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整理了本家大姐卢淑琴的回忆录，其中第二、三、四部分就回忆了日本侵华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今天是日本投降日，特将回忆录中这两部分公之于众，以表达“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之感情。此为序。

日寇来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很快沦陷。在山河破碎的危急关头，老百姓却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抗日武装遍布东北各地。就连比较偏远的清原县和邻近的开原县境内也有抗日武装。在大哥和二哥的要求下，爸爸买了3支枪。爷爷说，“两个孩子还小，不能让他们去，就把这几支枪都支援给抗日义勇军吧。”

一天晚上，我家来了七八个背枪的人。为首的姓刘，是个30多岁的壮汉，进屋就和爸爸在炕头小声交谈着。爷爷让我大哥把3支枪拿出来交给刘叔叔，母亲给他们做了饭。饭后，爷爷对他们说，“这枪是用来对付日本鬼子的。”“我家没有人力，就先尽点物力吧。”我爸爸说完，又给他们送了几件棉衣。几个人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便消失在黑夜中。

不久后的一天，一队日本鬼子和伪军开着汽车气势汹汹地来到卢家街，说是要劳工给他们修路，当时就拉走好几个人。我的叔伯爷爷卢连荣70多岁也被拉去出劳工，因为年老体弱，干活慢了点，竟被日本鬼子给活活打死在工地上。

1934年2月的一天，距我家5里路的蔺家堡子南沟，闯进了一队日本鬼子，恰好碰上了抗日游击队，双方一交火，游击队出手快，两个日本鬼子一死一伤。游击队撤离后，恼羞成怒地鬼子进了蔺家堡村，扬言要召集村里男人开会。在鬼子的威逼下，申国祯、王洪章、陈维平、金元庆、赵小启子、蔺之厚的四大爷、魏忠臣的爷爷等24人面北跪在村中一块空地上。鬼子架起机枪便向他们扫射，24人全都遇难。鬼子临走又放火烧了房子，让活着的妇女和孩子无家可归。

听到一阵机枪响，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当听说蔺家堡子被血洗的凶信之后，人人都在极度的恐慌中。

日寇为了围剿抗日义勇军，实行并村政策，把偏远山区小村里的人统统赶到大村子里，稍微迟缓一点，就杀人放火。距我家10里地朱家堡子北沟的朱启华家，就因为搬家晚了点，鬼子不但把朱启华的叔叔朱秀田打了个半死，还放火烧了房子。朱家8口人走投无路，朱启华的母亲和婶娘因此一病不起，不久双双死于他乡。

我家东院卢福春老叔，一看形势不好，就召集各户开会商量搬家。可是这么大的一家人和好不容易置下的这么大的产业，往哪搬啊！哪有可安身之处啊！当时有人就提出不搬，跟鬼子拼了。卢福春老叔说，“咱们手无寸铁，咋跟鬼子拼？只好求求情，争取晚点搬。”

   可就在开会商量的第二天，两辆大卡车，十几个鬼子冲进了我们的家园。鬼子端着“三八大盖”，刺刀雪亮，呜哩哇啦地叫，用枪托把所有的人推到一起。想讲情？根本就不可能。鬼子点着火把，直奔各家窗户烧去。我爸爸和我奶奶都是双目失明，我70多岁的爷爷卢连祥见势不好，去抢鬼子手里的火把，结果被鬼子一脚踢倒在石台阶底下，头破血流。那个时代农村都是草房，沾火就着，立时火光冲天，眼看房子被烧，一大家人哭的叫的乱成一团，有的想要进屋抢东西，竟被鬼子用枪托打了回来。东院瘸老叔卢喜春，有个3岁的孩子，老婶又有孕在身。瘸老叔一看鬼子点火，赶忙进屋抢出了一床被子，鬼子把瘸老叔和被子一起推倒在火场边上。老婶慌忙去拉，鬼子扭住老婶和孩子一顿暴打。我大哥卢祥兆和二哥卢祥凯不顾一切地往外抢东西，大嫂二嫂进屋抢被子和衣服。妈妈拉着我的小弟卢猛，抱着我的小侄女卢文正，我拉着奶奶和爸爸往场院里（打谷场）跑。我把奶奶和爸爸安置在场院里，回身去抢点粘火烧、粘豆包什么的。鬼子端着枪托打来打去，嘴里还直骂“八嘎呀路，统统死了死了的。”见火势越来越大，鬼子又去抓鸡、抢猪，把抓抢到的鸡和猪扔到汽车上，扬长而去。

