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桥匪事 // 庞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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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桥匪事

庞佃军

白桥历史上匪事猖獗，李光明、高占亭等土匪头子臭名昭著。2018年，《白桥镇志》编修人员曾就“白桥匪事”话题先后与离休干部侯振贵(时年89岁)、原县文化局副局长高占杰(时年87岁)、抗战时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的卫兵李太聪(时年95岁)进行深入访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笔者根据上述访谈记录并参考《济阳文史资料·第六辑》(1990年12月)有关记述，汇辑于此篇，以完整地呈现解放前白桥匪事活动的脉络与人物群像，以期更加珍惜当下幸福安定的美好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三位访谈对象已先后离世，正是他们的付出，得以给后人留下这段离奇的旧事，在此一并向他们当年耐心细致的讲述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当年曾主持镇志编修的白桥镇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同志。

一、匪事由来

旧社会白桥境内流传着一句谚语：“济商边缘，徒河两岸，土匪多来世道乱”,说明白桥历史上土匪猖獗，祸乱百姓，当地民众深受其害。白桥历史上有五个较著名的土匪“黑团”,即白桥街高占亭的高团、徐李村徐振汉的徐团、东瓜王村侯振平的侯团、井家坞村李光明的李团、梁道口村张训杰的张团。当时另有红门道(活动中心在常庄三官庙)、黄门道(活动中心在济阳的曲堤)与黑团之间在白桥境内激烈斗争，争夺地盘，鱼肉百姓。

比较全县其它街镇，之所以白桥历史上匪事更为突出，有其地理、历史、文化等诸方面的客观因素，是多方面因素交织叠加的结果，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白桥地理偏僻，隶属多变。白桥地处济阳、商河两县交界，历史上长期归属济阳县七区(白桥区)。1944年，为巩固抗日根据地于当年10月份建立济、惠、商三边县，白桥划归三边县。1945年11月，撤销三边县，白桥区重归济阳县，1946年12月20日建立杨忠县，白桥又划归杨忠县。1949年5月，杨忠县改为惠济县，直至1950年4月15日，惠济县撤销，白桥重回济阳县，但之前隶属白桥区的吕家、高桥、符李、乔家等村划归商河县。1964年徒骇河裁弯取直后，白桥划归商河至今。由白桥近代历史上的归属关系来看，白桥地处惠民、商河、济阳的边沿地带，尤其是现白桥镇政府驻地周边区域又地处两条“官道”中间的真空地带，这种地理上的边沿性更为突显。按民国23年《济阳县志》记载，白桥以东官道在济阳的常王村(今属商河县郑路镇)和楼子杨村(今属济阳区，在白桥东五六里地)这一带，白桥以西官道在杨庄铺，也就是现今天省道240线位置。按此方位，白桥就恰好地处两条南北官道中间，在当时社会发展水平阶段，白桥就是官道未能触及的地带，也就是官方统治的空白地带、真空地带，这也就决定了这一地带的先天无政府状态。

泰山奶奶庙旧址现状

其次，白桥特殊的民俗文化埋藏着民间冲突的“祸因”。历史上白桥街大隅头的正南200米左右并排建有三座泰山奶奶庙，所谓“隅头”是指街道的十字街位置，民国初年白桥街有东西两个隅头，西边的称小隅头，东边的称大隅头，泰山奶奶庙何人何时修建已无所考，当地人流传白桥街是泰山奶奶的娘家，因为泰山奶奶一共姐妹三人，所以并排修了三个泰山奶奶庙，每座庙里有木刻箔金雕像陈列其中。当地流传民俗每至年终进了腊月以后，周边各村里要轮流“请驾",就是请泰山奶奶(雕像)“大驾光临”到该村过年，春节过后还得“送驾”,就是把泰山奶奶送回庙里继续供奉。“请驾、送驾”时要给泰山奶奶披红袍、做新鞋，用轿抬到请驾的村里或泰山奶奶庙里去，同时有仪仗队伴驾，旗、罗、伞、扇、朝天蹬包括金瓜、斧钺一应俱全。一般是腊月里请驾，正月十五送驾，南到齐家(今属济阳曲堤),东到杨家，即楼子杨(与白桥王学诗村隔河相望),西到关王庙，北到北董，周边十里八乡的村庄轮流到白桥这里来请驾、送驾。特别是送驾时有鼓子秧歌表演，有文场、武场，有马叉、马戏，很是热闹。矛盾的隐患就在送驾的环节浮现了，因为各村请驾、送驾没有统一的管理，也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顺序，都是各村自发的请驾、送驾，特别是送驾时都争抢着让泰山奶奶回庙里“安驾”,安驾只有一个庙门，三个泰山奶奶谁先进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点，一言不合就把耍秧歌的道具瞬间变成相互对打的兵器。长此以往，形成了当地人争强好勇的群体性格。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座泰山奶奶庙毁于战乱，“请驾、送驾”的习俗随之消失，但当地的地理环境又先天具有易于隐蔽藏身的特点，这一区域的社会治安就存在比较大的隐患，自然成为匪团垂青的“风水宝地”。

