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大春

滕大春先生（1909年10月13日-2002年12月16日），北京市通县堰上村人。1928年在北京接受高中教育。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1947年赴美留学，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学习比较教育和外国教育史，先后获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1950年毅然回国，先后任河北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教授，并兼任南开大学教授。1986年，获得全国外国教育史专业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任河北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滕大春先生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近70载。在外国古代（东方）教育史、美国教育史、卢梭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均有卓越成果。出版了《美国教育史》《今日美国教育》《卢梭教育思想述评》等专著，《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德国教育史》等译著；主编多部著作，主要有《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教育通史》（共六卷）。此外，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外国教育”分支主编和《教育大辞典·外国教育史》分卷主编。滕先生发表专题论文80余篇，1998年出版个人教育文集《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滕大春先生的著作及其教育思想在国内外教育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卢梭教育思想述评》曾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美国教育史》一书为国家教委“七·五”重点项目，1999年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外国教育通史》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九届中国图书奖，被学界公认为本学科奠基性的经典学术著作。

贺国庆教授

贺国庆，1961年10月1日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原籍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曾就学于湖南师范大学和河北大学，先后获教育学学士（1982）、硕士（1987）和博士学位（1991）。1986年开始在河北大学教育系任教，2001年5-10月在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5年晋升为教授，199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开始任河北大学教育系主任及教育学院院长。现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社会兼职包括：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河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河北省教师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科学第五届学科规划组专家，河北省第八、九、十届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委员、民进河北省委副主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史等。主要著作或编著有：《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独著，1994）、《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独著，1998）、《国外高校课程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一主编，2000）、《外国教育专题研究文集》（独著，2001）、《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8卷主编之一，2002）、《外国高等教育史》（第一作者及主编，2003）、《简明中外教育史教程》（第一主编，2004）、《滕大春先生纪念文集》（第一主编，2005）、《外国教育史》（主编，2009）、《欧洲中世纪大学》（第一作者及主编，2009）、《教育史研究：观念、视野、与方法》（主编，2009）、《滕大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主编，2009）等。

主要论文有：《近代德国大学思想对美国的影响》（1993）、《美国向外国教育学习的历史经验》（1994）、《近代德国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起源、发展和影响》（1996）、《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2001）、《英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004）、《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过渡》（2004）、《还原大学——以历史的眼光看当今中国的大学》（2004）、《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思考》（2005）、《从西方大学改革二百年历程中获得的启示》（2007）。

我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读本科期间。大约在 1981 年，我在长沙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先生著的《今日美国教育》，立即就被书中深邃的思想和精当的评述所吸引。

1984 年，我报考了河北大学比较教育硕士研究生班。为什么舍近求远报考北方的大学？一是研究生班招生名额多，录取机率大；二是导师一栏写着先生的大名，而先生的著作是我当时认真读过的少数几本教育学著作之一。

面试时，恰好是先生主持的，记得先生问了一个有关《爱弥儿》的问题，刚好之前我在家乡的小报上发表过几篇关于卢梭教育思想的小文，还算仔细研读过《爱弥儿》。大概先生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当场鼓励我将来有机会要研读外文版的《爱弥儿》。

我们入学时先生虽已逾 75岁高龄，但先生精神矍铄，没有丝毫的老态。他亲自给我们研究生班开设“美国教育”课程，颇为频繁地接触班里的同学。为了更好地发挥先生的作用，河北大学决定为先生配备一名助手，但要由先生亲自物色人选。当时我们班 20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本科毕业院校有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国内名校，优秀学生多，选人余地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先生最终把我当作了首选目标，这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其实，我当时完全没有留校工作的想法。在研究生中我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学习够不上刻苦，学习成绩也不出众，政治上更算不上积极分子。若是系里留人，应该不会选我。至今我也不明白先生力排众议坚持让我留校的原因，或许这就是常说的缘分吧。

从 1984年攻读硕士学位到 2002年先生仙逝，我有幸跟随先生整整 18 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见证了先生晚年治学育人和与病魔斗争的点点滴滴，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一个不谙世故的稚嫩青年，逐渐成长成熟。

（一）先生鼓励我树立治学的志向

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生致力于教育学术研究。他常用来鼓励我的一句话是“学术之树常青”。

