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黎大胡子①

▓ 陆幸生

黎民送我的戎装照

黎大胡子，是我们对南京老乡黎民的昵称。黎民自称他过去名叫黎利民，也就是老人家教导的“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当兵后他改名叫黎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意思，这也是大胡子告诉我的。

恍惚记得当年曾经叱咤政坛的一位大人物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最高权力中枢的权贵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就有点矫情，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作秀。就像现代某些比老爷还老爷的家伙自称公仆一样，老百姓其实是并不把他们的自我表白当真的，只是当看戏而已。后来这位大人物倒台后，老人家说他是“自称小小老百姓，其实大大野心家”。官场的两面人格，已经使得老百姓司空见惯。

比如美国著名哲学家哈里·G·法兰克福写过一本畅销小册子名叫《论放屁》，译林出版社将它翻译出版时，嫌这位美国绅士的书名太粗俗，于是改名为《论扯谈》。

哈氏解释道，“当一个人有责任或有机会，针对某些话题去发表超过了他对该话题的了解时，他就开始扯谈（放屁）。”他认为“扯谈，比说谎更可怕！扯谈，才是真理最大的敌人！”中国女作家张爱玲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个人出名到某一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比如有人对号入座般对于丹女士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这么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就认为是扯谈。

黎大胡子说这句话时绝对是真诚的，他不是名人，也不是什么大官，只是我们团司令部的正排级机要参谋。一个比弼马温还要小的从九品小官，他没有必要靠扯谈（放屁）去博取名利。他是1967年兵，我在那个电影组的组长是68年兵。尽管黎民是开国少将黎光的公子，他的职务并不比农家子弟蔡组长高。他的个头没有我们组长高，最多一米七零吧，而我们组长至少一米八零，他的处世作风却比我们组长低调得多。这大约是工作性质决定也是个人性格所导致的。我们组长性喜张扬，爱出风头，尤其是在漂亮女性面前，虽然农村爹娘早已为他娶过媳妇，他却 风流本性难改，屡犯生活错误，最后被狼狈撵出部队。黎民含蓄内敛，虽学养深厚，但处处守拙装愚，一副大智若愚和光同尘的样子。《道德经》上说叫“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黎民和诗人老田是我们南京兵中的老大哥。他们的下巴经常刮得铁青，如果留胡子一定都是虬须大汉，不是李逵、张飞似的赳赳武夫，就是关羽、朱仝似的美髯公。

相比较黎民显得更加儒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绵绵细语，显得很温文尔雅的样子。老田身上则有更多的名士气，说话也率性些。黎民的父亲当时是我们兵种的副司令。有趣的是胡司令的公子胡金山与黎大胡子在性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曾在我所从事美术创作的南京军区工程兵美术组进驻大别山工区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当过我们的组长，也是那么文质彬彬温文尔雅。

他那时是工区电影队队长。这两位公子转业后，均不愿意从政，都成了自由职业者。黎大胡子当了律师，胡大公子成了画家。他们父亲的官方正式称呼应当是工程兵部主任或副主任。因为这主任实在看不出大小，比如政治处的俱乐部主任，后勤处的仓库主任等等。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兵部首长为司令、副司令。所以红光博文中屡次出现的司令员其实就是黎光少将，因为黎副司令后来确实是升了司令的。

黎光是四川仪陇人和红光父亲是老乡加红四方面军转战四川时同时入伍的老战友，因此情同手足，是不言而喻的。

红光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从部队转业，出任南化总公司副总经理，后被打倒。红光去苏北插队，是黎副司令将红光送去了部队。

红四方面军是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历经坎坷，久经磨难的部队，造就了黎光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最近我为了写黎民，特地上网查了黎光的资料，简历完全对得上，开国少将中就一位叫黎光的，照片却与我所见过的黎副司令大相径庭。网上那位叫黎光的老将军面容清瘦，一头黑发，细眉小眼，我所见到的黎副司令个头敦实，圆脸微胖，浓眉大眼，头顶微秃，一看就是虎将风范。

后来查了《中国元帅将军授衔全记录》才发现书上的黎少将照片是正版原型，只是五五年授衔时年轻英俊些，身体也未发福，头发是否亮泽则因为将军帽戴着看不真切，看相貌就和其子黎民酷俏。因为黎民的头发是不够茂密的，还有点微微带卷，他常常哀叹他在洗头时大把大把掉头发。原来网络张冠李戴了，那位面容清癯的老将军名字应当叫黎新民。

我和黎大胡子比较熟悉，是因为我们住得比较接近。我住在团政治处宿舍楼，他住在团司令部宿舍楼。两座灰色小楼遥遥相对不足十米，彼此推窗可见，出楼即遇，故而交往频繁。就像我们一批南京兵中红光学生就和诗人老田接触较多，原因就是红光所在修理连离老田所在机二连的营房都在小山坡上靠得很近。所以红光晒的被子上画的世界地图也被田诗人看得真切，写诗打趣一番。

黎大胡子那时在司令部当机要参谋，我在政治处当电影放映员。电影组的活动相对比较宽松，因为有时连、营分布全省各地，有放映任务就得各地跑，再加上租片、领片、送片，我们就得镇江电影公司、省军区电影站甚至南京军区电影站交叉着跑。