徒骇河“S”形故道示意图鍥剧墖.png

二、匪首高占亭

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民俗背景，白桥近代历史上长期治安混乱，土匪恶霸横行，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商河县长石毓嵩带领县政府工作人员集体南逃，商河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散兵游勇武装团体打着维护地方治安的旗号祸害百姓，人们称这些武装团体为“黑团”,加上土匪恶霸的祸害，人们深受其害。当时白桥区比较大的黑团、土匪和杂牌军先后有东边的赵秀芳、周建成、傅怀春，西和西南面的白*亭、刘程远，南面的王其中、张开杰，北面的李光明、高占亭，就现今白桥区域范围而言，在黑团、土匪团伙中，人员最多、时间最长、扰民最重、害民最深的一是盘踞在白桥街的高占亭，二是盘距岳桥一带的李光明。因为李光明已有较多史料见诸报章，本志不再单独叙述，此处重点介绍匪首高占亭。

高占亭，籍贯今之白桥镇白桥街，乳名“高碗子”,家里很穷，从小和哥哥相依为命讨饭为生，后来当土匪。据曾与高占亭相邻而居的同乡人士高占杰回忆，高占亭一米七、八左右的大高个儿，白白净净宽脸庞，长相和善，待人热情有礼貌，倒是不在乡邻面前装腔作势。抗日战争前夕，高占亭给济阳县联庄会会长范子俊当过侍卫员，“七七”事变后回家，结交了李生云、徐成敬、杨好良、尹杰士等一众在地方上当过兵的闲杂人员，他们搜罗民间用于自卫的零散枪支弹药，聚集起一百多人，成立了以高占亭为首的白桥团，团里的这些人多数是惯匪流氓、地痞无赖，都有吃喝嫖赌吸的恶习前科。之后，这一百多号人的高团通过黑吃黑的手段先后吃掉了杨继轲团和徐嘟噜团，人员获得扩充。直到1938年春接受刘景良(生于1898年，亡于1944年，临朐县苏家官庄人，以土匪起家，绰号小白龙，1937年秋冬曾任华北救国军司令，1938年初建立国民党地方政权，设司令部于惠民县城，后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山东省第五专区行政特派员兼保安司令)收编后，改为山东省第五区保安司令部第五团，人员随之扩充到3营9连约1000余人，大本营仍设在白桥街，这些人统一着黑衣服，头戴镶白边军帽，高占亭出门时，后面跟着挎木头套盒子枪的护兵。另外在小宗家、小孙家亦设有据点，共有轻重机枪四挺，大枪、短枪1200余支，并设有手榴弹制造厂和造枪炉，一时风光无两。

高占亭旧居示意图

高占亭自任团长后，在老宅(旧址在小隅头北边东数第二个胡同)上修了青砖到顶的小四合院，三间正房，加上东西厢房，带东南角门的南屋，实际上院子只有一间房宽，而且不靠街，但那时也属于一流的宅子。高占亭有两个老婆，大老婆高小文化，行事干练，育有一子一女。小老婆长相好，姓匡，有无子女不详。两个老婆与乡邻相安无事，倒是高占亭的大哥属于典型的“下三烂”,外号大团长，依仗弟弟高占亭的地位作威作福，四处招摇，骑高头大马摔伤后换成骑驴，到地里种地也骑着驴在人前显摆，当地“骑驴按豆子”的歇后语就是这么来的。

