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这三张拍摄于红土庙中学的照片特珍贵，因为不仅记录了我个人难忘的一段教师生涯和心路历程，也记录了一所乡级中学艰难办学的历史。

       这张我站在教室门外一手插兜一手托着教案本和粉笔盒的照片，是我刚回到故乡红土庙中学当教师的时候照的。当时，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师范毕业生，也是红土庙中学最年轻的教师。24岁，正值青春年华，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12华里的乡路，像玩似的。春天，路旁田地里的禾苗微笑着朝我招手；夏天，路边的大树撑着大伞为我遮阳；秋天，满野飘香的五谷让我陶醉；冬天，银装素裹的乡野让我神清气爽。

也许是因为我年轻，容易被学生接受，语文课堂上，师生互动得很好。我因此很爱上课，不等上课铃响，我就提前站在教室门口。铃刚一响，我就精神抖擞地走进教室。“老师好！”“同学们好！”时至今日回想起来都兴奋。

农村中学既没有图书室，更没有资料室，甚至连报刊都极少。为了开阔视野，我自费订了《辽宁教育》、《上海教育》、《浙江教育》等十多种刊物，其中受益最大的是《浙江教育》。

       这张只拍了部分校舍的照片，是我调到铁岭后一次回红土庙中学时拍的。为什么只拍这一部分？因为把东头的第一个教室曾经是我当班主任时的教室。这个教室，有太多的故事：“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当我声情并茂地范读这些课文的时候，教室里静悄悄的，同学们被我的范读带进了课文的情境中。同学们不仅爱听我的范读，还爱看我写的粉笔字，有的同学还偷偷模仿我写字时用力的姿势。《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当我把参加清原满族自治县团代会时学唱的这首歌教给同学们的那天，同学们都被这鼓舞人心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打动，尽管我教得不怎么规范，但同学们唱得非常起劲儿。从此后，这首歌便成了我们班的班歌。“畅谈我的理想”的主题班会上，“我将来也要当老师”、“我将来要做一名医生”、“我将来要学开车” ……一个大雪后的早晨，其他班级只来了一半同学，我走进教室一看，我们班竟然一个都没有缺席。激动之余，我拿起一支粉笔转身在水泥黑板上写了四句话：“顶雪来上学，气死天老爷。好钢需要磨，人才必雕琢。”

       这第三张照片，是我担任红土庙中学副校长兼教导主任时，付文绪老师给我拍的。走上学校领导岗位的我，精神压力很大，身体又不好，1米72的个子，体重才50公斤，刮大风时都不敢出门，因为怕刮跑。农村中学，不光办学条件差，师资也严重不足，20多人的教师队伍，最多时有四五位临时代课教师，且都是普通高中毕业生，师范院校毕业生连想不敢想。即使这样的条件，也得小鱼穿大串、拿鸭子上架跟着拼升学率。为此，也不得不想辙：初三开学后通过考试分好差班。因为只有两个毕业班，60余名同学，事先研究决定，好班30人，其余分到差班。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当着60余名同学的面，公布前30名同学的名字。家住下老坎的李秋，平时表现非常好，学习也很努力，可她那次排榜却是第31名。李秋得知自己没有分到好班，当时就哭得很厉害。结果，第二天，李秋就辍学了，我听说后，曾尝试着劝她回来上学，并鼓励她可以争取上好班。可她再没有回到学校，至今想起来，心都痛，感到对不起李秋。李秋，你在哪？老师要郑重向你道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升高中没有指标到校的政策，像我们这样条件差的农村中学，中考升学率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就不错了，其余绝大部分同学只能回家务农。为解决这个难题，我多次跑县教育局，探讨农村中学毕业生立足家乡学得一技之长的思路和办法。我曾经组织毕业班级同学到成为养殖专业户的本校毕业生的生产基地参观，请事业有成的返乡毕业生到校做报告。为了找到理论根据，我在县教师学校借来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论著，并几乎将整本书抄下来（现在这个笔记本在我担任农村校长的外甥手里）。

这些努力，因为后来的调离而中断，这也是我愧对父老乡亲的一块心病。

因为并校，红土庙中学已不复存在，校舍也夷为平地，我拍的那张校舍的照片成为了永恒，并成为我心中的纪念碑。红土庙中学虽然不在了，但当年老师们为了家乡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还在，从红土庙中学走出去的同学们还在人生奋斗的路上，并常在微信群里讲述并丰富着红土庙中学的故事。

2025年3月22日上午

卢祥云，一介总爱写怀旧小文的古稀老人，但他的怀旧，不是感伤，而是为了捡拾岁月沉淀下来的东西，为了增加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