卢家街遭到灭顶之灾，一个美好的田园和一个诺大的家业被日本鬼子给毁了。100多口人无家可归，哭叫声响彻了整个北沟。那一个悲惨的情景，在我弱小孩子的心里打上了最深刻的烙印，让我一辈子都恨透了日本鬼子。我爸爸跪在地上，拉着我奶奶的手，边哭边说，“妈妈呀！这就是国破家亡啊！”说着两个人抱头痛哭。我一个弱小女孩子，除了站在他们身边哭，啥也做不了。因为房子都被烧，有的就地搭个窝棚，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妻离子散。瘸老叔卢喜春最惨，老婶带着孩子到外村另嫁他人，瘸老叔一个人流浪讨饭，再无音信，是否冻饿死于荒郊野外，都不得而知。

流离失所

遭此劫难之后，我们一家子十几口人不得不分散开。大哥、二哥学业中断，跟着媳妇去了岳父家讨生活，好在大嫂、二嫂的娘家都在谢家沟，离我家20里路，两家都有土地出租，日子比较富裕，还有能力接济他们。年老体弱的奶奶哪能经得起如此打击，没几天就“走”了。爷爷被鬼子踢打之后，经常头疼腰疼，失去了劳动能力。双目失明的爸爸也只能咳声叹气，哪还有心情再唱歌奏乐。妈妈领着我和小弟卢猛先到卢家堡村小学老师商保权家里住了几天，又带着我们投奔到30里外的夏家堡二姐卢淑兰家。二姐夫曲铭久是知识分子，家境还不错，对我们一家人照顾得很好，我在读高小的几年间，一直住在二姐家里。

亲戚能帮一饥不能帮百饱啊！在房子被鬼子烧了之后的5年里，我们一家人颠沛流离，辗转搬了5次家。1939年，我爷爷在卢家堡村里租到几间破房子，简单修缮一下，把流离在外的全家老小都召集回来。为了留个纪念，还请照相师在村外荒地里照了一张全家福合影，我当时在铁岭女中读书，所以，照片里没有我。

日寇侵占东北14年，我们家居无定所，连配给的橡子面也很难领到，吃糠、咽菜，榆树皮拌高粱面，吃得人都浮肿。东北盛产大豆、稻米，可东北人却吃不到，全被日本鬼子征收去了。奶奶病故，辛劳一生的爷爷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妈妈苦苦撑着这个家，还要东讨西借供我和二哥读书，妈妈真是一位既坚强又申明大义的好女人。1943年，62岁的妈妈竟死于日本的细菌战，没有熬过苦难的亡国奴至暗日子。

日本军国主义吹嘘的所谓王道乐土，是日本人的乐土，却是中国人的地狱。

奴化教育下

日本侵华下的殖民地教育是典型的奴化教育。“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天皇万岁”、“满洲国万岁”等口号，所有学校的师生每天都要说上几遍，所有学校必须开设日语课，若有不同看法便是反满抗日，是重罪死罪。清原县夏家堡完全小学一对教师夫妻，就因为说了“不是日满亲善，是日本侵华”的话，鬼子就把他们夫妻二人拉到县教育局，装到麻袋里在台阶上连掼带打。后经同仁们保释才幸免于难。

我在女子师范学习时，每周一次由校长主持的晨会。在操场上，先做操，接着校长讲话。校长讲话后总是再请日本教师讲话。而日本教师每次都讲“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天皇关心满洲人，帮助满洲国”等骗人的鬼话。当时，教师里最遭人恨的是日本教师青富和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华人武仲梅（女），日本教师青富每次讲话时，武仲梅给做翻译。这两个人沆瀣一气、专横跋扈，同学们都恨透了他俩。私下把武仲梅叫“罩离把子”，意思是喝日本人剩下的汤水的人。我们把日本教师青富叫“机关枪”，意思是持枪侵略的人。他俩在晨会上讲话时，我们就在下面小声诅咒，有的同学还带着手势，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恨。

1945年，我在辽宁省开原县增家寨国民优级学校教书。日伪时期，各县教育科都设有县视学职位。县视学不定期到各所学校巡视。可巧，8月15日那天县视学坐着马车到我们学校视察，偏偏来到我所带的班。这个县视学很牛气，指手画脚、张牙舞爪地向学生提问日语，学生回答不出来。县视学大人急了，厉声质问我，“为什么不上日语课？你这是反满抗日！”我平静地回答：“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少出几个汉奸！”他气急败坏地喊道：“我要告你去。”就在县视学准备向上汇报，以便在日本人面前邀功请赏时，恰巧在这时，几位农民在校门前高喊：“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这个走狗听了，惊慌失措，猫着腰往外跑、连帽子都忘记戴了。学生在他后面喊：“打倒汉奸！”他急忙坐上马车溜走啦。这时全校师生都跑到街上高喊：“日本投降了！祖国万岁！自由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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