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6 月 13-14 日，我应邀到四川泸州，参加由当地政协组织召开的“宋代泸州历史文化与宋城文化的保护利用研究”开题会。在参观了闻名已久的神臂城以及精致的南宋墓葬石刻后，我们一群外来和尚，对于怎样开展关于泸州两宋时期历史问题瞎出主意。我因为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曾经有所利用，对于被保存在《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南宋名志《江阳谱》印象深刻，遂在会议上提出建议，认为整理以《江阳谱》为代表的地方文献值得重视。不想五年后，泸州文史耆宿赵永康先生，真的将他一部五十四万言的《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发送到了我的电子邮箱，命我写序。

       地方文献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学界的常识。我们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常常悬浮于半空，围着中央政令打转，难以深入到历史社会的基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相比于社会上层与中央层级，涉及基层社会的历史资料太过缺乏。地方文献常常能够提供比其它记载更多的基层历史信息，因此受到学人们的重视。在文书档案资料极少保存下来两宋时期，方志就是最为重要的地方文献了。

现存两宋方志，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地区。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宋元方志丛刊》，几乎将宋元时期地方志收罗无遗，其中收录的三十一种宋代地方志，除了《长安志》《雍录》等少数几种属于西北地区外，总共有二十五种出于江浙地区，另有一部重要的《淳熙三山志》出于福建地区，为数不多的几种元代地方志，记录区域的地理分布也是这种情况，出于四川地区者则完全付诸缺如。多年前曾有学者利用《永乐大典》残本，辑录其中收录的地方史志遗文，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宋代文本，例如南宋连州的《湟川志》即是。但其中文本体量最大的当数《江阳谱》。尽管已非全帙，仅有模韵泸字的第二二一七、二二一八两卷，收录了明人利用旧志修成的十三卷泸州地志中很少的一部分，其中以南宋曹叔远所纂《江阳谱》和后来的《江阳续谱》等宋元地志遗文为主，所以学界大多习惯性地以《江阳谱》来概指这两卷所收录的泸州地志资料。其价值之高，几乎成为了学人们讨论宋代相关议题时不可或缺的资料。例如其目录所指示的，无论是州县建置、城池修筑、坊巷布局、户籍人口，还是赋役征发，都是如此。特别是关于南宋时期的乡都体系与专门的治安、消防等组织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存世最为详细的地方性记载。对于那个时期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在大一统的王朝国家中，作为通行条贯颁布的诏旨法令，在其具体落实过程中，常常会形成五花八门的地方性版本，反映出从中央到地方不同行政层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诏旨法令与各地环境之间的磨合。《江阳谱》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例证。例如，北宋初年整顿乡里体系，在每个乡之下置里与耆，里设户长以主催科，征赋役，耆设耆长主治安，稽盗贼，一般称之为乡里制。地方实际执行，则常常调用治安力量以协助催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由治安组织越俎代庖，取代户长的现象。《江阳谱》的一则记载就相当典型，多为学人们所引用：

       今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

       到宋代，乡与里虽然已不再是基层管理组织，但税籍依乡而定，里则作为地名体系而存在，因此当时的人们讲到籍贯，仍“书乡里名”。官府税籍分隶耆下，即将征赋催税工作交给各耆，而不像大多数地区那样由户长、以及后来的保甲组织来承担，则是泸州特别的做法。这就是制度“地方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所谓普遍性，其实只有通过对各地众多个例的归纳与抽象，才能得出。我们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认识，也只有在这样的归纳与抽象中，才能得到深入。这就是地方文献核心的学术意义之所在。

      此外，《江阳谱》对宋代泸州城区布局的详细记述，尤有价值。从唐到宋，泸州城区几度改建，城池与街坊里巷前后变更不少，但城区中心一直位于长江与沱江交汇的半岛形地区，以取其交通与防御之便利。由于地形“高下不齐，不便于建市”，不得不与长江江岸平行，从南向北建为长街，东端则向西延伸，建为另一条主长街。这种十字形街道布局，与当时平原地区城市多数作方正形布局大相异趣。《江阳谱》对南宋时期泸州城区布局、坊巷关系、市场形制等等情形，都作了详细的记述，本人几年前讨论宋代城市史的几篇小文，受其惠多矣。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今人了解泸州的城规历史、以便在新城区建设中尽可能保存历史旧貌，推陈出新，提供了方便。

     但是，整理研究地方文献，门槛不低。除了古籍整理的基本能力之外，还必须熟悉文献所记述的地方，地理环境与人情风物，缺一不可。要不然，即便是简单的地名识别，都可能造成句逗判别失误。这也是《永乐大典》泸字两卷珍贵资料长期未能得到整理出版的重要原因。永康先生熟习古籍校勘，深谙地方文史，毅然承担起整理乡邦文献的重任，沿用前贤校补图注之先例，不仅完成了对泸字两卷的校勘整理，而且利用地方知识，既校改原文讹误，更增补了大量重要的信息，举凡涉及地名，都尽可能明确其现今的地理方位。这也对考证文献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例如讨论宋代泸州的羁縻州蓝州（蔺州）的城址，经过文献比勘与实地考察，指出应该在地理富庶的柏雅妥洪，而不会在地势偏僻的唐朝坝，并据此得出结论，“所谓蔺州、蓝州、能州、归徕州，其实同为一地，即今古蔺、叙永一带，治于古蔺县县城。《宋史》所谓‘泸州羁縻州十八’，实际只有一十七个”。这样的考证，我看是可以成立的。又如校勘江安县的耆、都之名，其中有“山南耆”，但其后文又作“生南耆”，二者以何为正？赵先生指出：“今按该耆地望，当时盖不承租赋的‘生夷’之地，且无大山隔断南北，用改作‘生南耆’。”如果不是依仗谙习地方的丰富知识，这样的判断也无法得出。

       同样地，对泸州城区新旧地名的对勘研究，外人更难以措手，非乡耆如赵先生者，对城区街巷地理烂熟于胸者不能及此。

      正如赵先生所指出的：“前代史家据书考地，而文献不足征引，又乏考察实践，用多因缘旧说，不能无疑。”诚者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