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斌推荐语:25年前,我亦师亦友的北大荒作家杨孟勇,创造了57岁做心脏移植的世界奇迹,并接续创造了心脏移植不久后停止服药、健康地存活了25年的人间神话。杨孟勇用一颗不正常的心脏,把生命的不可能活成了可能!他的神奇故事,曾经由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电视台制作专题广为传播。长篇纪实散文《活下来再说》,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推荐连载此书,意在引起读者对生命的尊重和感动,同时感受这个社会的优越和温暖。尤其要向给予杨孟勇二次生命的哈医大二院、及其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活下来再说
著/杨孟勇

生命如此幸运(自序)
本来一个该死的人,却又绝处逢生。
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有一条消息说:“2000年1月14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为57岁的北大荒作家杨孟勇成功进行了一次突破禁区的心脏移植手术。成为我国医学史上年龄最大的换心人。”那个换了心脏的人就是我。
手术成功后,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节目又邀我做了佳宾,向全国亿万观众讲述了我手术前后的种种体验。
国外有报道:作过心脏移植的人,心理性情和习惯均发生很大改变。这种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我还没出院时就有耳闻。究竟有没有变化,以及怎样变化,向什么方面变化等等,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体验自身的一个主要内容了。我身边的人同样也在观察我,看这个换了心的人能否换上别人的心理和性格。整天与我形影不离的妻子和儿女们观察得更加细微和独到。
我换心之后,究竟发没发生一系列变化?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科学界正在争论的话题。
可以坦诚地说,就我的亲身体验,打手术台上滚过一次.剖开胸膛,切掉有病的心脏,再缝合上一颗别人的心脏,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地方还相当明显。不管任何人,对我的观察结论都一样,尤其是妻子体会最深,说我变化太大了。她所说的变化,不包括我自己的体验,更多的是我对待家庭和婚姻的转变。
6年前《知音》杂志报道说:“杨孟勇在心脏移植手术后,冰封已久,濒于崩裂的夫妻关系奇迹般地解冻缓和了。而且在他大病初愈后的近两个月内,竟异常顺利地完成16万多字的长篇小说。可是他说,这不是心脏移植带来的心理与性情变化的结果,而是人生劫难后沉睡的真情复苏了……"但这种真情复苏确实与这次换心手术有关,甚至密不可分。
妻子与我在北大荒的一个农场结婚。我8岁丧父,9岁又遭遇母亲改嫁,打小漂泊。像一支歌里唱的那样:我想有个家。
妻子比我受的苦还多,她14岁跟上父母从黄河边的灾区逃荒来到北大荒,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饭吃,父亲去冰天雪地里捡粮,母亲领上她和妹妹在寒风中沿街乞讨。
按理说两个苦命人的结合,应该苦尽甘来,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才对。但事与愿违,两个苦命人并没过上好日子。原因自然很多,比如我们不懂什么是生活,比如我是理想主义者等等。但其中有一点十分重要: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就被卷进了“文革”的漩涡。我们结婚那年,也是当兵转业的养父被关进造反派私设的监狱被专政的那年,我由“文革”前革命接班人的身份,一下子跌人深谷,变为“黑五类子女"打人另册。我和妻子去木材厂购买烧火用的板皮,就因为是“黑五类”的狗崽子而被人家呵斥了一顿,赶出木材厂大院,我们只好低下头拉上空车回了家。因为我传播了《参考消息》上美国飞船登上月球的新闻,被认为思想反动,召开全厂大会批判。
我们的新房是一所孤零零的屋子,半夜里有人在我的窗下打枪,枪声像炸弹一样响,震得土墙簌簌颤抖。妻子胆小,挂上一床毯子还不放心,就用一床厚棉被把窗户堵死,以防流弹飞进屋。妻子陷入巨大的恐惧中,整夜不敢闭灯,墙上只要有一个小虫子爬出来,她就惊叫不已。边境线上的农场常常半夜查户口,有时是红卫兵抄家,要不就是半夜起来开会,一扇破旧的木门,被晒得发出断裂声。新婚中的我们俩,无法尝到蜜月的甜美,却像一对惊弓之鸟。渐渐地,妻子的心理崩溃了。我比她崩溃得更加厉害,也更加彻底。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妻子整天泪水涟涟,我则找来一个大三弦在屋里当当地弹。妻子听了心烦,那天她也误会了,认为我另有所恋,悄然地去了外屋。我一无所知,依旧在屋里弹。邻居来我家借洗衣盆,推开门,发现妻子拴好一根绳子,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立即把她救了下来。第二天农场军管会下来人,到我工作的厂子抓捕我,被一个知情的好心人挡了回去。险些沦为阶下囚。从那时起我知道这一生完啦,包括婚姻和家庭。当初恋爱时我们对生活的共同向往和美好设想,全部被为了一点小事所引起的争吵而取代。
