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脉与个体命运同构共生的哲学和美学双重创意——读王方晨短篇小说《快雪时晴》// 李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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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脉与个体命运同构共生的哲学和美学双重创意——读王方晨短篇小说《快雪时晴》

李恒昌

王方晨的短篇新作《快雪时晴》以小巷书法家老竹的数十载人生沉浮，将个体命运置于时代变迁与传统文化的双重语境，通过“空书”这一极具创意的哲学、艺术符号，镌刻传统文脉的倔强与尊严，构建个体精神与传统文脉同构共生的哲思性诗学空间。

“空书”解构了书法艺术的物质载体，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是对抗遗忘、维系人性本真的生命姿态，最终在超越物质得失的层面实现永恒价值，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精神坚守与创造性转化。

王方晨匠心独运，在小说中开辟了老济南柔佛巷这一地理坐标，以此构建兼具市井烟火气与传统文化底蕴的微观世界，将个体、时代和文化三大元素有机融合共振于一体。老竹的前半生深嵌于本巷的生活网络：国营帆布厂的书法工作室、家门口的小泉、街坊邻里的人情往来，构成了他与世界对话的基本界面。小巷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传统文化伦理的具象化存在——它是脐带般的精神原乡，也是束缚个体突破的“皮绳”。

老竹拒绝调入文化馆、执意留在帆布厂，并非出于对体制的依赖，而是源于对小巷所承载的文化生态的天然认同。这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存状态，使他的书法艺术深深植根于地域文化土壤，形成了以泉水研墨、以日常为纸的创作伦理。

帆布厂改制、个体经济兴起、“下海”潮涌动，种种社会转型期事件都是时代变迁的齿轮在本巷留下深刻印记，也是老竹人生转折的背景板。当帆布厂更名为口服液厂，当美丽女职工因利益背叛爱情，老竹遭遇的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创伤，更是传统手工业者在市场化浪潮中的身份迷失。他在青龙桥跌落致腿伤的场景，成为传统文人精神在现代性冲击下的隐喻——曾经“腾云驾雾”的书法理想，在现实的石岸上撞得粉碎，留下“河里的水像是从他眼里流出来”的精神溃败。

老竹的书法生涯暗合着传统文化在20世纪后期的命运轨迹。早年在帆布厂的工作室，宽如大湖的木案与“收余恨，免娇嗔”的戏文，构成了体制内文化生产的理想图景；而中年焚烧字纸、转向“空书”，则是对市场化时代艺术功利化的自觉反叛。他写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既是对传统书法的致敬，更是借古人笔墨缝合现世的精神裂痕。

当街坊们惋惜他的字未留存时，老竹烧字赠友的举动，意味着对艺术市场化的终极拒绝——他守护的不是字迹的物质形态，而是书法作为精神救赎的纯粹性。

阮阿庆的胡琴与老竹的空书形成“音画对位”，共同构成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双生镜像。阮阿庆在大雪中独自拉琴的场景，与老竹在广场空书的画面，是传统文化“无人听”却“自足存在”的悲壮注脚。他们的艺术创作脱离了实用主义轨道，成为对抗时代喧嚣的精神盾牌。当老刘们在广场争论国际风云时，老竹“手在空中不易觉察地划拉”，暗示个体在宏大时代叙事中的微小却坚韧的文化坚守。

老竹的三段感情（恋人、小梅、菊），与文化认同形成深层互文。恋人的变心让他在孤独中与字相伴，促他发生从“字为功名”到“字为心印”的蜕变；小梅的背叛引发的雪地书“小梅”，将私人伤痛转化为艺术符号的诞生；菊的出现则以“你写你的字”的无条件支持，构建了艺术创作与情感滋养的理想关系。特别是菊为他汲水的日常细节，将“泉水”这一地域文化符号升华为爱情与艺术的双重隐喻——清冽的泉水既是书法创作的物质基础，更是滋养精神世界的文化血脉和情感创伤的文化诗学转化。

当老竹在医院与阮阿庆“空中拉琴、空中写字”，个体的情感创伤已超越私人领域，成为传统文化在现代困境中的集体抒情。他们以静默的艺术互动对抗着现实的粗鄙，在“无迹可寻”的创作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当代重构。

小说在个体创伤与时代裂变的交织中进行深度思考，以诗人哲学家立场对“空”字哲学进行意象化诠释。“空书”，实现从物质消解到精神显影，是对传统书法的颠覆性创造，其核心在于。他摒弃笔墨纸砚，以空气为纸、竹管为笔，使书法脱离了固态物质的束缚，成为纯粹的精神投射。

这种“无迹可寻”的创作方式，暗合道家“无中生有”的哲学思想——字迹虽未留存于物理空间，却在观者（如阮阿庆）的心灵中形成共振，如雪地书写“小梅”，字随雪化，却成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情感印记。空书的短暂性与生命的易逝形成隐喻，却在“快雪时晴”的季节轮回中，彰显了精神体验的永恒性。

“空书”的观者机制充满象征意味，客观上拓展了鲁迅先生所批判的“看客”心态：多数人视其为“奇怪动作”，唯有阮阿庆能识得其中真意，凸显了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认知困境与精神共鸣的稀缺性。老竹从未解释书写内容，他的字是写给知音的密码，是自我与世界对话的私人语言。这种“不写之写”，将书法从公共性的技艺展示，还原为个体与历史、情感与哲学的私密对话，使艺术成为对抗存在虚无的精神方舟。

