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连载(二十九)
作者:张坚
陷阵变法大书法家宋伯鲁
宋伯鲁(1854-----1932),陕西礼泉城关镇西关人。光绪十二年(1886)中举,历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山东乡试副考官、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掌印御史。他是一位爱国志士,卓越的政治家,又是中国著名的近代大书法家。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多次勇敢提出改革建言,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最重要的骨干之一。
一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前门西南不远处的菜市口,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杨深秀和刘光等六人在此被残忍杀害。这六人就是“戊戌六君子”,他们参与发动了一场旨在改变中国现状和把握未来命运的变法运动:“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投身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还有一批朝廷官员,他们发挥的作用丝毫不逊于为变法献出生命的“六君子”。其中陕西赤子宋伯鲁是京官队伍中参与变法最早、最积极、贡献最大的一个,呈给光绪皇帝的奏折多数出自宋伯鲁之手。梁启超曾评说: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中,宋伯鲁倡导和宣传新思想、新举措最多。
咸丰五年(1855),宋伯鲁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幼年的他,父母双亡,靠姐姐抚养,吃过百家饭,穿过百家衣,得到过很多贫苦家庭的帮助。他聪明好学,后来中了秀才。此后,他师从“关学宗传”的著名学者柏景伟。“关学”自北宋时期形成以来,一直尊奉张载所立的“四为”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泰平”。柏景伟秉承“关学”宗旨,无心仕途,志在办学,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对宋伯鲁人生观的形成影响巨大。
光绪十一年(1885),宋伯鲁参加乡试,以优异成绩中举。第二年参加会试和殿试,接连考中,被授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光绪十七年(1891),宋伯鲁出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光绪二十年,出任山东乡试副考官,主持山东省的乡试;光绪二十二年,宋伯鲁被任命为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朝廷掌印御史。
步入仕途的宋伯鲁,没有纸醉金迷,唯利是图,而是更加关心国计民生,尤其同情普通百姓,总是想尽办法回报社会,对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深恶痛绝。山东乡试副考官的职责是“奉命典试”,只管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但他在本职之外,还抽时间对山东境内黄河泛滥的情况进行了翔实考察,向朝廷呈上《条陈治河疏》,陈述黄河决口给广大百姓带来家破人亡的灾难,揭露了地方官员在治理黄河过程中营私舞弊的行为,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在轰动一时的“太监拒捕杀人案”中,他上书《劾太监寻衅疏》,力主正义,为整饬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伯鲁积极支持创办实业。陕西维新派人士刘古愚为振兴民族工业,打算集资创办陕西保富织布局。宋伯鲁支持这一倡议,准备和好友李岳瑞从豫丰银行借出20万两白银作为基础经费。但是,银行需要有能力、地位高的人来作担保 ,当他们要求陕西同乡、刑部侍郎趙舒翘帮忙担保时,趙因思想守旧而不肯作保,事情就此搁浅。
他还多次上书要求朝廷澄清史治,整饬军备。他曾先后三次上书,陈述长江水师存在的问题,提出整顿办法,以巩固江防;参奏陕西地方官傅汝梅劣迹,请饬查办;痛陈陕西商州一带受灾情形,请求朝廷派官员赈济安抚,并建议惩处隐匿灾情的地方官员。宋伯鲁还建议清政府,凡必须兴建的重大工程,经勘估后,仍应交工部复核,以防官吏贪污。
宋伯鲁的确是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他心底无私,于民为友,情系百姓生活,这既是他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份良知使然,也是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
二
宋伯鲁由封建士大夫转变为维新派骨干,缘于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惨败,使民族危机变得空前严重。在维新派思想的影响下,宋伯鲁感到,不改变旧法,中国就没有出路。
1897年至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帝国主义列强像恶狼一样争相瓜分中国,激起了宋伯鲁极大的仇恨。他眼见当朝一些官员麻木不仁,依然热衷于“窝里斗”的丑态,便萌发了改革旧制,驱除列强的宏图大志。
1898年正月,宋伯鲁和陕西籍在京官员李岳瑞等发起成立西学会(又称“陕学会”),讨论时局,共商维新图强事业。3月20日,宋伯鲁协助康有为在关学会、粤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保国会” ,以“保国(保国家政权、土地)、保种(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教(保圣教不失)”为宗旨。“保国会”的成立以及此前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在北京、天津、上海及广东、湖南等地的舆论宣传,都为戊戌变法作了直接准备。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大力发展农、工、商等。宋伯鲁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他的变法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等方面。
