准备好的鲜花放在塑像前，与随行的老友和我全家，恭恭敬敬、深深地行了三鞠躬礼。总算谒拜了心中无比崇敬的左宗棠。

馆内空间不大，然字字句句皆千钧。历史的惊涛骇浪，就在这方寸之地奔涌而来。我屏息凝神，在那些褪色的奏章、泛黄的舆图、冰冷的兵器前，左公当年所面临的难局，如一幅铁血长卷在我面前轰然展开。

危！新疆的形势危。展板上一行字如焦雷：“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而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此乃是李鸿章的“海防”之论。明显的是要舍弃新疆，只顾海防。当此的危局：阿古柏，这个中亚屠夫，1865年入侵盘踞南疆已9年之久，且已控制了乌鲁木齐，快速向北疆扩展，并还成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同时，沙俄借机抢占了伊犁9市和伊犁河谷大片土地。虎狼环伺，新疆肢解只在旦夕。且李鸿章的海防论也使新疆大有在劫难保之险。廷议之上，海防塞防之争汹汹如沸。左公在奏疏中痛陈：“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其言如金石掷地，力排众议，终使清廷在飘摇中定下收复之策。此“危”，是民族存亡的倒计时，亦是左公以孤忠赤胆在历史悬崖边发出的呐喊。

难！征战西域的难。清廷虽然同意收复新疆，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负责督办新疆军务。但筹饷、转运、行军，无不步步维艰，甚至难于上青天。西征军费浩繁，总预算约需5230万两白银，而朝廷库银支绌，只拨给500万两，其余让左宗棠自筹。展柜中一份抄件，是左公致胡雪岩书信，字里行间尽是焦灼与恳切，仰仗其向洋商筹借巨款，并向各省商讨协饷，方解燃眉。更可畏者，是万里转输之难。收复新疆兵力7—8万人，2万多精锐入疆，动用了5000辆大车、5500多匹骡马、29000多匹骆驼保障后勤运输，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左公创造性地采用“节节转运”之法，于茫茫戈壁设立无数粮台、驿站。我凝视着玻璃柜中那一枚枚锈迹斑斑的“粮台”腰牌，仿佛看见负粮民夫在风沙中如蚁队般地艰难前行，将生命化作一粒粒维系大军的粟米。自然之威更是无情，展墙上描绘着将士们在“风头如刀面如割”的严寒中艰难跋涉的图景，令人不寒而栗。西征之“难”，难在人心，难在物力，更难在这片冷酷而广袤的土地本身。没有坚定的决心，没有收复新疆的顽强意志，要克服这些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险！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左宗棠作为收复新疆的主战派，如若不能取胜，必然要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此险不仅在于战场的刀光剑影，更在庙堂的暗箭冷枪。收复新疆，犹如在帝国暮色中点燃一束微光，自然引来宵小之辈的嫉恨与掣肘。展品中一份弹劾奏折的影印件，字字诛心，诬陷左公“糜饷劳师”。左公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悲愤写道：“西事艰阻万分，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谤议颇滋。”左公既要防明箭，更要防暗箭，且这暗箭的杀伤力更凶、更狠。这“险”，是孤臣孽子行走于政治钢丝之上的战栗，是逆流而上时被浊浪不断拍击的创痛。左公如没有自己的一身正气，躲过这些暗箭也是难上加难的。

智！超人的大智慧。左公用兵，深谙谋略之精髓。馆内沙盘清晰呈现出他所提出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方略。他深知新疆地理之关键，在北疆巩固根基后，方如利刃般直指南疆阿古柏巢穴；进剿时要步步为营，稳妥行事，不战则已，战则速决。尤其令人叹服的是其屯田之策——“且耕且战”，使大军粮秣得以就地补充，减轻了万里转输之重负。与沙俄交涉伊犁，更显其外交智慧。他洞悉俄国虚张声势背后的色厉内荏，一面分三路大军陈兵伊犁威慑，一面据理力争，终使沙俄吐出已吞之食。此“智”，是洞察全局的明澈眼光，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深沉韬略。

勇！置之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左公领军新疆已是64岁高龄。从受命之日起，就抱定了与成败共存亡的决心。世人皆知左公抬棺出关的壮烈，此勇固可昭日月。然馆内所展示的，更有一种穿透纸背的担当之勇。当清廷在伊犁与俄交涉中一度动摇，意欲妥协让出伊犁国土时，左公愤然上疏：“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并冒险上奏弹劾擅自与沙俄签约的重臣崇厚。这份“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是于国家危亡之际挺身扛起千钧重担的铁肩！幸好清廷终于改变了1879年10月2日，由崇厚在沙俄胁迫下签订的、以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约7万平方公里领土为主要内容的《里瓦几亚条约》，改派曾纪泽与俄重新谈判，并在左宗棠大军的威慑下，签定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及特克斯河流域的中国领土，取得了比原来要好得多的效果。

忠！对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此乃是六字之魂，熔铸了左公全部生命热血的底色。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忠”字，他才能克服千难万险，不顾个人生死，不记身后荣辱，在64岁高龄，于1876年4月，带着棺木踏上西行之路，至1878年在扫清北疆的同时，一举收复南疆，1881年收回伊犁，最终将16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重新纳入华夏版图。左公的这种“忠”，绝不是匍匐于龙椅的一般臣服。彼时清廷已摇摇欲坠，他眼中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姓王朝的兴衰，而是“中国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民族情怀。他抬棺出征的决绝，不是为给慈禧表忠心，而是怕这片自汉唐便沐浴中原文明的土地，沦为异域的牧场。这种忠，是超越政体的民族大义，是在历史夹缝中为文明存续筑起的高墙。这份忠，还应当是根系于华夏士大夫的骨血。从岳飞“还我河山”，到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从来都是把“忠”字刻在社稷苍生的大碑上。左宗棠正是继承了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更应当是，他始终没有忘记，1849年因鸦片战争期间，广东防务失利而被割职贬谪新疆的林则徐前辈，拖着病体与左公湘江夜谈，并将亲手绘制的新疆舆图、积攒半生的边疆见闻，悉数托付给这位素未谋面的后辈。“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那句嘱托，不是个人期许，而是两代人对国土的共同执念。后来左宗棠在奏折里写“臣年六十有五，岂思立功边徼，觊望恩施？惟念新疆之事，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那语气里，分明有林则徐当年的叹息，也是在践行林老前辈的谆谆教诲。他的“忠”，早已越过晚清的黄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那就是对土地的眷恋，对文明的坚守，是无论风雨飘摇，总要把家国护在身后的执拗。这种忠，从来不是某个时代的注脚，而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历经劫难而不散的脊梁。

我久久伫立在展馆中央那幅左公晚年手书对联的拓片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十六个字，犹如洪钟大吕一直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走出纪念馆时，暮色已如墨汁般浸染了天边。馆前那尊左公策马西望的铜像，在晚霞的余烬中凝固成一道永恒的剪影。我伫立像前，仰望那穿越时空的坚毅面庞，胸中思绪如天山顶上奔涌的云海。左宗棠，他岂止是晚清的一将一臣？他是华夏民族于板荡危亡之际，用血肉与意志锻造出的一根不屈脊梁！当金瓯残缺、群议汹汹之时，正是这根脊梁，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忠，硬生生撑起了即将倾覆的西北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