高占亭旧宅原址现状

其间，高占亭为了维护地盘和实力，搞起一个伪区公所，区长潘子元，文书李安文，建有40多人的伪区队，队长孙化图。利用区公所和伪区队的幌子，高占亭和其他土匪、团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当地旧有的一种迷信武装组织——黄纱会，在白桥区重新活跃起来。该会首领秦天军，会徒身披黄纱，项后插三角黄旗，供奉玉禅老祖，以大清宣统年号纪年，使用土制武器，临阵吞符燃纸，认为可以刀枪不入借以壮胆。起初驱走几次土匪后接连受挫，士气大落，高团趁机对黄纱会大举进攻，并把矛头对准普通百姓，许多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犯白桥区，高占亭等黑团纷纷投降日本侵略者，甘为日军马前卒，抓壮丁、抢民粮、烧民房，罪行累累，广大人民沦陷于深重的民族危难之中。1944年1月，中共济阳县委、济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区政权建设以济阳四、五、二区为中心不断扩展，同年7月，决定县大队配合军分区部队向六、七、八区进军，扩大抗日根据地，于8月31日一举攻克白桥伪据点，伪团长高占亭带领残兵逃入济阳城。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济阳县委、县政府在白桥建立七区区公所，委派傅怀伦任七区区长，并组建了区队，队员20余人。1944年9月初，济阳县大队驻白桥街，组织全区百姓到白桥街领粮食，粮食是缴获高占亭所抢掠百姓的，其中领到粮食的王汝成很受感动，主动告发伪区长潘子元曾派侯文河(伪区队班长)藏匿枪支，县大队当即起获机枪一挺、大枪12支。

1944年10月，白桥划归三边县，12月29日区部工作交接中，突然被高占亭匪部副团长乔树平所率汉奸队400余人包围，原区长傅怀伦被俘并于次年1月5日就义，新任区长陈英明突围时负伤，自此白桥暂无区队，匪团势力死灰复燃。1945年5月，张金良任七区区长，组建了10余人的区队，匪团势力渐受打击。

1945年日本投降后，商河县城守敌“武定道皇协护民军”一师师长田敬堂纠集商河及周边县残敌土匪李光明、高占亭、白*亭、张绍臣等，盘踞商河城负隅顽抗，9月26日，商河城被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主力部队攻破，俘捉李光明、高占亭等匪首，臭名昭著的白桥高占亭“高团”至此覆灭。

三、“十虎团”及李法奎之死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进入商河之前国民党商河县政府一班人望风南逃，侵华日军未遇有效抵抗，在商河境内烧杀抢掠数日后旋即南下追击“国军”,商河县境一时呈现无政府状态，兵痞流氓、惯匪流寇、反动道首等黑恶势力乘机祸乱乡里，以护村防盗名义组织起来的所谓“民团”蜂起林立。其中白桥一带较为著名的除了前节述及的高占亭“高团”,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十虎团”。

侯振贵先生讲述白桥匪事

因为“十虎团”里有两位成员来自于梁道口村，且该村当时较早成立了所谓的“自卫团”,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十虎团”就正式成立于梁道口村。名为“十虎团”,实际团首只有九个人，而且这九个人的排位座次也有交替变化。具体说，这九个人的出处及归宿大致如下：

老大，苏玉庆，绰号“苏瞎子”,贾桥苏人，很早就在黑团之间的“火拼”中打仗死了，死亡时间约在1938年春夏之交；

老二，张德胜，堰赵村(今白桥镇河南赵村)人，解放以后被镇压枪毙；

老三，张燕文，乔尹村(今白桥镇北乔家村)人，1938年初与“十虎团”成员张训杰内部火拼致死；

老四，李法奎(李太聪之父),菜园王村人(李法奎身亡后，匪首李光明继任“十虎团”老四的位置),1938年身亡(后文详述);

老五，张训杰，梁道口村人，1938年初，被刘景良收编，任8旅旅长，并在旅长任上混战身亡；

老六，李希胜，水牛李村人，生死状况不详；

老七，朱玉石，朱河沟村人，喜好抽大烟，战斗力不强，在“十虎团”中地位不显，死于抽大烟过量；

老八，张训元，梁道口村人，在“十虎团”位置低下，渐被淘汰，解放后被批斗而死；

老九，诨号“董老九”,具体名字不详，三董家村(今白桥镇东董、西董、南董三村，时称三董家)人，生死状况不详。

“十虎团”成立后，以黑吃黑的方式，拉人入伙，壮大队伍，打家劫舍，通过抢劫百姓的财产提供给养，并分派有专门的人充作伙夫，从百姓家抢来宰杀的猪肉成片成片地挂在大村口大街上，既是炫耀，也为进一步吸引黑恶势力入伙，更显现出当时“十虎团”队伍的庞大。“十虎团”尽管一度跋扈于乱世，作威作福，但他们毕竟代表的是反动落后的没落势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前所述，为首的这九个人均不得善终，而且除李法奎之外，其他匪首都没有留下后人。至于李法奎之死，大致流传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李法奎之子李太聪的口述，说是1938年秋，李法奎在一次与日伪的交战中，受到重创，队伍被打散，李法奎只身一人藏身杏行村一亲戚家，后被同村的汉奸王*星出卖，被日军从其亲戚家房顶上捕获并杀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太聪与日寇是有杀父之仇的。

