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9日，万隆会议第二日。中国原本是发言名单的第一个，但周恩来总理放弃了这个机会，耐心倾听各国代表的发言。
绝大多数发言都表达了对和平与友好的愿望，对殖民主义的憎恨。然而，就在上午会议快结束时，有人不点名地猛烈攻击共产主义。
到这时，周恩来决定把原定准备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另外做一个补充发言。
张彦 时为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我记得19日中午，我回到总理的住处，总理已经在里头拿着铅笔写一个临时的发言稿。
下午，会议按照预定的流程进行着。4时45分左右，大会主席沙斯特洛阿米佐约宣布：“下面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
在短短18分钟的发言里，周恩来总理以确凿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回答了少数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政策。
两天以来，笼罩在会场上空的阴云，终于被驱散，周恩来总理的发言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从4月20日起，会议分成三个小会：由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然而，4月21日中午，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邀请了几个他选定的新闻记者，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且宣读了一份很长的声明稿，内容就包括了台湾问题。
周恩来总理看到声明后，有了自己的判断：科特拉瓦拉此番表态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
就在前一天，4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拨款数亿美元来执行他所谓的“共同安全计划”。华盛顿方面并不讳言，美国总统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日子提出咨文，就是为了影响万隆会议的走向。
21日下午，政治委员会接近尾声时，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宣读了一篇谴责殖民主义的演说稿。他首先谈到了西方的殖民主义，随后话锋一转，要求会议“像讨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一样，也讨论反对苏联殖民主义问题”。
4月22日，当各国代表步入会场时，他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做好了锡兰总理所引发的争议再次升级的准备。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一改昨天激烈的言辞，委婉地表示昨天的发言只是自己的不同意见，并不想引起争论，更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
一夜之间，锡兰总理经历了什么，竟让他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当时许多报道会议的记者发现，就在21日下午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与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并肩走出会场。
罗英杰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与科特拉瓦拉进行了私下的会谈，科特拉瓦拉改变了他之前的一些做法。
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做了半小时的长篇发言，包括世界形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本地区存在的某些军事集团问题等，并综合大家的共同意见提出七条原则。
彭迪 时任新华社印尼分社记者：总理着重谈了朝鲜战争的问题，讲了朝鲜战争怎么打起来的，中国是什么态度，中国非常不愿意参加的，而且到最关键的时候，美国军队要打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进军时，中国特别通过友好的国家向美国政府打了招呼，如果再这样进军的话，中国不能置之不理。
万隆会议期间，正是中国代表团的斡旋，使得数度陷入僵局的会议重新走向正轨。
随着会议临近尾声，与会代表在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少数国家代表对和平宣言中“和平共处”一词提出了质疑。
张彦 时为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很多人反对用“和平共处”这个词，因为它的英文是peaceful co-existence。过去共产党国家发表的文件上都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语言，就用这个借口来反对。
周恩来总理一直仔细听着代表们的发言，自己却始终一言未发。讨论到底何时才能见分晓？周恩来总理又将选择什么样的发言时机呢？
时间接近中午，受西方影响的国家代表把会议带向了冰点，中立国的领导人开始焦躁不安起来。就在这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开始发言。
彭迪 时任新华社印尼分社记者：他说，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发现能够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那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里“和平相处”这个词，好不好？没人可以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以他的真诚和高超的外交技巧，再次平息了各国的争论。
1955年4月24日，《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和《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得到了与会各国的一致通过。
历时七天的万隆会议终于落幕，周恩来总理以独特的智慧和外交魅力，为新中国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外交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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