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所处的时代，及时更新戏剧观念，在展现现代性上不断求索，是戏曲与城市化进程互动、进一步焕发生机活力的关键一步。一方面，戏曲要更好地融入、表现当代都市文化，就必须有鉴别、有扬弃地继承传统，打破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模式和单一、固化的表现手段，往纵深处挖掘，向精神层面探寻，才能让老传统开出新生面，产生更多具有现代品格的作品。另一方面，戏曲要主动适应现代演艺环境的变化，争取在大剧院、小剧场及城市新空间等实现创新传播，形成声浪。

中国戏曲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巫觋祭祀、先秦的歌舞俳优、汉代的角抵百戏、隋唐的歌舞戏与参军戏、宋元杂剧等发展阶段。历经数千年演变，远去的历史、古老的文明、曾经的生产生活方式，融进戏曲艺术的方方面面。因此，戏曲不单是一种艺术形式或娱乐方式，也是地域文明的延伸、民风民俗的反映乃至社会进程的缩影。

从历史上看，受传统农业社会影响，戏曲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被打上了乡土文化的深刻烙印，但与此同时，戏曲的每一个繁荣发展时期，又无不与城市文明相向而行、与审美实践同步演进。宋杂剧的产生就是一例鲜活的佐证。北宋时期，官方破除坊市制度，放宽对商人的限制，在一定限度内鼓励工商业发展，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市民阶层的产生。以都城汴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既是当时的经济富庶区域，也是戏剧活动的中心地带。在商业繁华区，营业性文艺场所瓦肆、勾栏兴起。据《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记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间，各种表演艺术如参军戏、大曲、法曲、诸宫调等长时间交流碰撞，取长补短，形成了兼具故事、说白、音乐、角色分工等形态的全新艺术形式——宋杂剧，也标志着戏曲形制逐步走向成熟。

近现代以来，多个剧种从萌芽到成熟的经历，也进一步印证了戏曲民间性基因的不可或缺，走进城市、与市民审美和市场环境同步而行，让戏曲获得了艺术上的飞跃和影响力的提升。以山东代表性地方剧种吕剧为例，该剧种于1880年前后从鲁东北兴起，起初由艺人“跑门子”“盘凳子”或组班到周边集市、庙会演出，并未形成广泛影响。自1918年“车里班”首进济南起，多地艺人组班来到济南新市场、劝业场等地演出，不断汲取新的表演样式，与其他剧种班社同台献艺，使得新兴的吕剧在声腔、表演、剧目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迎来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源起浙江嵊州一带“的笃班”的越剧，也正是因为进入上海后不断革新发展，才一步步走向定名、成熟。为适应市民审美需要，越剧积极改革唱调，扩充角色行当，丰富剧目体制，逐渐成长为能与沪上其他艺术门类分庭抗礼的代表性剧种。

现如今，戏曲跟上城市化的进程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随着科技成果日新月异、社会生活不断变迁、生活场景日渐多元，传统戏曲也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变化发展、融合出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尽管现在大多数剧种、院团走进了城市演出场所，却并不代表其均已及时完成向现代审美的转化。一些剧目仍然走的是不符合当下需求的老路，或走向曲高和寡的另一个极端，与当代都市文化精神相去甚远。

那么，当代戏曲应如何站稳于城市，并在与之偕行中探索更多可能？新时期以来，一批剧作家围绕传统戏曲现代化、地方戏曲都市化展开创新实践，比如以《金龙与蜉蝣》等为代表的“都市新淮剧”，就转向了对生命价值的多层次探索，展现出深刻的人文精神，推动了剧种的现代审美转型，亦为当下创作提供了启迪。

在笔者看来，正视所处的时代，及时更新戏剧观念，在展现现代性上不断求索，是戏曲与城市化进程互动、进一步焕发生机活力的关键一步。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人文精神获得了极大张扬。戏曲要更好地融入、表现当代都市文化，就必须有鉴别、有扬弃地继承传统，打破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模式和单一、固化的表现手段，往纵深处挖掘，向精神层面探寻，才能让老传统开出新生面，产生更多具有现代品格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现实题材的作品也并非天然具备现代性，比如一些新创剧目虽然素材产生于当下，但在剧作理念、表现方法、价值取向上十分陈旧，或沉迷于谁对谁错的方案之争，或满足于讲一个正确、完整的故事，却未触及引人思考的心灵深处，未走在引领观念探索的前沿，难免与观众的审美期待形成落差。另一方面，戏曲要主动适应现代演艺环境的变化，争取在大剧院、小剧场及城市新空间等实现创新传播，形成声浪。在这个过程中，戏曲剧种、院团不能把体制内的获奖和补贴作为唯一出路，而应努力丰富艺术样态、拓展剧目类型、汲取多元手段，盘活沉浸式剧场、“云演艺”平台等各类空间形态，适应分众传播需要，避免创作选题与市场供给窄化，进而吸引和培育观众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戏曲没有必要以削足适履的方式迎合城市化进程，如果认识不到方言、声腔等民间性基因的可贵，盲目走入颠覆传统、雷同泛化、丧失个性、脱离大众的怪圈，同样偏移了逻辑起点，也难以完成现代化、城市化所提倡的自身价值更新与审美形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