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河西宝卷和张掖民俗
《张掖传》英文版
河西宝卷是广泛流传于甘肃省河西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由唐代敦煌变文、俗讲及宋代说经演变而来。河西宝卷受民间话本、白话小说、宫调曲牌和地方戏曲的影响，在编写上力求朗朗上口、韵脚相合，是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民间文学，而它的表演采用当地人喜闻乐见的唱念形式，因此河西民间多称之为“念卷”。
河西宝卷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起源于河西四郡，在甘州、肃州、凉州等地都有深厚的文学沉淀，历经千年传唱不衰，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传承。有学者提出了河西宝卷是源自北方宝卷的说法，在国内其他地区也有相同或雷同的卷目流传，南方苏浙一带也继承了一部分，可见宝卷这种民间文学还是拥有旺盛生命力的，且在老百姓当中具有很大存续力的一种传统民间文艺形式。而河西宝卷则是在继承和传承过程中，进一步民族化、地方化和民间化而演变定型为适宜于河西地区人们喜爱传唱，具有河西特色的民间文艺形式。在实际念唱和各地保存整理的卷目方面，河西宝卷在河西各地市也存在地方化差异性，比如张掖民间的宝卷，里面的唱腔还融入了甘州曲调，而武威则沿用了凉州小调。
国内现存的河西宝卷有上百种，而流落到海外的也有数百种之多，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宝卷大流行的那个年代，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有可能媲美今天的流行音乐，是受到百姓追捧的文娱活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宝卷已不再风靡万千，“念卷人”大都年事已高，而年轻人对念卷活动没有兴趣鲜少继承，听卷人也大量减少，渐渐呈现出后继无人的濒危态势来，让宝卷文化的传承普及失去了存活的环境和传播的市场。
在河西人的记忆当中，每到冬天农闲时节家里炕头或是农家院落，总能见到少则四五人、多则几十人在一起念卷的热闹景象，说到高潮处更是一人唱百人和，颇有声振屋瓦的浩大声势。在河西地区，主唱的念卷人选是很有讲究的，基本都是信佛的居士、阴阳先生，还有一些得到群众普遍认可的民间艺人，或是识文断字的德高望重者，而妇女是不被允许领唱的。但事实上，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充当听卷人时间长了便大多会唱、会念了。
这个看似属于陈规陋俗的习俗和宝卷的来源是大有关联的。因为，宝卷还有得自宗教说经的另一种说法，又因内中关于神佛的宗教故事占很大比重，在农村地区比较守旧的老辈人心目中，妇女在祭祀参拜等有关礼教活动中依然只能作为附属，缺乏主导地位的农村妇女也就只能参与听卷，而不做主要念卷人了。宝卷的传播方式有两种，一种口头流传就是聚集念唱，另一种是文字抄录。在过去的河西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宝卷有着镇妖辟邪的功效，抄卷被当作积功德的善事，有文化的人都愿意抄写，除了自己保存还可以赠送给亲友，既为自己修功德又联络了感情，是很高雅的一种人情往来赠礼佳品，书法好的，甚至能被人当传家宝一直保存下来。当然，常见的还是那种竖行印成的木刻版。
河西宝卷内容广泛，包含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有关传说，还有大量非宗教的历史人物、民间神话和戏曲故事，现当代又与时俱进新增了一部分符合当下道德审美的故事。从总体上依然秉持着浅显易懂的通俗化寓意，通过念唱讲故事来劝人向善、助人为乐、孝敬父母、和睦兄弟、与人友善，以及勤劳生产、爱惜粮食等富含教育意义的唱词，达到或者促进人们对精神和品德修养的正确导向。
河西宝卷涉及题材广泛，故事有长有短，短的五六千字，长的八九万字，有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内容的，如《丁郎寻母宝卷》，我记得这个故事在民间叫《丁郎刻母》的更多一些。讲的是一个不辨是非的儿子从懵懂刻薄、偏听偏信到失去母亲才知道母爱伟大，继而劝人孝顺父母、及时行孝莫留遗憾的感人故事。
历史类的故事是宝卷中最受人喜爱的一类，任何人群都适宜，因为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又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历代历史事件或人物编写而成，在念唱时不挑观众往往还能获得超高的人气。比如《孟姜女哭长城》和《包公错断严查散》，这些历史故事更多流传形式可能来自演义、戏曲等书籍和舞台方面，没有听过以宝卷这种相对特别的念唱白话来表演的吧？那我要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还是近距离聆听一次，你就会被那种独特的表演所吸引，沉醉在朗朗上口的韵文中为之倾倒。
娱乐类宝卷故事是以民间传说和神话为主，这一类宝卷神话色彩浓厚，故事情节动人，趣味性和感染力兼备，颇受老人和妇女欢迎。像我们知道的《天仙配》《劈山救母》《何仙姑》等神话传说，最具有张掖特色的则为《敕封平天仙姑宝卷》。由张掖市图书馆整理印制的这部宝卷，是从康熙刻本而来，书中记叙了张掖地区民间世代流传的一位女神。宝卷中讲，仙姑在看到黑河泛滥不能渡河严重威胁黎民百姓生产、生活安全之后，发愿要在黑河上修造一座桥来帮助人们，却因为修造途中种种艰难险阻，以至于最后以身投水，用自己毕生的法力和身躯铸成桥梁，沟通了黑河两岸，继而受封成仙。这部宝卷里主要记述的故事发生在明代后期，在汉代就已成仙的仙姑频频显灵，帮助当地驻守官军抗击北方鞑子和对品行操守都有口皆碑的官民许愿应验的显圣事件。这些故事均以明代河西历史大事件为依据，直接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尤其是张掖的历史政治和风土人情，以及宗教文化与宝卷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是一部保存完整、记事全面的神话类宝卷。
教育类宝卷也是河西民间自古以来用于启发子孙后代的主要方式，选取富有教育意义的寓言、童话故事为题材，运用神奇的幻想和大胆的夸张渲染，受到人们的喜爱，《鹦哥宝卷》就是其一。鹦哥，是当地人对鹦鹉的另一种称呼，讲的是一只白鹦鹉为了患病而不久于人世的母亲寻找仙桃来续命的故事，张掖民间俗称这个故事叫“白鹦哥盗桃”。小鹦哥历经千难万险寻访仙桃，遇到了坏人被捕捉关进笼子里卖到一个包姓大户人家，鹦哥嘴巧向这家主人诉说了自己不能久留屋檐下承欢的苦衷，并曲意逢迎获得主人家喜爱，然后感动了主人终得重获自由。那段念唱是我记得为数不多的宝卷唱词之一：“包奶奶白来包奶奶白，跌到面柜里寻不见；包爷爷黑来包爷爷黑，站到煤山上寻不见……”像这样通俗浅显而富有生活气息的比兴唱词，在河西宝卷里不计其数，不管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一听就懂，过耳不忘，使得宝卷既能登大雅之堂供人品赏，又能让普通百姓瞬间理解，难怪能流传千百年牢牢扎根于广大百姓之间了。
