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盛夏记忆之二

早晨到底有多早

李召新

从夏至开始，白天最长，夜间最短。然而，盛夏的白天到底有多长？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答案：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还是十六个小时？这要看早晨的起床时间，或者看你的出工时间。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时间是和太阳的升起时间一致的；早餐店的师傅们是根据早餐的加工时长确定上班时间的；而我的父老乡亲是根据手头农活的需要起床下地的。我的小时候，一个村里也没有几块表，人们不知道几点几分，只知道月亮的位置，启明星的高度，还有东方发亮了、公鸡打鸣了、公社的大喇叭响了、太阳出来了……这些时间概念就是他们的耕作时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上小学没出村，不用起得太早。跟着生产队的钟声起床，不早，也不迟。上初中是在四里外的北谢联中，是跟着“东方红”的乐曲出门的。只要大喇叭一响，我跟哥哥就急忙往学校跑。有时候没听见乐曲，就起来上学去了。结果，学校的门还没开。老师还没起床呢。待了一会儿，“东方红，太阳升……”这才知道，我们起冒五更了。

夏天的早晨，地里的温度也有二十七八度，可比起烈日当头来，还是凉爽得多。勤劳的庄稼人，当然知道回龙觉的珍贵，可他们更知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道理。所以，生产队调整上工时间，趁着凉快，早出工。有自留地的人家起得更早，他们要趁着凉快先到自己的地里干一会儿，然后再赶上生产队里的出工大军。这样，一个早晨他们就出了两份工。你说得起多早呀!

有一年的麦收时节，天气已经很热了。才四点多一点，公社的麦收巡逻队转到我们村南的麦田里。突然发现麦地中间有一个黑影。“有情况！”巡逻队的队员迅速将这块麦地包围。等他们走近了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人在割麦子，而且是从地头上割过来的。

“你在干什么？”

那人这才直起腰来，不慌不忙：“这不是在割麦子嘛！”

“你是在割麦子？恐怕是偷麦子吧！”

“偷？我是一队的队长，想趁着凉快多干点。”

“队长？队长还起这么早？”

“队长咋了？不是要起带头作用吗？”

说话间，陆陆续续有社员拿着镰刀上工了。一场误会这才消除了。后来，公社书记还在干部大会上讲了这个故事，表扬了我们队的这位队长，说他以身作则，给社员带了一个好头。

无利不起早五更。这话不假。庄稼人有起早的习惯。这是过家之道，人勤地不懒呀。特别是男人，该起不起睡大觉，那还有个过日子的样子？庄稼人，懒是大毛病，弄不好，连媳妇也找不上来。夏日里早起，不光是要下地干活，还要挑水、拾柴，拔草、喂猪羊。哪一样都得干。趁着凉快，早干早受益嘛。记得有一年大旱，不足一寸高的小玉米苗眼看就要黄了。可村里的水井快干了。人们心急如焚。队上安排四个劳力包一眼井，不管早晚，只要井里有了水，就要想法把水提出来浇到地里去。推水车、摇水车的吃住在井上了，挑着水桶浇庄稼的人们，天一放亮就挑起扁担往地里跑。可人勤水不足，井干了，就坐在井台上歇一会，等有了水，再打水浇苗。保不住苗，秋季的丰收不是笑话？所以，谁也不敢回家。这时候，谁还顾得上天热不热？

盛夏酷暑，从早晨四点多到晚上八点多，庄稼人一天却要在地里待上十五、六个钟头，因为他们起得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已经不是他们的生活节奏了。早晨，太阳还没出来，他们就已经干了一门儿活了。晚上，太阳早就落山了，可他们还在地里忙活着，直到快看不清草苗了。在他们心中，庄稼是第一位的。五十多岁的老队长曾说过一句话，我把他写进了作文里：“你说夏天哪里最凉快？我说是地头上。”是呀，炎炎夏日，酷暑难耐。为玉米、高粱、除草定苗的人，在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里劳作，热得衣服都湿透了，恨不能快点赶到底头上，找个树荫儿凉快凉快，或者收工回家。虽然地里没有树，虽然还不到收工的时候，可到了地头了，总有一丝风让人喘一口粗气，抽一袋烟吧。所以，老队长拉着锄头，蹭蹭地往前赶，招呼着：“快点干，到了地头上咱凉快凉快。”

庄稼人，那些年的庄稼人，虽然吃不好、穿不好，出得是牛马力，吃得是千般苦。可他们就是一头拖不夸的牛，没日没夜、没黑没白地在地里卧爬滚打，为的就是能吃顿饱饭，能让一家老小少遭点罪。他们无怨无悔、倾其一生。他们在跟太阳赛跑！

避暑要早起，忙夏需趁早。这是我的祖辈、父辈们的经验总结。我的祖辈、我的父辈是憨厚、朴实、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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