先生常就树立治学的志向向我现身说法。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满清举人，父亲曾任长春府视学。先生自幼在家庭中诵读《四书》和古文， 遵守“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的家训。在读小学和中学时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尖子生。读高中时，作为热血青年的先生，曾一度被国民党改组派的宣传所迷惑，在学生会所办刊物撰文呼吁改组国民党，改组派失败后怕受牵连逃回乡间避难，被父亲狠狠斥责：“全家省吃俭用供给你入学，所盼是你学习本领去做事，不料竟以写文章骂人去闯祸……咱家世代耕读，不问政治，有吃有喝，多么自在。何苦作此冒险的事。”此次经历，使先生下定决心好好读书学本领，不搞政治，走所谓“超然之路”。

在北大读书期间，先生敬仰教授们的博学，羡慕他们治学的生活，矢志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先生埋首读书，好学之心益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方急，又难割舍学校的学术气氛，乃走上“爱国不忘读书”和“读书不忘爱国”的道路。大学四年，先生热衷于纯粹的学术活动，避免卷入政争的漩涡。1932年，获北大首届优秀生甲等奖学金，颇得师生赞誉。

大学毕业后，先生追随北大老师杨廉先后任职于安徽省和四川省教育厅，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官场的腐败和险恶。1939年，由于内部倾轧，杨廉竟被冠以贪污之名被蒋介石下令枪决。老师之死引起了先生内心的极大震憾，深感宦海无是非，无公理，太过于黑暗，自己应当明哲保身，远离这险恶的粪坑。从此，先生一门心思治学，一生未曾动摇。抗战时期，先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七年半，奉命编写教育辞典、教育名词、教育全书、教育年鉴和西洋教育家丛书，并撰成《卢梭教育思想》一书， 被友人诙谐地喻为“手不释卷”和“笔不停挥”。1944年，曾经的北大老师、时任西南联大训导长并负责三青团工作的陈雪屏以加入三青团为诱饵，许诺先生去联大教书，被先生婉谢。先生对陈说：“我在编译馆已成书呆子，对于政治缺乏兴趣，联大如有恰当机会，当然愿往，如无恰当机会，亦不必勉强。”陈听后不做声了。

1946 年，先生以第一名考取自费留学美国资格。从1947 年春到 1950 年秋，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美期间，除了读书和听课，先生广泛接触美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实地考察美国学校，秉持“批判吸取”和“洋为中用”的原则，为今后的教育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50 年回国后，先生被教育部分配到地处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工作，终于圆了多年的教授梦。

我生于上个世纪 60年代初，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对学术和治学毫无感觉和好感，相反，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先生在动员我留校时，多次鼓励我向学的志向，他以自身的经历，向我展现致力于学术的大好前程。

1987年，由先生领衔的河北大学外国教育史学科获得博士授权资格，是为国内第一家外国教育史博士点，1988 年我成为先生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当时商品经济大行其道，许多领域出现了体脑倒挂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甚至出现了决非个案的研究生退学现象。面对混乱局面，先生心急如焚。他在当年教育系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告诫新入学的研究生说：“在商品经济冲击之下，厌学风盛行，有人作‘富翁梦’，是大错特错了。一些青年由学位热而入学，见学位不值得热又想抛阵地，这都是对学术工作缺乏认识的表现。研究生要有远见。一时性的倒挂终不会长久，趁年轻献身学术方为正道，国家不会总落后和久落后，学者的待遇终会提高的。到那时再搞学术定会悔之晚矣。”

在为全校研究生作的“漫谈读书无用论”的专题报告时，先生朗读了自己写的诗《闻厌学风有感》，全诗如下：

“读书无用”震耳鸣，老翁案上忽笔停。

滔天大祸吞幼者，怎忍失时敲警钟？

廿一世纪定飞腾，文盲科盲误苍生。

文盲怎垦月球地？科盲焉能制太空？

廿一世纪必腾飞，人间转瞬《新大西》。

科学兴国乃捷径，知识恰是上天梯。

厌学之风应急刹，拯救英材保国家。

科技时代真健者，知识力量大于它。

黄金夺志毁奇才，弃学经商务剪裁。

但愿狂澜得早挽，整风改制莫迟挨。

其实，在当时全民经商的背景下，我也曾一度动摇过对治学的信心。先生苦口婆心，耐心劝勉。他对我说：“做学问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又是攀登高峰的艰苦事业，要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要把它作为一生的追求。”又说：“我一生没做过官，但年逾八十还在岗工作，学校聘我为资深教授，又选我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些不正是对我一生治学的认可和嘉勉吗？”先生的教导和鼓励，使我逐渐坚定了治学的志向。