一天早晨,妻子很严肃地问我:“你是怎么点的炉子?"我知道要惹麻烦,小声回答说:“就是按你说的,第一层木柴横着摆放,第二层竖着,第三层再横着。”妻子不满意地说:“你撒谎!根本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我气急了,端起滚开的一锅水浇灭了炉火,冲出门,来到草甸子割了300捆草,用拉车运回来。干了一天重活儿,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半路上眼前一黑,险些昏倒。
我开始自虐,开始萌生了死的念头,想尽快把自己折磨死。我独自一人跑进山林中,想遇上凶狠的野兽把我吃掉。我几次冲进雷雨里,任雨水浇透全身,想被雷电击中,或者害一场重病,一死了之。夜晚我不回家,睡在车间一块沾满灰尘和油污的木板上。“文革”结束后,仍没有从“十年浩劫”的阴影中走出。37岁那年,终于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妻子经历了那次生死劫难之后,变得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变得坚强起来。尽管我的外部条件渐渐好转,我内心的倾向依然如放,没发生丝毫改变,一直朝着自毁的道路向前发展。
我能活到接受心脏移植,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关进一个黑屋子里,计划怎样自杀。别人下班了,我仍然坐在办公室呆想。领导发现了我的异常,对我十分担心,嘱咐间事们开导劝说我。
1998年正月十五,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理回到了改嫁的母亲身边。《知音》杂志报道上说,我像老托尔斯泰一样离家出走了,如此比喻万不敢当,离家出走,确有此意。我想死在一个荒辟的小车站的山坡上,但我要最后得到一次母爱才会去死,最后在母亲身边住一些日子才会去死。
我走时没给妻子留下地址,回到胶东半岛的家乡后也没给她写信,一年多过去了,音信全无。冬天冷了,妻子想起我走时没带棉裤,大概写了个地址把棉裤寄到我母亲家,里面有一包我最爱吃的黑木耳和一封信。我也没回信。妻子见没有回音,就对女儿说:“我没有什么文化,总惹你爸生气,我写信他也不回,你给你爸写封信吧,打听一下他在哪儿,劝他回来吧。"
女儿的信到了,我只看了两行,泪水就盈满眼眶。女儿的话如火炭似的烫着我的心。“天冷了,一个人在外千万要注意身体,妈妈惦记你,爸,你回来吧,家庭离不开你,儿女们离不开你,我已经是一个为人母的人了,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可那时我已经被一场重感冒撂倒了,严重的心肌扩张病引发了心衰,频频发作只能使我依靠强心剂来维持生命。我跟异父同母的弟弟说:“哥这里还有1000元钱,够办后事的了。我死后你帮我把尸体火化,一切处理好了之后,再打个电报告诉你嫂子一声。”
而妻子根本不知情,我若再不回去,她就领上三个孩子去老家把我接回来。
现在我明白了,从前都是我的错。这个180度的大转弯是换心之后发生的。我住院133天,妻子从未脱过衣服,睡上一个完整的好觉,夜晚与孩子两人挤在一张病床上。从10万元手术费到买饭打水昼夜护理不得一刻闲空。那天我坐在病床上,突然发现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在这之前只是有寥寥几根白发而已。这133天她没有一句怨言,小心地搀扶我,细心地照料我,这不就是爱我的妻子吗?我躺在手术台上做生死未卜的换心手术,她在走廊上跪下来磕了三个头求上苍保佑,这不就是患难与共结发夫妻的真情表白吗?
好朋友左弘到病房看我时说:“关键时分,还是原班人马呀。”诗人李琦看了妻子对我的精心照料时发出由衷的感叹:“看,大嫂对你多好。你还有什么可说?”
出院后,我自知心脏移植平均能够活10年,而我这个年龄正是多事之秋,不测随时都可以发生,开始了争分夺秒地写作,一天要写上 10个小时。妻子见我长时间伏案,身子累得变了形,她心疼地一把拉住我哭了,她把我抱在怀里说:“咱们不写了,看你的腰都累弯了,咱不写了行吗?只要你人好好的,什么我都不怕。”
我心里一颤,觉得有股暖流升起,几十年婚姻的坚冰被妻子的爱融解了。我那冰冷空旷的心里需要这种真爱,因为妻子从来没有为我的劳累而伤心地哭泣过。最为幸福的一件事,是妻子向我吐露了她爱上我的原由。那天她神秘地问我:“你知道年轻时你什么地方打动了我的心吗?”女人心中的秘密,我当然不知道。最后她解了秘:“是你的手。你总是在车间里写黑板报,你拿粉笔写字的手真好看。”
结婚近40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心贴心地诉说当年恋爱时的事情。妻子的话一下让我陶醉了。
有一天电视台记者来我家采访,发现了书柜上贴着手抄曲谱《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她眼睛一亮没说什么。那是一档访谈节目,进了演播室,她这样问我:“杨先生,那首曲子是否练了好多遍,是准备送给妻子的吗?”是的。我真佩服这个洞察我心的女记者,我应该好好向妻子表白我的一片心。
2005年我已是63岁的人了,我每天兴高采烈地拥抱妻子,拥抱生活,拥抱明天。换心之后的我,是否发生了重大改变?妻子在给女儿打电话说:“你爸真的变啦!现在不管我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他都是乐呵呵的。”
妻子在说我换心后有了重大改变,其实,改变的也包括她自己。
现在我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单位领导有意把我返聘回去,也找我谈过。我想还是在家里好,守在妻子身旁好。有她操持这个家,衣食住行一概不用我考虑,这样才能写下《活下来再说》,以及诗集和其他几十万字的稿子。
“妻子靠在身旁,我进入梦乡”。
这是自序,也是写给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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