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斌推荐语:25年前,我亦师亦友的北大荒作家杨孟勇,创造了57岁做心脏移植的世界奇迹,并接续创造了心脏移植不久后停止服药、健康地存活了25年的人间神话。杨孟勇用一颗不正常的心脏,把生命的不可能活成了可能!他的神奇故事,曾经由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电视台制作专题广为传播。长篇纪实散文《活下来再说》,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推荐连载此书,意在引起读者对生命的尊重和感动,同时感受这个社会的优越和温暖。尤其要向给予杨孟勇二次生命的哈医大二院、及其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活下来再说
著/杨孟勇

36、活下来,叩问生命的意义
这里涉及到一个复杂问题:人为什么活着?这问题不但复杂,而且十分深邃,深邃得远不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说清楚的。这个题目,就留给哲学家们好了。需要我来做的,只是算一笔账。
生活在很多时候就是一笔账,一笔该清楚就清楚,该糊涂就糊涂的账。在我活下来的账页上,出现的将是最昂贵的免疫药品的名字和价格。
先看看我每天必须服用的环孢A,几次降价之后,每盒603元,一盒50粒。每粒12.06元。我的用量是每天8粒,8x12.06元=96.48元。
再说骁悉,每盒也降到了740元,一盒40粒,每粒 18.5元。我的用量是每天4粒,4x18.5元=74.00元。
把以上两种药加起来,每天要吃掉170.48元。再加上每天一粒普拉固和半片开博通。一个月下来是5324.4元,一年12个月,总金额是64756.8元。而且年年如此。
这就是说,我这个做了心脏移植的人,每年要吃掉6万多元。如果活上10年,则要吃掉64万元;如果活上20年,天哪,竟是128万之多!
这样一算,我愣住了。傻眼了。
这笔账,如果在手术前就算清楚了,恐怕我是要打退堂鼓的,也不会让妻担惊受怕在手术单上签字了。不会自己爬上手术台换心的。
术后谁能拿得起这笔惊人的费用?就算你家存万贯,就算你有意外之财,这样下去,也要坐吃山空的。好在术前与医院订了一份协议,免费供药两年,这算解了燃眉之急。屈指算来,做了心脏移植至今5年,依然是从医院里免费开药。我知道这不是长远之计。人家救了你一命,哪有继续免费供给你药品之理?
手术时免掉20万,加上5年的药费32万,共计52万之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医院?
做过一介病夫的杨孟勇何德何能,可以承受起这如此恩情?
但我无奈。
手术前海光回佳木斯取10万手术费的同时,与文联签订下一份协议。协议上清清楚楚写着:单位不负责术后免疫药品的费用。
我自己是拿不起这笔费用的,砸锅卖铁也拿不起的。无奈的时候也这样想: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险些被悬了起来,险些悬在两份协议当中。就像威海的朋友评论我那本诗集,是一种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的歌唱。
人家医院完全有理由不再免费供给药品。
到时候,我该如何是好?
我想起了手术前,姚主任劝我的那句话:老杨啊,你什么也别想,先活下来再说。
活是活下来了。但这个活下来,分明是附带了条件和代价的。是以每年巨额药费的保证为前提才活下来的。
一个想法随即浮上来:这样昂贵地活下来,这样消耗大量钱财活下来,意义何在?
到了叩问生命意义的时刻了。
那天,我随手翻开字典,找到了意义这个词组。解释十分简约:一是价值;二是作用。
我问自己:你杨孟勇的生命价值在哪里?你杨孟勇的生命作用又在哪里?你这样活着,心安理得吗?
要回答如此问题,显然不是易如反掌。
想不通的时候,真的不想继续吃药了。据说不服用免疫药品,三个月之后,移植的心脏就会被排异致死,排异致死的心脏就会变成一团发黑僵硬的东西。一想到这里,只好乖乖地定时定量去服药。那个心脏也是一条命啊,而且还是一个年轻的生命。
那药苦哇。尤其是环孢A,入口时还散发出一股臭哄哄的味道。说明书上写着,那是一种真菌的代谢物,真有些腐败了的蘑菇的味道。失去了清香,留下的是难闻的气味儿。
那药的刺激性大呀。按医嘱是饭前服用。住院期间一直是饭前。你吃下不一会儿,胃里就火烧火燎,像吞下一口泥沙那般难以忍受。以至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到服药的时分,就会产生畏难情绪,或者在心中默念: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吃药了呢?
有一个消息倒是让人乐观。听说国外已经有先例了。移植了器官之后,体内慢慢地产生了一种免疫耐受能力,可以不必再定时定量地服药。最先告诉我的就是何天滕医生。他到监护室看望我时,向我透露的。
这消息着实令人振奋!
哈医大二院已着手这方面的课题研究。
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意义,还有些价值与作用的话,那就是在艰难中等待。在死亡仍没有走远的危险中等待。等到何天滕医生从国外进修回来,等待若干年后的研究成果。等待一个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终生不再服用那些既昂贵又难以下咽的免疫药。
问题是一个62岁的人能够等到吗?
心脏移植存活5年,25%的癌症发病率在那儿摆着。
免疫药品把肾脏和肝脏刺激得衰竭的后果在那儿摆着。
免疫系统遭遇到抑制的局面在那儿摆着。
也许因为这样,我需要等待。也许因为这样,生命才有了意义。
看起来,再难也是要等待的。等不到那一天,也要等。
但我等来的,是药品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发生在2002年10月,手里只剩下几粒药了,妻又多方奔走,磕头作揖,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这一次彻底不行了。便打了报告呈给医保局。医保局热情地接待,让我涕零不已。
可是问题来了,像当初手术时一样,缺少的仍是钱。按要求是要先买了药,再拿买药的发票去报。一下子拿出几万元,对于一个目前依然还欠债的人来说,又是一道难过的坎。当时的我,真的就是六神无主了。下面一段准备上网的文字,便是当时心理活动的一个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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