先生身体力行，一生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志业。其代表作《今日美国教育》《卢梭教育思想述评》《美国教育史》《外国教育通史》都是在他古稀之年和耄耋之年完成的，至今仍是外国教育史领域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

（二）先生教我治学的方法

“十年浩劫”导致了我这一代人文化基础相当薄弱，考上大学后，才开始有了系统学习的机会。虽然经过大学四年的“恶补”，但缺陷仍是明显的。先生对我的培养，采用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即从基础抓起。

先生经常强调说：“治学最重要的是基础。”他说自己的基础最初是在北京大学奠定的。在北大教育系读书期间，他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如选修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张颐讲授的西洋哲学史、陈大齐讲授的伦理学和认识论、汪敬熙讲授的生理心理学、吴俊升讲授的教育哲学和邱椿讲授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他还曾听许地山讲印度哲学、周作人讲日本文学、张崧年讲罗素哲学，更曾赴清华大学听刘文典、冯友兰等权威教授讲课。选修众多学科，接触众多名师，使他眼界豁然开朗，从而奠定了一生的知识基础。先生说：当时他是慕名而学，为满足学术好奇心而学，未曾想到学习这些会有什么用途。以后从事科学研究时才领会其效益相当巨大，感到各种知识互相联系，互为渊源，能使人从多方面和深层次去研究探索，不只是停留在表层的论断而已。他曾在哲学系的漫谈会上就学习问题请教北大代校长陈大齐教授，陈先生说：“大学生不从深处和远处树立学识根底，仅从近前需要考虑，容易走上狭隘而浅学的窄路。”参加漫谈会的同学们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博雅教育的价值，认为过于拘泥于一时一事之用，必然局限人的眼界和降低人的追求层次。先生说：“陈先生的循循善诱和窗友们的启发，叫我初步领略北大的特点和优点，端正和拓宽了我对于治学之道的认识。”

抗战时期，先生在国立编译馆曾问学梁实秋先生，梁先生告诉他：“治学是根本，本固而技荣。东抄西袭地玩弄文字的雕虫小技，是应引以为戒的，否则将沦为‘稿子匠’。”他又请教熊十力先生，熊先生说：“写书要有分量，即有充实而深刻的内容，否则一遇微风就被刮走了。你看见山坡上的大松树么？它根深叶茂，在狂风暴雨中才能挺立不倒。”名师的嘉言，成为先生珍贵的箴铭。

在美国留学期间，先生在比较教育范围选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当时美国大学把教育哲学、教育史和比较教育三者组成一个学域，先生从自身经验深感这是很合适的安排。因为三者脉络互通，不易割裂；否则知古而不知今或知今而不知古，或则仅知当前而既不知古，又不知外，或仅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仅见其表而不知其里，都会陷于一隅，或流为浮薄，不能得窥全豹和真豹。美国的学习经历，使先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能博才能深，要深必须博”的意义。

先生不劝勉研究生在读期间写文章发表，却鼓励研究生把时光用于狠狠读书钻研上。他说：“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基础，拓宽知识面，要多读书，不要急于发表论文。一心琢磨发论文，心就浮了，它会妨碍你陶养深钻学术的后劲。”他还说：“知识面广恰好似汲水的绳子长，如果绳子不够长，就不能从深井里打水。”

先生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认为博士学位层次最高，学位论文不是报章小册可比的，必须全心全力去撰写。他归纳了外国教育史博士论文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堆积材料较多而无分析；抄译过多，不符合论文体例；采用历史事实不加认真核实，任意为之；选材不深精，分析论断不痛不痒，人云亦云等等，认为这些都是学术论文的大忌。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掌握充分史料，呕心沥血地探索其究竟。真懂才是写作成功的保证。须痛下功夫，学力不胜任，写作是难以成功的。文章贵扎实，忌浮泛，须专心致志地下功夫，全心全力去撰写。外国教育史研究还应重视资料的收集。他说：“现在外国教育发展快而变化大，不看新资料是不易写出好成果的，应收取国外新资料、新成果、新知识，借以反映国际学术水平。”

