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在全世界有重要地位。但是，雕版技术下的原版一旦遗失，再版就相当困难。几千年来，伴随周期性王朝更替的烽戎兵燹，封建统治者和文人的喜恶无常，古代的许多文献难以流传，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巴蜀地区的地方志编纂，在全国地位很高，东汉《巴郡图经》，是全国最早编成的地志。完整保存至今而且最为古老的地志，也是记述巴蜀的《华阳国志》。进入宋代，巴蜀地区又出现了大量的志书，仅在我《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书中统计到的，就将近百种。然而时至今日，这些珍稀文献散佚殆尽。幸得中国有独特的类书，将其中一些的片言碎语保留了下来。唯一传存的宋代曹叔远编纂的泸州地志《江阳谱》，就是借助《永乐大典》得以残存。不过直到二十年前，学术界对于《江阳谱》，认知程度仍然很低，研究缺失，利用其书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就更少了。《永乐大典》泸字在《江阳谱》之外，还保存着很多我们以前少有利用的珍贵资料。从这个角度看，征文考献，科学、规范、系统地校勘考证笺识《永乐大典》泸字，整理出一个学术价值较高、可征可信、方便学人利用的文本，就特别有必要。

      宋代巴蜀方志丧失殆尽，已经找不到任何一种历史文献可以用于与《江阳谱》比校互证。点校笺识《永乐大典》“泸”字下面的历史文献，难度很大。宋代的川南，是汉族与多个族源不同的少数民族交汇之地，民族历史记忆众多，涉及的民族语言、文字、地名等问题，更增添了整理的难度。必需要有熟悉乡土历史，又有专业考、校功夫的学者，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很幸运的是：地产《江阳谱》，天生赵永康。永康先生师出名门，早年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长期研究巴蜀特别是其家乡川南地方历史文化，成果甚丰。由他来点校《永乐大典》泸字，天造地设。

        赵先生的这个《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对于相关乡土、城镇设施、地名考释特别精严。历代地理总志，对于乡土地名的记载都比较疏略，特别是明代以前的乡土地名，记载更少。对此，我在《中国近古以来的乡村地名》一文中已多有讨论。《江阳谱》把宋代泸州及其周边区域的地名，系统地保存了下来，这本身就是川南黔北地方历史文化上的一大幸事。但是，经历宋元交替和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乱，文献、文物荡然无存，文化信息大量丧失，乡土地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川南黔北的历史文化，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反映在地名上最为突出。对于乡土地名的古今比对考证，特别困难。赵先生生长川南，谙熟乡邦，通过长年大量的田野、社会调查，系统，准确地考证出宋代泸州及其周边地区乡土地名对应于现在的什么地方，不仅难能可贵，更是相当庆幸。

       二，历代传统的文献校注著作，大多只是引经注典，引用文献的文字进行校注。这与中国历史上从图经时代逐渐走向文字时代有关。近年，随着图像史学的兴起，在历史研究中，渐有学人开始使用图像资料。我们编绘《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和《重庆历史地图集》，就尝试运用一种“三分式”的表达形式，展现研究成果。而在传统的古籍校注中，这种范式则尚未得到普遍使用。赵永康先生年事虽高，学术研究与时俱进。早在他的《川江地理略》书中，就已大量引用地图、图像资料，印证历史。这种以图证史的方法，在《永乐大典补图注》里，得到了更多更好的运用。拓宽了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途径和文本形式，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由于史料缺乏，绘出的宋代巴蜀地区的城市地图极其不易。比如《成都城坊古迹考》，虽然绘出了宋代成都城图，但至为简略，我们的《重庆历史地图集》，则未能单独绘出宋代巴县城图。降及地级城市和区县，这样的地图，更是至今无有。《永乐大典泸字校补图注》，科学绘制了宋代泸州城池，街坊里巷之图，城墙、城门和各种功能建筑，街道坊巷，定位准确，一目了然。功莫大焉。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