还有一种就是宗教类宝卷，从敦煌佛教变文发展而来，主要目的是演释经文、宣扬教义、劝人行善，具有代表意义的大约要数《唐王游地狱宝卷》了。这部宝卷里讲唐王李世民在十八层地狱里的所见所闻，从而说明人是有前生和来世的，告诫人们行善和作恶终会得到因果报应等富有教化意义的道理。
《张掖传》中文版
河西宝卷大量反映了老百姓切身的社会生活，寄托着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承担着基层，尤其是农村劳动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作用，对培养人们的良好品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主动举行念唱宝卷的活动了，那些祖上曾为念卷人的人家收藏的宝卷也大多束之高阁，轻易不向外人展示了。农村里头还会念卷的人基本都是年逾古稀之龄、极为稀少的一群老人，随着这个群体在未来逐渐逝去，河西宝卷或许只有文字遗留，那些唱腔很可能将会彻底消亡。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沉痛和遗憾的事情，再过若干年，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许再也没有聆听河西宝卷的机会，甚至连什么是河西宝卷都不知道了。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不免时常担心河西宝卷的未来命运，就如同历史上的张掖大曲的消亡遗失，八声甘州只见其文却不闻其声一样，真怕我们又一次与这份文化遗产失之交臂。
所幸，张掖政府和有关人士对河西宝卷的发掘和保护终于重视了起来，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全面搜集整理散落在张掖民间的宝卷卷本，通过进行广泛的普查和征集，及时了解并掌握卷本数量、种类，以及念卷人和听卷受众的情况，多次举办现场念卷活动，进行了实况拍摄、录音、录像，并通过抄录和复印搜集到了一部分原始宝卷脚本。张掖市图书馆整理编辑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就是在甘州民间收藏的康熙三十七年刻本基础上，经过精心对照、补漏纠错而汇总印制的。随着保护发掘工作的展开，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观看和聆听宝卷念唱了，这是一件功莫大焉的事情。①
要听地道并有水准的念卷，坐落在临泽县的河西民俗博览园也许是个值得推荐的好去处。记得是夏天的一个上午，带着几位来自南方的文友去丹霞赏景，看到丹霞口的河西民俗博览园大门，朋友很感兴趣，要作为丹霞旅游的第一站进去参观。陪同他们走进免费开放的博览园，一阵特别的音乐丁丁零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顺着乐声寻去，竟然是久违了的河西宝卷的现场念卷活动，我一阵惊喜。南方来的朋友对河西独有的这种文娱活动更是惊奇不已，不知不觉就站着听了半个小时，等念卷告一段落都情不自禁鼓起掌来，直称长知识、见世面了。如果把念卷称作音乐的一种，那就真的应了那句话，音乐是相通的，不分国界、不分种族，而作为艺术的一种，更是具有共通之处的。
那天的旅游最终打乱了计划，我们的脚步停留在民俗博览园没有离开，受到这群热情的民间文艺家的邀请，大家全程参与了整场念卷，在新奇与喜悦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活动结束，博览园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这已经不是他在这里举办的第一场现场念卷了，早在2018年8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9次学术大会暨丝路民俗中的宝卷与甘州古乐传承学术研讨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研讨会上，来自国际民俗学界的相关专家、学者围绕河西宝卷与丝绸之路多元化文化交融，以及非遗保护与河西宝卷的活动传承，还有河西走廊古代音乐与中华文化互相渗透等研究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听了这样的介绍还是让人十分振奋的，看来我的心终于能放到实处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河西宝卷的存续发掘，是张掖传统文化存续发展的其中一个序章，也是对张掖民俗文化的展映和继承，希望河西宝卷能继往开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喜爱。
作者简介：
陈玉福，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九大代表，甘肃省作家协会顾问、原副主席，丝路经济带河西走廊智库研究员，河西学院河西文化翻译中心研究员，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
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长中短篇作品50余部，1500多万字。理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入选国家部委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教材；长篇小说《西凉马超》、《劳模》入围茅盾文学奖。《张掖传》、《武威传》等作品进入国家文化输出工程，被翻译为英文、阿拉伯语等文字在境外发行。
作品曾获中国年度金榜长篇小说特别推荐奖，甘肃省突出成就荣誉奖，甘肃省第四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敦煌文艺奖，甘肃省第十三届优秀图书奖，广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中国优秀电视剧原创剧本奖，杨升庵文学奖，中国优秀电视剧原创剧本奖，中国电视剧“飞天”“金鹰”双奖等奖项。
译者：董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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