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正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一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确立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此党中央颁发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号文件”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从此中国大地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万物复苏，春意盎然，拉开了一场改革开放序幕。

一

1979年初，党中央为了坚定改革开放信心，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又发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示，我的家乡，湖北省巴东县税家公社杨家坪大队，过去曾是“农业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典型，受极左路线毒害较深。由于认识上的误区，竟把宣传贯彻四项基本原则的指示，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立起来，把刚刚宣传贯彻落实的党中央两个文件用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把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好事当成“资本主义”、“倒退”来批判。虽然只有仅仅几个月时间，但影响坏、损失大，搞乱了人心。

我亲历了当时公社、大队一些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做法。比如，他们一是召开大会小会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是“纠偏”的，说“以前搞过了头”“要重新开头”等等；二是联系实际批判“资本主义表现”，把刚刚按照中央两个文件落实的农村经济政策，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社员“小自由”说成“资本主义”，要批判斗争这种“资本主义”,不能放任自流，让其存在；三是公社、大队组织召开会议，对于社员在房前屋后种植的瓜、菜、豆、药材、向日葵等要实行登记造册，种得好、种得多的突出户列入重点批判斗争，直到铲除“资本主义”。

1979年4月28日，公社党委召开全公社大队正副书记、大队会计会议，历时4天。会上学习了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和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指示，强调公社、大队干部要理直气壮地抓阶级斗争、批判本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税家公社是县的点，县委书记税先米的家在这里，税先米参加了公社党委主持召开的会议并作了讲话，他主要强调了对“资本主义”不能“心慈手软”“阶级斗争这根弦松不得”等。

这些工作方针明明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相符。5月8日，公社党委书记税明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李绪强来到杨家坪大队主持召开了大队党支部会议。

会上研究确定：开展“四个坚持”教育不能空对空，必须要联系实际，会上大家很快列举了15种“资本主义”表现，其中绝大多数是刚刚按中央两个文件贯彻落实的一些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好事。紧接着第二天5月9日召开大队群众会议，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和大队党支部的会议精神，把党支部会上列举的15种“资本主义”表现点到人和事，逐条在大会上宣讲：什么“房前屋后种瓜种豆是资本主义”、“自留地种得好的是一心在搞资本主义”、“社员家庭副业搞得好的是资本主义”“社员家庭养猪卖给国家是社会主义；划饲料地、自食是资本主义，不划饲料地”等等，都要批判、要斗争、要铲除。会议还说：“凡是《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上有的，姓‘社’,《六十条》上没有的，姓‘资’。”由此以后在媒体上展开了一月之久的姓“社”与姓“资”的讨论。

二

5月9日的群众大会以后，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毒害的杨家坪大队干部群众被这次大会吓住了，背后议论纷纷。凡是在房前屋后种瓜、豆、菜、药材、向日葵的社员都提心吊胆、怕亮相、怕被批判斗争，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是采取自己毁掉的办法铲除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第六生产队有33户社员，其中25户社员在房前屋后种了瓜、菜、豆、药材，他们一夜之间就拔光了。

第八生产队社员王伦寿听说房前屋后种瓜是资本主义，当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连土背到猪圈烂粪了。第七生产队老贫农邹西阶不约而同也照此办理。第四生产队社员唐传孝在门上栽了一窝竹子，也悄悄三刀两砍见了阎王……

这个公社在过去极“左”路线横行时，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典型，那些大批大斗的场面历历在目，让社员们心惊肉跳、闻之丧胆。只要一提大批资本主义，社员群众就不寒而栗。

仅这个大队在头几次大批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就有11人被捆绑吊打，被送全公社游斗亮相19人，弯腰架“土飞机”13人，揪嘴巴皮“喝西北风”2人。

经过这场批资本主义的运动，发现全大队10个生产队有125户在房前屋后种瓜、豆、菜、药材、向日葵等共22个品种，最少一窝，最多30多窝。为了“纠偏”，全大队统一造册登记，收归集体，自留地种得好的批评教育，搞家庭副业收入交公，养猪卖给国家划饲料地，自食的不划，第八生产队社员、共产党员王伦德背地里对人说：现在还是过去哪一套，荒得种不得，闲得做不得，烂得捡不得，穷得富不得。普通社员王克照说：“发动社员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是你们，这哈又说房前屋后不能种瓜种豆，叫我们如何是好啊！”

