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趣事话当年

一   平生头一回

     1983年入学省委党校，李存山、黄靖和我三人一个宿舍。黄靖和我是在部队就很熟悉的战友，而李存山来自泰县宣传部，正是由于他，还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

他有一个爱好：拉二胡。说是爱好，但水平可不是业余的，完全可以独奏！而且他的爱好真是既爱又好：爱之弥深，好之更切！就连课间休息的那点儿时间他也要拉上一曲。可能是自己一个人拉没劲，还要拉着我唱一曲。我平时是喜欢哼哼唱唱，可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唱过几首歌，一点也不懂什么技巧，就是直着嗓子吼出来罢了。他到底是爱这一行的，不知怎么就认定我可以唱歌，一个劲撮弄我“光明，你就唱吧，唱吧”。既是室友，我和黄靖两个还尊称他“老革命”（他比我们大一岁，参加工作早，结婚也早），推辞不了啊，我就给他的二胡独奏当起了伴唱。于是，省委党校9号楼二楼就经常可以听到存山悠扬的二胡和我那略带生涩的歌声。

考验来了。省党校要举办一个晚会，我们班要出节目，存山拉起了一个颇有点规模的小乐队，谁来唱歌呢？还是存山极力推荐“光明你来”。我极力推辞：“平生从来没有登台演出过一次，独唱贵贱不行！”如相、葛俊几个乐手也在一旁鼓弄，“来吧上吧，你能行！”三人成虎，听了那么多“你行”，我也疑惑了：我真行吗？那就试试？真到了上台的时候 ，我是心里打鼓、表情呆板、动作生硬，但是好赖把歌唱下来了：“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金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 ......”一曲唱毕，居然收获了掌声。我自己知道，那是鼓励。

从那以后，我还真的就一直唱了下来。后来江都党校的什么班搞活动，几乎都有一个节目——邱校长唱个歌。我也不怯场上去就唱了, 还是男高音，阎维文王宏伟的歌都敢唱。这当然要归功于省委党校的那个“平生头一回”，特别要归功于“老革命”存山兄 。谢谢存山兄！喜闻你已经有了第四代，当太姥爷啦，多保重啊。

二   同窗三位都有缘

　“首相”和我

　　省党校八三级理论班，91名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同窗两载当然是缘分。但是如果说同窗最有缘的还数金永和与我。因为在不长的几年中，我们已经是第三次同窗同学了。第一次是1980年在扬州地委党校，也是理论班，时间大概有半年。记得入学时我是冒着鹅毛大雪去瘦西湖畔的党校的，结业时已经是炎炎夏日了。我们不在一个组，平时交集不多。不过，他的形象和美称是难忘的。他来自兴化，个头不算高，微胖。模样举止活脱脱一个朝鲜一号金日成，偏偏他还姓金，于是很快大家就一致叫他“金首相”。后来我们都被调进了县党校，成了同行。第二次是1982年底省委党校举办的哲学班，我们又成了同学。扬州地区的都在一个组，交集就多了，我也慢慢了解了我们“金首相”。他原来是兴化安丰中学的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学养深厚教学有方，是当然的培养对象。他衣着得体，为人稳重，说话带有兴化方言的尾巴，语速不快，声调也不高。但对理论问题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见解，话不多而有分量。我当时就喜欢听他发言。第三次就是1983年八三级理论班。我们经过严格的考试入学了，都在二支部，他在二组我在五组。这个两年，我们一起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起讨论改革开放的课题，一起去外地调研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从而奠定了三观提高了能力。毕业以后我们都在县级党校工作，我带着教员去兴化党校取过经，他陪我们去参观郑板桥故居；他去南京办事中午也会在江都停一停，看看老同学顺便喝两杯。更有趣的巧事是，后来他和我都从党校调到教育局担任领导职务，直到退休。呵呵，我们两个工作生涯的后半段还真的是一条轨道啊！不是缘分，你信吗？

　战友加同学　

　我因为请假，入学报到迟了几天。没料到刚进宿舍就有人一把抱住我，“光明，还认识我吗？”“黄靖？”他知道我要来，我可怎么也想不到黄靖在等我啊！黄靖和我是铁道兵部队一个团一个宣传股的战友，现在来到省党校我们又是一个理论班一个支部一个小组。我们俩同龄，还住一个宿舍。这个巧合的几率不可谓不大！只能归结为人家说的：猴子拉屎——（猿粪）缘分啊。同窗两年，战友加同学，我们俩的关系就是：两个哑巴住一屋——没的说！他为人豪爽，快人快语，口才极好。对人热情，很有人缘｛这对他后来的宝卷（注：宝卷是一种历史很久的传统说唱文学形式，在靖江民间及全国多地都有流传。）采访写作大有裨益｝。他一直是搞文艺创作的，过去对理论接触不多。但是凭他对知识的渴望，凭一个老铁道兵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这点困难根本拦不住他。正是这两年的系统学习，让他奠定了坚定的世界观，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论，正如他在《前二十年 后二十年》文中所述：（1）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2）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 （3）敬业笃实的行事风格; （4）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这些是他四十年里干嘛嘛行，都如鱼得水，都成就斐然的底气！多少年来，他雷打不动的清晨起床，伏案写作。一天就能有千字以上，这么多年可不就是几百万字啊！我们战友中不乏才子，但是大家说到黄靖，都是由衷地钦佩，钦佩他的如饥似渴，钦佩他的咬定青山。不去说他为铁道兵的辉煌业绩留下的那些纪实散文，也不去说他为家乡——靖江的发展变迁撰写那些颂歌美文，单说他的宝卷研究吧，我的评价是三点。一由浅而深：先在靖江乡间多处实录后探寻其独有特点和共性规律；二由点及面; 立足靖江形成基本理念以后将研究扩展到全国 ;三由精到高 :多部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宝卷研究领域的身名地位，在高校开课更让他跻身国家等级的高层学术机构。这成就能不让我等仰视而赞叹？！

