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祁连埋忠骨，茫茫河西祭英烈，1936年隆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开启了一段气吞山河的征程。

    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提出：在红军攻占宁夏后提供1.5--2万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以及一点数量的弹药。

    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实现在西北建立抗日大本营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这是红军史上唯一一次以寻求直接军事援助为目地的军事行动。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中央军委即在10月11日发布《十月作战纲领》，拟集中三大主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未予追究，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的作战事宜。

根据作战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部署30军在靖远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4军、5军、31军则沿“西兰”线梯次配置，抗击国民党部队的进攻。9军作为预备队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10月16日下达“进剿”命令，急忙调集部队分别由东、南、西三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大举进攻，10月22日更是飞赴西安，亲自坐镇指挥围追红军，10月23日，敌军攻占会宁。 10月24日晚，30军渡河成功，10月30日，9军、5军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军直属队渡河完毕，击溃了敌守军祁明山骑兵旅和马鸿逵的骑兵团，攻占了一条山、五佛寺等重点渡河点，为策应主力渡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敌情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海原、打拉池一带进行“海打战役”，命令尚未渡河的红四方面军4军、31军阻击正面的国民党王均的第三军，结果，张国焘阳奉阴违，密令4军和31军撤离指定位置，致使红军主力右翼彻底暴露在敌正面，“海打战役”未能实现，红军主力向东转移，国民党部队随即占领靖远至海原一线，彻底阻断了渡河部队与红军主力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

 中央军委于11月8日制定新的作战计划：以三个方面军主力，经陇东地区进入陕西，在适当的时机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寻求直接与日军作战，为了隐蔽战略企图，迷惑和调动敌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实施新的战略计划，于11日下达电令，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至此，“西路军”的称号正式确定，同时也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

为了保密要求，朱德、张国焘未将“作战新计划”向西路军透露，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一书说：“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对于红军的战略调整，张学良曾建议就地坚持，熬过一两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但是，中央和军委都未采纳。西路军的到来，使得西北“五马”寝食难安，马步芳既怕红军在河西建立永久的根据地，推翻马家的家族统治，又怕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借机进入河西，瓦解他的军阀力量，侵占他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于是，马步芳不惜一切代价对西路军就行了惨苦的围追堵截。

西路军面临背靠黄河、三面受敌、弹药不足、补给困难的不利局面，徐向前认为，西路军只有西进新疆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再回过头来消灭马家军，对河东红军主力和友军（杨虎城的东北军与张学良的西北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大家一致赞成徐向前的意见，于是下决心西进，以红30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出发，经景泰或寺儿滩，攻取大靖；以9军为第二纵队，由镇虏堡出发，经松山、干柴洼、横梁山，攻取古浪；以红5军为第三纵队，由三角城出发，经吴家川、赵家水、景泰、红水前进，待红30军攻占大靖、红9军攻占古浪后，再经古浪进取凉州，中央军委同意了西路军的作战计划。

西路军共21800余人，枪不足7000支，子弹更是少的可怜，反观马步芳、马步青两部和民团总人数为11．5 万人，马6万匹，再加上凉州、河州、肃州的民团，“二马”在河西战场上投入的总兵力就超过12．5万人，是红军的6倍。

 红9军共计6500余人，各类枪支2500支，每支枪平均只有15发子弹，在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的带领下，于11月9日进入古浪境内，激战10个昼夜，谱写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红色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红色精神。

西路军在古浪境内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战斗，分别是“干柴洼突围战”、“横梁山阻击战”和“古浪城攻防战”。

干柴洼四面环山，就像一口锅镶嵌在古浪县城的东南部，易攻难守，1936年11月10日凌晨 ，红九军重创守敌骑五师马福仓部，占领了干柴洼，在娘娘庙岭和古城子滩等制高点修筑工事，布置防线， 追击红军的马家军总指挥是马元海，他和马步芳是姑表兄弟，此人身高将近2米，常年长袍短褂，虽然不懂基本的军事动作，但是善于指挥作战，以凶狠残暴著称。

马元海率部尾随红军而来，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了干柴洼，朱绍良又派出三架战斗机助战。

马元海采用人海战术，让步兵和骑兵轮番死亡冲锋，阵地前死尸成山，马匪就将尸体当做临时工事，一步步逼近红军的前沿阵地，9军政委陈海松所在的一个大院暴露在了敌人的火力当面，情况万分危机，军部作战科长刘培基见状，提出带人进行反击，正在这时，军长孙玉清派交通队乔国军排长带领部分战士前来支援，于是，刘培基和乔国军随即率队冲向敌群，马匪被突如其来的反击打得抱头鼠窜，一时间乱作一团，后撤的和前进的相互践踏撞击，死伤无数，无奈敌人众多，刘培基不幸被子弹击中头部，一科参谋李新国见状马上把他背回了院落。