在政治上,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他尖锐地指出,国家大事交由少数几个人决断,千头万绪却需在很短 时间内拍板定案,其结果往往是决策失误。西方国家把国家大事的决策权交付议院,可以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从而避免很多失误,所以中国应向西方学习。他奏请朝廷设立议政处,以克服封建专制政体的弊端。
在文化教育方面,宋伯鲁极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重视培养时政、财经、外交及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
在经济上,宋伯鲁主张通过发展民族经济以对付帝国主义侵略。他在《请统筹全局折》里痛陈:“山西的铁路、矿务权出让给俄国人,直隶、山东、山西等省的军事训练也请来俄国教官,从而失去了北方主权!江苏、浙江的关税权给了英国人,又把南方拱手出让了!听说胶州湾、大连湾以分别要割让给德国、俄国……之所以这样,就是由于我国经济落后,一旦强敌恫吓,只能俯首听命。”他主张派人前往美国筹集建设经费,开矿产、修铁路、设银行,并进一步开办枪炮厂和水师学堂,增强军力,“保大权而存疆土。”
他的这些主张言简意赅,直截了当,既有秦人的直率,又不乏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远见。
变法开始,当光绪帝下令在“举行经济特科之外,更举经济常科”,主要考查时事政治、法律、财经、外交等知识和技能,以弥补八股教育所造成的缺陷。于是,宋伯鲁直陈己见,大胆献策,及时递上奏折,主张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废除浮夸不实的“八股”文章,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可。
然而,变法维新遭到慈禧太后及掌握实权的利益权贵者的激烈反对。思想守旧的礼部尚书许应骙不同意废除八股,主张将经济科归并于八股。宋伯鲁和杨深秀联名上书《请将守旧礼臣立赐降斥疏》,痛斥许应骙的昏庸无知和虚伪狂妄,请求光绪帝罢黜其职务。光绪帝收到宋、杨的奏折后,命令许逐一答复宋、杨参奏他的问题。许应骙奏复光绪帝时,仍然坚持其立场,除反对宋、杨所奏的各项事实之外,还攻击了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后来,光绪帝借故王照建议请皇帝和慈禧太后一道前往日本等国考察的奏折,被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骙截留,就将许、怀等礼部六名尚书全部革职。
宋伯鲁再接再厉,又接连呈上《请选通达中外政治之才每省一人任新政疏》、《请选通才以资顾问疏》、《各省举办铁路矿务官不如商折》 等一系列奏折。就在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的当日(9月21日),宋伯鲁不顾个人安危,还代表维新派递上最后一道折子,痛陈列强虎视眈眈,随时宰割中国的危险形势,要求光绪帝设法采取紧急措施,以挽救危局。
“百日维新”失败后,宋伯鲁著书《己亥谈时》,高度评价了变法运动。他在《论成法不可拘》等多篇文章中指出:欧洲各国能及时舍弃旧制度,制定新政策,所以国富兵强;日本变法图强,称雄东亚;唯独中国不肯改弦更张,所以至今贫弱。真是:“拳拳之心,万言进谏;投身变法,不怕杀头”。
三
宋伯鲁不但在维新运动中功绩卓著,而且晚年对陕西地方建设也作出了突出贡献。1911年,他受泾阳知县刘咨畴延请,审定《重修泾阳县志》;1922年,他主持修篡《续修陕西通志稿》,后任陕西通志馆馆长,为陕西通志修纂颇著重绩,功在千秋;1927年春,驻扎在西安东关八仙庵的冯玉祥部士兵随意乱翻甚至窃取藏书和文物,在监院道人的请求下,宋伯鲁出面予以制止,保护藏书、文物;同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他从朱子桥等军界人士处募款数万元,派门生散赈各地,救济灾民,免遭饥亡。
宋伯鲁的诗、书、画被时人誉为“三绝”。书法界曾盛行这一说法:“先学颜、后学柳,再学宋伯鲁。”其著作达二十余种,已刊印的有:《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西辕锁记》、《海棠仙馆诗集》、《焚余草》、《己亥谈时》、《知唐桑艾录》 等著作,广为传流。
宋伯鲁不仅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又是把关学的实学精神与从政实践相结合,善于适时应变的清明官吏。他把为民奋斗终生的志向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救国救民的征途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担当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责任。
他的这种爱国爱民情怀,改革精神及书法巨著,名标史册,弘扬于世。值得后人学习和效仿。
作者简介:
张 坚,礼泉县西张堡镇土洞村人,1937年10月生,中共党员,1955年5月参加工作,1997年12月退休。先后在乡政府、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县革委会生产组、山区工作领导小组、农业区划办、农村改革试验办等部门及建陵公社任职工作。当选过县党代表、人大代表、第五届县委候补委员。在岗期间,贯以清正勤奋,忠党敬业,求真务实,不鹜虚声。退休后,本色不改,勤劳不息,建园务果,看书习文,所著《心路历程》《乡土情》两本书被连载发表在全国《都市头条》网络平台,可百度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