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古诗学六书”

认清陶渊明的复杂性

文 / 顾农

著名学者型作家张炜先生所著《陶渊明的遗产》是一部“异书”，作者在前言中介绍说：

　　这不是关于陶渊明著作的考辨，不是学术文字，而仅仅是一个读者的感言与赏读。这些文字由于是在讨论对答中产生的，所以成书时需要拟出题目，归类订改。但尽管如此，也仍然留下了诸多缺憾……

　　其中常见的谦辞，自然不可呆看，但两个“不是”是确实的。世界上许多重要的书都不从事“考辨”，不是“学术文字”；可惜我一向恰恰是在这两个“是”中讨生活的，所以这部书入手以后，同许多看似关系不大的新书一样，一时来不及读，就堆入书橱，以后再来领教。

　　人间多事，有时一晃就是几年过去了。古人往往神往于成仙，看来并不完全是迷信，唯有像神仙一样健康无恙，长生不老，才有条件多做事，多读书。

　　最近终于得到机会，来拜读这部不同凡响的书了。而一旦开始读，就没有再放下。

　　在陶渊明接受史上，这是一部空前的奇文好书。

　　好就好在书中多有“通古今之变”的见道之言，又以空前的力度强调地指出了陶渊明的复杂性，撕去了贴在他身上种种简单化的传统标签，让我获得了许多启发。现在有不少书，并不是不好，内容还是充实的，就是读了不能激活思想，读了和没有读相差不算很多。换言之，其中只有若干知识，就是没有思想，没有自己新鲜的的想法和看法。

　　张炜先生此书高见甚多，胜义如云。关于今人为什么对陶渊明多误解，书中有这样的分析：“在数字时代和物质主义的压迫之下，人们于现代喘息的汗气中不难找到陶渊明，认他为人生的榜样。于是‘知者’将要越来越多的同时，误识也会随之而来。”（第348页）于是就各取所需，不及其余了。关于陶渊明给人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书中有这样的结论：

　　我们将直面一个结果，即“丛林法则”和人类的“文明法则”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个不可调和，在陶渊明全部的人生里得到了细致而充分的诠释。这正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第43页）

　　该书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把陶渊明的一生总结提升到这样的哲理性高度，自能给与陶渊明的读者很深的启迪。

　　说陶渊明讲究“文明法则”，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是很有道理的。举一个最简明的例子就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当陶渊明在彭泽县当县令的时候，派一个“力”（农奴）回老家为孩子们干活，其时他下达了一道明确的指令道：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那时的体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农奴，陶渊明不能自居于这一体制之外，但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是文明人，特别教育儿子要善待这种“力”人，要把人当人看待，这就体现了崇高的精神文明，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

陶渊明一向被归入“隐士”这一类，《宋书》《晋书》《南史》先后为他立传，都安排在隐逸这一类；但张炜先生指出：“陶渊明跟另一些‘隐士’大为不同，‘隐士’往往有社会地位，有资本和名声，由这些构成了一个‘隐’的基础，也就是说，要具备‘隐’的条件，陶渊明却没有这样的条件。”（第26页）书中又称陶渊明为“非专业的‘隐士’”（第82页）。这些提法或可再加推敲。陶渊明当过好几任官，最后一任是彭泽令，级别不低，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或曰县团级），不能说没有社会地位；他拥有相当的土地和房产庭院，应当说并非全无资本；他的有些官是被请出来当的，可见很有些名声。张炜先生把他的分量估计得未免嫌稍低了一些，但书中的这一结论仍然是富于启发性的：陶渊明跟另一些“隐士”确实有所不同，他当官是不连贯的，在那些断断续续的间隙里，实际上他已经隐居过若干时段；而到晚年，他却又考虑过应征复出。由此观之，他并不觉得归隐有多么高尚，也不是说官就绝对不能当，只是自己实在喜欢过平静的农村闲居的生活，不大高兴在官场里办公奔走受拘束，而且动辄需要行礼如仪（“折腰”）——这样的隐士确实是不多见、非寻常的。

　　陶渊明一向被学者们认定为是矢忠于东晋王朝的道德标兵，所谓“忠愤”说影响非常深广，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参见拙作《陶渊明“忠愤”说及其扩大化影响》，《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但张炜先生却这样来归纳他的搏斗及其意义：

　　严格讲一个人自降生到人世的那一天，就被“丛林”选择了，而不是他选择了“丛林”。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体制所涵盖、笼罩和规定，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丛林”之外……

　　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认可那个“法则”，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在饥饿中死去，但作为一个生命来讲，他在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还是完整的，仍然是一个胜利者。（第20-21页）

　　这就是说，陶渊明在一定的意义上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这种前卫性落实在他的思想、行为以至全部生活实践之中，表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之中，所以他伟大。由此反观一批学者斤斤计较于陶渊明的某些个别言论，强调他的忠于东晋、政治正确，抑何所见之小也！

　　陶渊明一向往往被认为是一位单纯而快乐的高人，其实颇不尽然，张炜先生深刻地指出：

　　作为一个网络时代和物质主义时代的人，常常处于一种空前被侵犯被骚扰的状态，也就对陶渊明这种恬淡的田园生活、对他拂袖而去的干净利落，对这样一个生活标本倍加向往。这种向往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们不同程度的误解。时至今日，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难以理解一个纠缠、自足、丰腴、活泼，同时又是痛楚犹豫的陶渊明。我们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风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个人闲适的田园洼地里去。（第66页）

　　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这些话说得太好了。承认陶渊明的复杂性，乃是认识这位大诗人的必备前提。一切源于将他提纯的颂扬和研究，总是难以让人看清楚这位看似单纯的大人物，这一点对于从事“学术文字”的人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此文原刊于《中华读书报》

作者简介：

顾农，江苏泰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汉至唐文学、鲁迅，著有《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与鲁迅有关》、《听箫楼五记》、《四望亭文史随笔》等十余部。另有论文、札记及散文、随笔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