先生十分鄙视“稿子匠”，对时下国内教育学术水平不高忧心忡忡。他常说：“治学是扎实的工作，没有捷径可走，更来不得半点虚假。治学是长时期的工作，应以较远大的眼光来处理之。”又说：“学术是真货，非群众运动所能解决。少而精的成果比臃肿不实的冒品高而精，历史性久而非一时之髦也。‘打假’尤应用之于科研。”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先生就提出治学要打开交流的大门，要重视校际交流和国际交流。他反对关门办学和闭门治学，要求研究生要遍访国内名师，要聘请外国教师来校任课。待条件成熟，研究生要出国作研究。从 1986年留校给先生当助手开始，我有幸陪先生拜访了许多国内教育名家，老一辈的有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陈友松先生、王承绪先生、吴元训先生、孟宪德先生、朱九思先生，稍年轻一辈的有黄济先生、顾明远先生、王炳照先生等等。聆听大师们交谈、获益良多，可惜当时年幼无知，未能将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先生非常重视博士生治学能力的培养，他对师生课堂讨论情有独钟，认为是训练博士生的最佳方法之一。我读博士时，先生一周给我们上一次课，课本用的是克雷明的英文原版著作《美国教育史》，每次课前我们必须阅读一二十页的原文，课上再就书中的问题展开讨论，不认真读书或读书少，课堂讨论是很难进行和深入的。90年代后期我当了导师后也常常参加一些先生和博士生们的讨论，基本是一月一次，近九旬的先生几乎是乐此不疲。1996年底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专门谈到讨论课的好处，他说：“上月你和建强及润华两同志来京，真使我欢快于怀。我觉得这样的深入讨论很符合博士研究生学习探索的要求，他们两同志都在自己阅读的基础上提出很有分量的问题和心得，你和我参加讨论和分析，人人大为开动脑筋和提高认识，全场热热烈烈而笑逐言开。我希望本月和下月再举行两次这样的座谈，还是由他们根据自学各抒己见，咱俩也各做准备和畅所欲言。”

1999年底，先生因脑出血住院，每月一期的座谈才戛然而止。不久前，先生刚刚过完九十岁生日。

（三）业师兼人师，师恩永难忘

先生是业师，亦是人师。他说：“研究生导师是业师兼人师，要对学生的品德负责。”他又说：“治学离不开做人，道德文章不能分割。”他以身边的例子告诫我，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学问。自私自利，耍小聪明，狂妄自负，目中无人，都是做学问的大忌，应引以为戒。先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骨子里流淌着深沉的家国情怀。早在念高中时，济南惨案发生，先生积极投入学生会的反日宣传。上大学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又参加了北大学生的反日游行。先生信奉“救国必须读书，读书才能救国”，将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学本领上，以期用知识报国，即使在抗战时期，面临敌机狂轰滥炸的危险，仍能刻苦研读。“战时衣食苦，读书滋味甜”，成为他在艰难时期的生动写照。

在美国留学期间，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目的即在于将来回国后能用自己之长报效国家。当新生的共和国号召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台湾当局也曾试图拉拢留学人员去台湾时，先生毅然选择了大陆。他的道理十分简单：“我的父母在大陆，妻子也在大陆，我是投奔光明而去的。”1958年，时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曹孚先生曾为先生写过一份证明材料，全文如下：

“滕大春同志在 1947年春到 1949年秋之间与我在美国的波尔德城同学，相处二年半，情况比较熟悉。据我所知，在这段时期，他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他当时的政治态度似乎是‘中间’观望，对共产党没有认识，对国民党反动派也已有些失望。1949年全国解放时，留学生中间的一些顽固反动派坚决不想回国，滕大春同志是决心想回国的，这说明他是倾向于接受新政权的。他回国以后，我们接触不多，但据我的印象，他从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感出发，在新旧对比的基础上，对新社会是拥护的。”遗憾的是，曹孚先生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先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尊师重道、谦和敦厚，鄙视损人利己和见利忘义之人。在北大读书时，他仰慕老师们的学识，和吴俊升、杨廉、陈雪屏等教授频繁接触，在收获学识的同时，建立了较密切的师生关系。杨廉对先生有知遇之恩，大学毕业后，先生应杨廉之约到安徽教育厅工作，被委以重任；杨廉任职四川教育厅后，又聘先生为教育厅设计研究委员和省督学。杨廉被捕后，先生受杨廉妻子委托照料在狱中的老师，隔数日到军法监送食品和衣物，还时常到吴俊升、梁颖文（杨廉友，时任行政院参议）、殷锡明（杨廉友，国民党中央委员）等处替老师打探消息和托人情，但最终杨廉还是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了。先生从老师的遭遇彻底认识了官场的险恶，从此一门心思向学。