这场战斗打了整整两天两夜，红军伤亡200多人，最后放弃干柴洼，连夜向横梁山进发。

横梁山位于干柴洼和古浪城之间，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山峦跌宕起伏，沟壑纵横交错，地形极为复杂。12日拂晓，红9军抵达横梁山，随即在祝家岭、苏家梁等制高点设置阻击阵地，上午10点，马元海的追兵蜂拥而至，钻入了我军的伏击圈，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马元海见攻击无望，便逃窜到磨石沟、二郎庙、铁城台一带，晚上10多，马元海乘着夜色又发起了冲击，未曾想到，红军的特长就是夜战，敌5师2旅旅长韩起禄被击伤，30余军官命丧黄泉，击毙士兵民团400多人，我9军25师73团团长张达善、医务所主任杨少忠以及数百名指战员也壮烈牺牲，13日凌晨，我军撤出阻击阵地，沿黄羊川挥师西进。

古浪城是河西走廊的战略要地，在西路军刚过黄河不久，马步芳就派100师595团马华荣和骑兵营马秉魁率1400多人提前驻防古浪。

13日晚，政委陈海松率领先遣部队，占领了古浪城东侧的几处制高点，在东升洼和边墙洼等处构筑工事，布置防线，按照西路军“联合甘、青二马抗日’的政治任务，向守城的马家军喊话，要求马家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在马步芳的蛊惑下，马匪顽固不化，于是红军于14日早晨一举攻占了古浪县城，马华荣负伤后弃城而逃。

 就在红9军鏖战古浪的时候，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联合指挥河东部队，发起了“山城堡战役”，这是红军一、二、四（未渡河的4军、31军）方面军主力首次统一指挥统一作战，也是与东北军及西北军秘密配合的一次作战，由于西路军牵制了敌人太多的精力，“山城堡战役”才歼灭了胡宗南第78师232旅全部及234旅两个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对促进逼蒋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路军鏖战永凉，是山城堡战役的背景，是山城堡胜利的条件。

马元海一路穷追，15日到达龙沟堡，从溃败的士兵口中得知红军已经占领了古浪，他不顾士兵踩踏碰撞，强令手下追至古浪城西的金家堡一带。            

第二天，朱绍良派来三架飞机督战，在马匪群中投下了两枚炸弹，当即炸死10余人和30多匹马，以示对马元海的警告，马步芳也来电严令其立即围攻古浪，马元海气急败坏，站在高坡上，指挥手下不顾一切的全线进攻。 11月17日，朱绍良又派出飞机前来助战，坚守南山的74团和交通队第三支队，因增援部队被切断上不来，几乎全军覆没。南山制高点失守以后，敌人突进城中，红军战士立即和马匪展开了巷战，一时间人喊马叫，血光冲天，军部二科科长王少清率领机关干部和交通队部分战士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敌人冲进县城见人就杀，就连手无寸铁的女同志和老百姓都被残忍的杀害了。

连日作战，红军的弹药消耗殆尽，部队减员严重，“古浪峡，张嘴冻掉牙”，红军将士在这滴水成冰的季节还穿着草鞋单衣，浴血奋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石头瓦块和敌人殊死搏斗。

参谋长陈伯稚屹立在钟鼓楼上，向汹涌而来的马匪射击，不幸头部中弹牺牲，军长孙玉清也被一颗子弹击中负伤倒下，陈海松手负重伤，十几个马匪手提马刀乱叫着扑向陈海松，乔国军见状挡在了政委前面，用冲锋枪消灭了这股敌人，突然一颗子弹袭来，乔国军中弹倒地，跟随红九军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也亲自架起机枪向敌人扫射。 

危急时候，27师在东北方向突出重围，攻入城接应，马元海见势不妙，遂退出城外。

 18日晚上，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突围，但凡能用担架抬走的伤员尽量抬走，万般无奈之下，把不能带走的重伤员集中在几个房子里，每人发了三块银元，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给马家军写下了一封信，希望他们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不要杀害失去作战能力的我军伤病员。当晚，红九军顶着刺骨的寒风，在30军88师268团的接应下，经过长流渠、定宁寨、泗水堡，向凉州方向进发，去永昌与30军会合，至此，西路军全部撤离古浪县境。