李法奎之子李太聪接受访谈讲述白桥匪事

另种说法源于侯振贵、高占杰两位先生的口述，说是日军犯境后，黄河以北济阳、商河的土匪白*亭和李法奎先后投日，李法奎就在白桥街附近充任伪军的司令。但白桥街早有高占亭的黑团势力坐大，同时还有一位乔玉凡(一说为“乔维范”),是个国民党头子，人称乔团副。当时，驻守惠民的国民党刘景良部急于扩充势力，欲委任李法奎为司令，统领商河的五、八旅，这对高、乔二人的势力形成相当的威胁。为铲除后患，高占亭、乔玉凡大摆鸿门宴，请李法奎到白桥街吃饭，高、乔二人于饭前安排人从吃饭包间的墙壁上掏出一个小洞，从墙后塞入枪眼正对李法奎坐椅的位置，李法奎不明就里，入坐酒不过三巡就被埋伏在墙后的人打黑枪结果了性命。与侯、高两位先生略有出入的相似说法来自于李法奎一位尚在世的王姓同乡，据王**先生从其母亲那里听来的说法，李法奎当时安全离开了“鸿门宴”现场，但因酒喝的多且戒心不高，被高占亭、乔玉凡派来刺杀的人追至白桥街的村北空旷处，从背后用犁耙齿钉进后脑勺活活刺死，并就近抛尸于枯井中。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吕本支(白桥镇大吕家村人，曾任商济边工委主任，离休前系沈阳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政委)《徒骇河畔的追思》回忆文章的印证，该文记述李法奎死于这次鸿门宴的大烟灯下。

四、“三张四董一窝猴”

“三张四董一窝猴”是旧社会对白桥土匪聚集地的一个俗称，就是以白桥街为中心方圆十华里左右的区域，旧时也称“南齐北董东杨西侯”。

具体说，南边到齐家(白桥村正南方向十来里路远，今属济阳曲堤);东边到杨家，即楼子杨(今属济阳县，与白桥王学诗村隔河相望),地处白桥以东六、七里；北董，即南董、东董、西董、后董这四董统称北董；西侯，即东瓜王、大小侯等以侯姓为主的村，差不多就到了今白桥镇贾家、吴家、关王庙这一带。如前所述，到白桥街泰山奶奶庙请驾、送驾的村就集中以上这个围合区域里。具体说，“三张四董一窝猴”的区域范围与“南齐北董东杨西侯”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但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向北由北董延伸到了徒骇河故道沿岸一带。

而“三张四董一窝猴”除了有土匪集中活动区域范围的地理概念，还有土匪规模与势力大小的社会概念。具体说，这些区域所涉村庄及有关土匪代表人物大致如下：

“三张”,就是以河南张为主，包括张积厚、梁道口等张姓居多的村，这些村里的土匪势力较强，一般在黑团里任营长以上的职务。其中河南张最出名的就是王*顺等人，时间跨度约在1938-1939年间。另外，“十虎团”的李光明抢了河南张村张*的闺女，本来张*跟李光明应该是有抢女之仇的，但他却反而因此耀武扬威起来，甚至张*的内弟魏*金也跟着作威作福，甘心与土匪势力搅在一起。梁道口村土匪头子包括张训杰、梁度亭、梁度丙等，都在李光明团里是营长以上的职务，既属于李光明但也有独立山头。该村还有尹惠清等地主的后代，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日本鬼子来了以后趁着当时兵荒马乱，他们就集合起来成立黑团，名为保护乡亲，实为敲诈百姓，之后慢慢地被收编成李光明的一个团了，以保护老百姓的名义，残害祸乱老百姓。至于张积厚村，具体土匪势力不详。