“空”蕴含多重隐喻和精神上的超越。小说中“空”的意象构成严密的象征网络：烧字后的“空屋”、空书的“无迹”、阮阿庆被撅折的胡琴，共同指向对物质载体的超越。老竹在菊死后焚烧字纸，并非否定艺术的价值，而是剥离其物质外壳，让书法回归“心画”的本质。当他在空气中写下“菊”字，字迹的虚无与情感的充盈形成悖论式统一，印证了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艺术的意义不在于作品的留存，而在于创作过程中个体精神的全然投入。

“空书”与“空拉”的互动，构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的生存寓言。阮阿庆说“拉出声儿，风一吹，散了”，老竹以空书回应，二者共同诠释了艺术的“过程性存在”：胡琴的声音、空中的字迹，都是瞬间的精神绽放，却在观者心中留下永恒的涟漪。这种对“空”的诗意诠释，打破了实用主义的价值判断，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提供了新的维度——真正的文化基因，不在器物的保存，而在精神的代际共振。

小说中自然意象哲学化书写也非常显著。“雪”“泉”“白鹭”等自然意象，共同编织成“空书哲学”的诗意注脚。“快雪时晴”既是自然景象，更是人生境遇的隐喻：雪象征生命中的苦难（背叛、丧偶、死亡），晴则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顿悟。

老竹在雪地上写“小梅”，字迹随雪融化，却在记忆中凝固成永恒，暗合佛教“诸行无常”却“心性本明”的智慧。泉水作为地域文化符号，既是老竹书法创作的物质基础，更是传统文化命脉的象征——它清冽、静默，却源源不断，正如老竹的空书，在看似虚无中承载着千年文脉。

白鹭从竹枝下走出的场景，构成“空书哲学”的视觉化隐喻：这只“意外降落凡尘的精灵”，既是老竹艺术境界的具象化，也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诗意存在。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展示，而在于像老竹那样，在平凡岁月中坚守内心的书写，让传统文化如泉水般自然流淌在个体生命中。

这篇小说锐意创新，以独特罕见的构思展现美学表达创新的时代价值。小说采用非线性叙事，将老竹的人生切片（青年、中年、老年）穿插于2012年北广场的主时间线中，形成时空交错的“拼图式”结构。本巷作为“过去时”的精神原点，北广场作为“现在时”的公共空间，在叙事中不断切换，构建了个体记忆与时代背景的对话场域。例如，老竹在北广场空书的场景，不时闪回帆布厂的荣耀、小梅离开的雪夜、菊汲水的身影，使个体命运成为时代变迁的微缩镜像。

季节意象的循环使用（雪、雨、晴）构成隐性时间轴，呼应标题“快雪时晴”的哲学内涵。开篇的“霏霏细雨”与结尾的“一场小雪”形成闭环，雪的降临与消融成为生命苦难与精神升华的周期性隐喻。这种结构使小说超越了线性叙事的局限，成为对生命本质的诗性思考。

另一方面，身体叙事与器物象征的诗化表达令人耳目一新。小说通过细腻的身体语言传递情感，规避了直白的心理描写。老竹“脸干干的”不哭，却在雪地上写“小梅”、为菊空书，以书写替代哭泣，将情感转化为艺术符号；阮阿庆冻僵的手指在琴弦上的颤动，与老竹空中划字的手势形成“身体书写”的互文，彰显艺术创作的身体记忆属性。这些细节使情感表达具有了雕塑般的质感，让抽象的精神世界可触可感。

器物象征的多层运用增强了文本的诗性密度。想象中的青黄竹管，作为空书的“笔”，既是对传统书法工具的戏仿，也是对“君子如竹”文人精神的当代转译；阮阿庆的胡琴被撅折，象征着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的暴力冲击，而老竹烧字赠友，则是以文化仪式完成对工具理性的温柔抵抗。这些器物不再是简单的道具，而是承载着文化基因的精神符号。

这篇小说，是留白与静默的东方美学实践。大量运用中国画的留白手法，在情节推进与情感表达上保持克制。老竹与小梅晚年重逢时，没有激烈的对话，只有“手牵手走出家门”的静默场景，却在“人已风霜染面，但更美”的描写中，道尽岁月沉淀的宽恕与和解。阮阿庆在大雪中拉琴的段落，以环境描写替代心理刻画，“雪还在静静下”的结尾，让情感在留白中持续发酵，暗合中国传统艺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学追求。

静默的力量在“空中拉琴、空中写字”的场景达到巅峰：两个老人在医院病房的无声互动，摒弃了语言的冗余，以艺术姿态完成对生命尊严的礼赞。这种对“静默美学”的实践，既是对现代社会喧嚣的抵抗，也是对传统文化中“大音希声”审美理想的当代演绎。

《快雪时晴》的创意性美学，本质上是对“个体如何承载传统文化”的诗性哲学回答。老竹的空书，既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口，更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精神显影——当物质载体消解，文化基因便嵌入个体的生命体验，在时代变迁中完成创造性转化。个体命运与传统文脉的同构共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文化命题：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于形式的固守，而在于精神的活态延续。

老竹在空中写下的，不仅是王羲之的帖文，更是对中华文明“虚室生白”“大象无形”智慧的当代诠释，同时也指望了现代文明的一种崭新向度。在这个意义上，《快雪时晴》超越了个体叙事的层面，成为一曲关于文化自觉与精神坚守的现代挽歌，其美学价值，正在于为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提供了富有诗意的想象空间。

作者简介：李恒昌，铁道战备舟桥处原党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曾获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中国铁路文学奖等。先后出版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20部。作品散见《长篇小说选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解放军文艺》《香港文艺》《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