红9军在古浪激战10个昼夜，击毙马匪2000余人，红9军也伤亡2400余人，部队元气大伤，故有“古浪三战，九军折半”之说。

 红军撤出后，马家军即入城烧杀抢掠，将红军的伤病员全被残忍杀害，尤其是马元祥、花马营、尕主麻三人，因其兄马廷祥被红军击毙，声称为兄报仇，先后残害被俘红军一百多人。

部队到达永昌后，西路军总部召开整训大会，认为古浪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孙玉清、陈海松、曾日三等主要负责人被撤职，一大批中层干部遭到了打击。

1983年5月13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信中说： “西路军时，古浪战斗失利，主要责任也不在（孙玉清）”。

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说： “这一仗叫人十分心痛，我主力部队9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30军，5 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

 就在红9军浴血古浪的16日，国民党毛炳文部开始渡河，向大靖方向开进，11月18日，30军攻占永昌县城，5军向西开进，11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西路军“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障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分进占安西、敦煌”，对于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凉州（武威）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这一命令，徐向前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认为应该乘马家军主力和蒋介石的嫡系对西北防守空虚之际，立即西进，而不能在不具备条件的永、凉一带建立根据地，然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因为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思想包袱沉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考虑实际情况，唯中央是从，以他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在永凉一带建立根据地，致使西路军错失战机，为全军覆灭埋下了伏笔。  

其实，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红军主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以此迷惑蒋介石，以便红军主力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但是，中央军委忽略了西路军孤军作战“速战速决”的原则，摒弃了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特别命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地区，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的这一致胜法宝，致使西路军在永凉一带遭受到了“二马”的疯狂围剿，损失惨重。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东返策应“西安事变”，正当西路军为东返做准备的时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改为向西打通苏联通道。

30军于1936年12月28日凌晨开始陆续撤离永昌，在40多个日夜里，历经了大小20多次战斗，击毙马匪60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2000余名指战员长眠在了永凉。

1936年12月31日，西路军攻占临泽，第二天攻占高台，经过连续激战，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正好高台粮草丰富，于是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定在高台进行短暂的休整，并且向中央提出让红4军和红31军渡河，一道执行西进计划，遭到了中央的反对。

蒋介石返回南京以后，马上翻脸软禁了张学良，国共两党还处于对峙态势，于是，1937年1月5日，中央来电命令西路军暂缓西进，在高台建立根据地，马家军生怕红军在此长期驻扎，于是于1月18日开始对高台发起了猛烈地攻击，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红军伤亡惨重，军长董振堂计划挖地道突围，中央军委来电要求务必要坚守高台，结果，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英勇就义，残暴的马匪将两人的头颅割下来泡在酒中送给了西宁的马步芳，红5军牺牲3000余人，几乎全军覆灭。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辗转来到倪家营，马步芳派5个骑兵旅和大批民团围攻倪家营，9军政委陈海松、25师政委杨朝礼壮烈牺牲，激战40多天，西路军终于突破重围，退入祁连山，自此，西路军从过河的21800余人锐减至3000多人。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在石窝堡召开最后一次军政大会，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工作，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分散突围，徐向前和陈昌浩则奉命前去延安汇报工作。

石窝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西路军的任务彻底失败了。

由李先念和程世才等带领的西进左支队400多人，经过千辛万苦于4月底到达星星峡，最终抵达迪化（乌鲁木齐市），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其他两个支队几乎全部牺牲或失散。

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归咎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延安的时候，张国焘也主动承担了责任，到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大量的史料认定，虽然张国焘的错误思想对西路军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西路军一直是在执行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

1991年再版的《毛泽东选集》明确记载：“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

朱德元帅认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战略不对，而是总指挥犯了战术错误，虽然四方面军只有半数过河，但是，对付马家军应该游刃有余，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稳当，过于尊重政委的意见，兵力使用不当，才是失败的根源。

徐向前元帅认为是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飘忽不定，陈昌浩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不敢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果断措施。

1983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组织整理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的几个问题说明》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坦率来讲，“五马”在西北耕耘多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不允许任何势力染指西北，马步芳视地盘为命根子，以“团体利益”蛊惑人心，对西路军进行了最凶悍的抵抗和最残暴的围攻，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关怀下，经过认真研究，做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

巍巍祁连山脉，是西路军不屈的脊梁，绵绵河西走廊，是西路军不朽的精神，这支从土地革命时期一路走来的红色队伍，在河西走廊鏖战5个多月，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杨登福 作于2024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