“四董”,即白桥街以北附近四个董家(东董、西董、南董、后董)村，这一区域内的土匪头子从职务上略低于“三张”,一般是连长以上。西董村有个土匪头子董胜奎，曾带着土匪到东瓜王村抢劫，一夜之间抢了五头牲畜，包括侯振贵家的一头牛、五斤白糖。这次抢劫的大致过程是：董胜奎一伙人趁着夜色，爬梯子翻墙头扎毛巾提着匣子枪进院，一拥而上把侯振贵的父亲双手反绑，吊在厢房里轮番抽打逼着交钱，另有一伙人翻箱倒柜地搜罗财物，当时侯家开着小卖铺，柜台上2斤煤油、5斤白糖、5斤红糖以及三、五包盐和香烟被抢劫一空，然后将侯父扔到大街上扬长而去，待土匪走远，一家人才发现牛棚里刚买的耕牛也被土匪牵走。“四董”除了东、西、南、后四个董家村，还包括与之相邻的乔家、尹家、王天开、井家坞等村，如乔家的顾季伍及王天开村的王云峰(营长)、王伯祥(连长)等土匪头子都与“四董”这伙土匪有联系，且多是连长级的职务。其中，乔家村一位外号“乔正子”的颇为知名，日本鬼子来时他还是一位青年学生，有一定的爱国心，一次放学路上发现一个日本鬼子在徒骇河岸迷了路，就设法把这个鬼子弄到河里溺死，因为身负人命，就投奔了顾季伍的黑团。1938年秋，顾季伍的黑团在嵩子孙村和日本鬼子交火，包括乔正子在内黑团里有十几个人被包围在村中央，众人正隐藏在墙角处大气不敢出，乔正子光着膀子就离开隐蔽处想要只身突围，吸引一队日本鬼子从后面紧紧追赶，跑到村后坟场的一个柏树林子里爬到树顶隐藏起来，最终被日本鬼子发现一枪打落树下当场身亡。因为跟日本鬼子作战勇敢且自始至终没有当汉奸，乔正子算是黑团土匪中的“另类”,在当地百姓中传诵至今。

“一窝猴”,基本包括六个村，即大侯家、小侯家、东瓜王、侯维思、吴家、窦家，这些村以大小侯为中心，且以侯姓居多，故得名“一窝猴”。“一窝猴”总后台就是侯维思村的侯兰斋，他是商河县国民党的党部书记，他跟着石毓嵩南逃后，其妻赵华斋留守当地互通信息，曾有“兰仔(斋)指使华仔(斋)干，恣了一窝猴”民谣相传。东瓜王村有土匪侯振平坐阵，吴家村有土匪头子吴德胜坐任国民党伪区队长，至于窦家村刘永九半匪半绅，曾名列当地“八大乡绅”,利用乡绅身份实际也做过一些土匪的勾当。其中，东瓜王村侯*平学过武术、干过土匪，当过黑团的团长，名闻一方，如果仍在世的话有100多岁了。当年曾在白桥集市上跟区公所里当兵的发生矛盾，被区公所七个护兵手拿军鞭追打，他手拿竹筐边退边躲，对方七个人竟然没有打着他，更加恼羞成怒，直追到一个卖铁器的摊位前，侯抄起铁棍抡出去，七个护兵无一幸免，全部重伤而逃，围观者一阵喝彩。一场混战，奠定了侯振平在“一窝猴”里的“王者”地位。

以上“三张四董一窝猴”黑团土匪势力主要活跃在1937年秋至1939年初，此后曾短暂消停一时。其主要背景是，1938年末至1939年初，八路军的肖华东进支队和王权伍的县支队革命触角伸到了白桥境内，东进支队一个骑兵连于1938年12月驻扎东瓜王村，连续驻扎了两次，其间在东瓜王村曾经和李光明、张训杰他们谈判，八路军参加谈判的有季明和史甄(民运部长)、匡根山(锄奸部长),初步达了李、张黑团归顺八路军的意向，在此带动下，白桥境内的黑团势力一度风平浪静。但随着1939年3月白*亭投降日本，李光明、高占亭渐渐投靠日本，坐地当了汉奸，他们所凭靠的黑团势力再次变本加厉，危害一方。直到1945年秋商河解放，这些黑团土匪势力才渐渐地被革命力量彻底铲除。

五、“八大乡绅”

“八大乡绅”皆来自于民国时期白桥境内，包括梁道口村的尹惠清，潘桥村的潘子龙(任四区伪区长),井家坞村的李本海、李本荣，段集村段昭庆、段昭明，窦家村刘永九(李光明的营长)、窦梅峰。总体来说，八大乡绅当时家庭经济基础殷实，都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这其中段昭庆、段昭明、尹惠清、潘子龙四人是李光明的四大好友，一度被称作“四大乡绅”。值得一提的是，窦梅峰1926年就读山东第一师范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商河县历史上第一名中共党员，可惜于1928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脱党，渐泯于乡间。据说，白桥境内徒骇河上的最初的“营子闸”三字即出窦梅峰手笔。

作者简介

庞佃军 1971年出生，商河县沙河镇烟墩村人，现任职于商河县委机关政务保障中心。系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理事、七届济南作协理事、商河县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