喝酒吧！为黄靖举杯！黄靖好酒也善酒，一日可以两次，每次可以半斤以上，所以他是我们“老五组”多少年的酒司令。前不久，听他说医生不让喝了。是的，毕竟是往八十走的老人啦。黄靖，期待金秋秣陵会，醇茶代酒咱也醉！

　求真路上有缘人　　　　　　　　　　　　　　　　　　　　　　　　　　　　　　　　　　　　　　　　　　　　　　　　　　　　　　　　　　　　　　　　　　　　　　　　　　　　　　　　　　　　　　　　　　　　　　　　　　　　　　　　　　　　　　　　　　　　　　　　　　　　　　　　　　　　　　　　　　　　　　　　　　　　　　　　　　　　　　　　　　　　　　　　　　　　　　　　　　　　　　　　　　　　　　　　　　　　　　　　　　　　　　　　　　　　　　　　　　

　我们理论班，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主课。八十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最热闹的年代，我们这群在理论界还刚进门的初生牛犊，脑子里没有多少权威的概念，学习既肯用功也敢质疑。一次课后的讨论，题目是怎么理解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怎么理解经济基础的内涵。我们的哲学教材用的是中央党校韩树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它明确指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它指的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没有包括该社会的生产力。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怎么能不包括生产力呢？当时没有人能解决我的疑惑。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来自徐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的邵艾青同学，我就向她讨教，恰好她也很感兴趣，就对这个问题开始深入的思考。她还把问题归纳为对经济基础的“狭义理解”还是“广义理解”，使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深入了一步。尽管我知道，凭我们这样的基层党校的小人物想在这个课题上做什么文章，几乎是不可能的，太自不量力了啊。但是直到毕业，直到毕业以后，我也没有放弃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课题。

到１９８６年，我的思路基本清楚了，就把初稿发给小邵，请她修改。她很认真地理了一遍，还增加了重要的一段，“对因解决问题而出现的新问题的解决”，论文更完善了。我把论文发给韩教授请他指教。等到８７年秋还是没有答复，我就发给了几个刊物。１９８８年第一期的《理论内参》以《“经济基础”的含义应包括全部生产力的总和》为题登出了我们的成果！尽管是《内参》，起码能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一家之言啊！

是同学还是求真路上的合作者，当然是不一般的缘分。毕业以后，她一直在徐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后来当副教授当主任。除了大聚会，我们没有见过几次面。那次我们“老五组”去徐州，张昌和接待我们，她也不在。但是我们网上常有联系有交流。知道一直纤瘦的她现在要照顾好几个老人，很辛苦。艾青，要保重自己啊！ 期盼今秋，再聚金陵！

附：《“经济基础”的含义应包括全部生产力的总和

                        晓青    苏明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书认为：“所谓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也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它指的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并明确指出：“经济基础不等于一定社会现实存在的一切生产关系。它是指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我们认为，两书的以上观点解决了“上层建筑的性质由什么决定”的重要问题，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它却给全面理解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矛盾运动带来了困难，它不能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方向和性质、不能全面地科学地说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

我们认为，由于将经济基础狭义理解而带来的问题可以为广义理解所解决。我们的观点是，经济基础不仅包括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且应包括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且还应包括该社会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即现实的生产方式。做了这样的规定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前面的几个问题，就可以发现问题解决了。

首先，能正确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方向。既然经济基础不仅包括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那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方向 也就顺理成章地不仅有“为我”，而且有“排他”。即，对自己所由产生的生产关系起“为我”的反作用，而对其它生产关系起“排他”的作用。如封建的上层建筑对封建生产关系总是极力维护、促进，而对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拼命阻碍 、扼杀 。

　其次，能正确地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性质。既然经济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产力在内，那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性质而也就理所当然地看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何而定。凡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进步的；凡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落后的。由此，也解决了上层建筑性质的规定问题，凡能解放、保护、促进生产力发展，利于社会进步的上层建筑都是合理的、进步的、优越的，愈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愈优越。而阻碍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都是腐朽的、落后的。

最后，能更客观地全面地说明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我们认为，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不过，第一在结构上，他们不是平列的，而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基础的内部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见附图）。

第二在功能上，他们不是等同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的内部矛盾。不言而喻，后者的功能与前者不同，它更具有决定性。而在经济基础的内部矛盾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在根本上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第三在运动状态上，它们不是同步的。一般说来，生产力是历史过程中最活跃、最进步的力量，由于它的不断发展，带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在这个运动中不断发展，由此带来了它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整个社会也就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一步发展到生产关系已从根本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经济基础本身（即它的内部矛盾）就提出了变革上层建筑的要求，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  （这是我和同学邵艾青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合作完成的论文，发表于1988年《理论内参》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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