那时部队没什么娱乐，最大的娱乐就是全团集中看电影，尤其是分散在深山老林矿区乡村施工训练的连队盼星星盼月亮地希望能够看上一场电影。我们电影组所到之处都是极受欢迎的，连营首长当贵宾一样接待，好吃好喝，连营首长作陪，有时遇雨天，酒水下肚，电影又放不了，我们就觉得很对不起连队的弟兄。放映之前我其实是较忙的，常常要将连队的好人好事绘制成幻灯片，军民一起看电影的，幻灯片上还要打上向地方同志学习、致敬一类客气话，影片正式开演前我要冒充广播员宣读好人好事，因为电影组组长是安徽颍上人，放映员小张是山东牟平人地方口音太重，就我这带有明显南京口音的普通话显得正宗些，这团部广播员就非我莫属了。由于我们接触面极广，人脉关系多，自然就很少受严格的纪律约束。

全团集中看电影就像是过盛大节日一样，操场上白色的银幕早早挂上，像是一面旗帜。晚饭过后，营、连从四面八方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铿锵的步伐，唱着嘹亮的歌声向营房中心的大操场集中。各营首长向团值班副参谋长报告，副参谋长再向团首长报告。在全团未全部集中完毕之前，就是各连比赛歌喉的时间，以连为单位相互拉歌。声音宏亮整齐者为优。像红光他们修理连在比赛唱歌时竟然唱《我的祖国》之类的高难度抒情歌曲，纯属乱弹琴，那是常常要遭到战斗连队取笑的。团首长在我们放映机前的长条椅上一一就坐后，等我广播完好人好事，电影才开始放映，而播放哪个连队那个人的好人好事，除了领导指定的外，决定权就在我们电影组。

我当时觉得我们电影组的兵，在团里是最自由的兵。再加上电影组还兼管着团图书馆，那么市新华书店也是常去的地方，那时我们只要找个理由南京、镇江随时都可去，团里有一辆嘎司五一卡车是常年跟着电影组跑的。

黎大胡子酷爱看书，对团图书馆什么时间进什么书，他常常来打听。他也常常偷偷用报纸包着书推荐给我看。我常常惊叹他弄书的本领。凡弄到他认为的好书就会像贼一样蜇进我们政治处宿舍楼，环顾左右楼道无人的情况下，他再轻轻地敲门，进屋后，看我房间没人他会轻轻地问：“小陆，我这儿有本黄书，你看不看？”我当然是喜形于色忙不迭地说：“看、看。怎能不看？”

我知道他所说的“黄书”其实都是世界名著。于是他悄悄从怀里掏出一本用报纸严严实实包裹着的书，打开报纸我定睛打量那是一本已经翻烂了的厚书，纸质已经泛黄，黄牛皮纸护封，那是一本五十年代竖排本《简爱》。我忙不迭地将书复用旧报纸包好，慌忙塞进军用挎包。黎大胡子匆匆嘱咐：“千万别传给别人看，看完还我，我还可再去借。”果然，黎大胡子的精神食粮源源不断。此后，《牛牤》《约翰·克里斯多夫》《红与黑》《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源源不断从大胡子手中转到我手中。

自从黎大胡子不停地提供禁书，我就经常性地主动要求去礼堂的播音室值班。因为大礼堂晚上是一个人住，看书不受熄灯号的影响，可以看到很晚很晚，也没人管。这样我躺在床上常常是津津有味地阅读到深夜，应该说深夜拥被读禁书的感觉真是好。记得当年在礼堂读《约翰克里斯多夫》时，我常常为书中精彩的情节欲罢不能，看书到深夜两三点钟是正常的。我的哲学启蒙来源于父亲配发的一批马列图书和中苏论战的图书，那是在兵团插队期间；我的文学启蒙则是黎大胡子提供的一批世界名著和团图书馆进的一批内部书。

我当时还兼任着团图书馆的图书保管员，所以去镇江市新华书店内部图书供应部选书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有时我们组长也和我一起去，后来我才知道这老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时内部书店有两位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一名是部队复员的女兵小L，一名是老同志姓吴。我在书柜挑书，组长就和小L调笑。当时我只顾埋头书海，在一批供领导同志批判阅读的书中挑选，大部分是所谓揭露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如前苏联著名作家邦达列夫的《岸》、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落角》、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等，日本军国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丰饶之海》。

说实话，三岛的书写得不咋样。前苏联的作品毕竟继承了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艺术性思想性均较强，文笔非常引人入胜，用现代的观点来看邦达列夫的《岸》是解冻文学的代表作，是苏联作家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尤其是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斯大林主义是批判的。柯切托夫的作品是完全维护传统，带有较浓厚的斯大林主义色彩，是对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社会世相的揭露批判，其思想观念的保守，并不能掩盖其艺术上的光芒，我最喜欢的仍然是柯切托夫的作品，因为我在文革前就看过他的《茹尔宾一家》和《州委书记》。

我的笔记本还摘录了他书中大量的格言。这些书自然引起黎大胡子和红光、老田的关注。黎大胡子每有新书必是第一读者，以后红光、老田跟进。相比较而言在连队看这类内部书不太引人注意，因为书上都盖着部队图书馆的公章，证明是正规渠道来的。因此，黎大胡子私下非正规渠道来的书，就不敢随便借给连队的弟兄看。70年代后期，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四大名著陆续开禁，又使我们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时至今日，我对当年所看的《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及其注解均能熟练背诵，全赖当年在部队读书打下的基础。

内部发行的前苏联小说

内部发行的前苏联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