先生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他敬老爱幼，不多的工资除了供奉父母，还要资助被打成右派的有六个孩子的弟弟一大家。先生与妻子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师母小先生近十岁，曾是山东一大户人家的千金。先生高兴时，曾向我讲述他和师母认识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先生曾在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并兼附小主任，当时师母是乡师的学生。不知什么时候老师看中了学生，遂托同事说合，一来二去终于俘获了少女的芳心。师母的父亲得悉消息大发雷霆，亲自从乡下赶到济南找先生兴师问罪。未来的岳丈大人气势汹汹，没想到见面一聊火气全消。先生不无得意地说：当时我二十四五岁，风华正茂，一表人才，且谈吐得体，用才学征服了同样知书达理的岳丈大人。师母嫁给先生后，一生扶助先生治学，照料先生生活，实现了陪伴一生的诺言。先生去世当日，当我们将先生从病房转移到太平间时，躺在病床上已成植物人的师母眼角瞬间流下了惜别的泪水。三个月后，师母即随先生而去。

先生从教六十多年，桃李满天下。他对晚辈和众多学生的关爱及尊重有口皆碑。顾明远先生小先生整整二十岁，两人私交甚笃。顾先生曾说：“我虽然没有直接师从滕先生，但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编外弟子。在我们交往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受到他的教诲甚多，受益匪浅。”王炳照先生称先生是他“崇敬的师长”“他正直崇高的人格和执著严谨的学风是永驻我心中的楷模”。吴式颖先生与先生结识近四十年，她曾说：“长期参与滕大春先生主持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使我亲身体验了他老人家学识的博大精深和无比的亲和力。”任钟印先生自称先是做了先生三十年的私淑弟子，而后才有机会结识先生。他说：“先生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不仅仅是二百多万字的文字，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的精神、人品、道德、气度、风范。我们纪念滕大春先生，更应着重继承和弘扬他的崇高精神，在做学问以前，先学会做人，做高尚的人，在学术领域保留一片纯洁的地盘。”

我追随先生十八年，先生对我的关爱自然更多一些，要求也更严一些。除了学术和工作，为人处世也是要时常被点拨和指导的。记得我成家不久，有一次爱人生病了，我在家照顾了两天，突然收到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听说你以我为范例，家事一概不作，都交你爱人。我的老伴很不放心，特别叫我写此信劝你千万要照顾病人，多辛苦些。我也认为你应如此，特写信劝你。”这次是先生听信“谗言”“冤枉”我了，就我长期的观察和对比，干家务活我远比先生在行。师母曾当我面“取笑”先生说：如果某天午饭后 让先生刷一回碗，后果会很严重，因为整个下午和晚上先生就静不下心来做学问了。

上世纪 90年代后期，正是河北大学教育史学科青黄不接之时，我和先生在年龄上相差了半个多世纪，为了让我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先生在我身上花费了太多的心血，先生对我的苦心栽培几乎到了“揠苗助长”的地步。在先生精心安排下，我 31岁就晋升为副教授，35岁破格晋升为教授，36岁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破了当年全国教育学最年轻博士生导师的纪录。让先生欣慰的是，虽然多次被“揠苗助长”，但先生为我树立的治学志向，没有半途夭折。

先生的女儿告诉我，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虽然一直饱受病痛折磨，但几乎稍有好转就要给我写信，经常梦见我到北京接他去河北大学上课。先生病危时已认不出在身边日夜守护的亲人，有时还莫名地发脾气，但见到我时竟能叫出我的名字。见此情景，女儿伤心又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最后的日子，先生曾嘱咐女儿说：“我死之后，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处理掉。唯独我的书和稿件不可以，你要将所有的书交给贺国庆，请他捐给学校。另外，将我未整理完成的书稿送给贺国庆，他是我最信任的学生。”

如今，先生离开我已整整十六年，我也由不惑之年即将步入耳顺之年。 2012年底，在先生去世十年后，我因故离开了先生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河北大学，不知在天堂的先生眼里，我还是不是他最信任的学生？但无论走到哪里，我不会忘记先生的教导和嘱托；也深愿先生的精神在河北大学能够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 谨以此文纪念滕大春先生诞辰 110周年。

（《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