三

我是从1970年开始自学写稿，经常给巴东县人民广播站《恩施报》《湖北日报》写点儿报道，也写情况反映，还被评了好几届模范通讯员。我当时看到这一场兴起的“批资本主义”的运动，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因为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段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作为一名党报通讯员，我把听到的、看到的，都认真做了笔记，在头脑里反复思考后，毅然拿起笔，冒着风险以谭实华的笔名将以上情况写成来信稿，反映给当时的《恩施报》《湖北日报》，引起了报社的重视。

我之所以敢提笔写这个来信稿，得益于《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又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一次全面拨乱反正的会议，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事”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

5月21日，《恩施报》一版以《这到底是不是搞了资本主义》为题加编者按刊出。《湖北日报》首先刊了“情况反映”，接着刊发内参。时任《恩施报》群工组负责人程绪杰和《湖北日报》群工部主任程平写来热情鼓励的信，让我继续关注事态发展。

5月24日，又派记者李正双来杨家坪核实，在我家住3天。我陪同李正双记者，先后采访了第八生产队长、共产党员代中友，社员王伦德、王伦寿、王伦万、王克照、邹西阶等，第六生产队长、共产党员陈永星，第二生产队长、共产党员黄志文，第五生产队长、共产党员王才云共十多名干部社员。

3天后，李正双回湖北日报社。李正双从我家走了以后，公社、大队干部都说来了“黑记者”，大会、小会讲，不少社员自发写信向《湖北日报》反映了这一情况。

据李正双后来讲，他回《湖北日报》后发表了长篇内参，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焦德秀听了李正双的汇报，此内参稿引起新华社关注。

7月11日，新华社记者杨正文、田庄一行来杨家坪采访，紧接着《湖北日报》又派程平、胡火军、李正双赴杨家坪进一步采访。同时，巴东县委也派出两批人来调查核实，第一批来了两人，第二批来了四人，县委书记税先米也来了。他们分三批下来走访：第一批是新华社记者一行；第二批是《湖北日报》记者一行；第三批是县委调查组一行。

通过两天走访调查，然后在辛家供销社碰头，交换调查的情况。据杨正文后来和我说：他们先后走访6个生产队干部社员40多人，并踏勘了部分社员群众房前屋后的种植情况，记录了大量的采访笔记，并将调查到的真实情况向县委汇报。然而，县委书记税先米和县委调查组一概否定了记者的采访调查。两天后，记者离开杨家坪返回新华社湖北分社。

1979年8月1日，《新华社新闻稿》第3473期、第3474期加编者按以《为什么把已落实的政策当“资本主义”来批》编发了我的来信和记者调查附记，各省市党报纷纷在一版显著位置上转载。编者按是这样写的：

这里发表的是一位读者关于反对乱批“资本主义”的来信摘要，以及本社记者关于此事的调查。不要小看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杨家坪大队的这场风波。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干部总是把眼睛盯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所允许所鼓励的社员“小自由”上，动不动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有些地方刚刚落实了一些农村经济政策，就被一阵冷风吹掉了？这说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相当之深，看来，要把农村事情办好，还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而且这种批判必须是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是结合实际的而不是空泛的。这就要抓住类似巴东县杨家坪事件，抓住类似河北省正定县留村公社毁瓜事件，来发动群众进行批判。通过这样的批判，把我们的一些同志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广大农民敢于拿起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同那些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湖北日报》在8月2日一版头条转发此文以后，从8月8日至9月14日在一版发文《肃清极左流毒，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是小题大做吗？》《杨家坪大队的问题说明了什么》等6篇评论及讨论文章。《恩施报》从8月9日至9月19日又在一版发评论及讨论文章5篇，最后以转载《人民日报》文章《领导干部要自觉端正思想路线》和《湖北日报》评论员文章《是小题大做吗》结束讨论。

全国29个省、地（市、州）党报均在8月上旬刊发此文并讨论姓“资”与姓“社”问题，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杨家坪事件”。

 湖北一家新闻理论刊物20年后发文说：杨家坪事件的报道和讨论，对于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