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振民  

我国国家博物馆的著名文物——商代大方鼎(图一)内铸三个甲骨文——亦即卜辞——体系的字(图二)，经郭沫若考证认定是“司母戊”。在甲骨文中“司”与“祠”通，而“祠”向有“祀”意，故“司母戊”意即祭祀母亲戊。据考，具体铸鼎行祭者是商王祖庚与祖甲，他们的父亲是商王武丁。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司母戊”的“司”字有了不同看法，认为它应该是个“后”字，因“后”有君主和尊贵意，能体现下文“母”的身份。于是，便在2011年3月国家博物馆整修后重开时，将“司母戊”改称“后母戊”，意即君主般尊贵的母亲戊。
这一改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争议，否定者和肯定者都有。
我曾一度认同“后母戊”，并写了《“后母戊”鼎的另一内涵》一文，先发表于《后土文化》杂志，随后入编于《当代国学精英大辞典》。近来结合有关资料再三思考，我改变了认识，不再认为以“后”代“司”是正确的。
我考虑，鼎中的这个“司”字与“母戊”二字相比，是明显的近乎现代写法，一般不会看错。之所以会被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后”字，应该是曾经流传的“司”为“后”字的反写的说法起了作用。否则，怎么就能把一眼就能认识的“司”字认定为“后”字而不认定为别的字如“君”字，“主”字？
主张“司”为“后”的反写者这样认定后，便在解读上对祭祀母亲戊的意思来了个所谓“反正”，认为是体现“母戊”的君主般尊贵之意。
其实这个“反正”是有问题的。甲骨文和金文时代，文字正在形成或发展过程中，某个结构简单而相似的字容易出现正反两种写法；但这个鼎上的“司”字不可能是“后”字的反写，理由有三：
一是铸制上不具正规性。反写是信手刻画甲骨的草率形式，金文虽与甲骨文是同一体系，但它是金属铸制品，书法比较正规，而“后”反写为“司”显然是不正规的，故金文中不会有这种写法。
二是认知上不具确定性。说“司”是“后”的反写，只是出于肯定死者高贵身份的推测，而这种推测缺乏唯一性，很容易被另一种从鼎的神圣功用上进行的判断所否决。且母戊二字不反写，仅反写一个后字，也无多少道理。
三是字形上不具可能性。这一条最要紧。商代的“后”字根本不同于现代的“后”字。据甲骨学大师王国维考证、商代“后”字的写法是繁简不同的三种象
形体（图三）、表达的均是母亲生孩子且已生出的意象①；而且他同时又考出“卜辞君后之后与先后之后”也都为母亲生孩子且已生出的象形字，其具体写法，按王所说即上述三种写法中较简单的两种（图三之二三②)。这就告诉人，商代的任何一种意义的“后”字，均是以上甲骨文写法。而这种甲骨文写法无论如何反写，都成不了“司”字；反之，“司”字无论如何反写，也成不了商代“后”字的上述象形写法。也可以说，商代不存在代替上述象形写法的“后”，故也无所谓“后”的正写反写事实。“司”字只能是“司”字，即使“司“字本身可能反写，但它反写后仍读“司”，是“司”
意。一些学者把“司”认定为“后”的反写，无疑是忽视了今“后”与商“后”写法的不同而产生的思路紊乱和认知错误。
鉴此，我觉得不宜以“后”代“司”了。郭沫若原定“司母戊”为“祭祀母亲戊”的解意还是不变为好。何况甲骨学家罗振玉就曾说过“商称年曰祀，又称司也，司即祠字”③，也从古代同音文字互相通假的事实上揭示了司字的祭祀之意。我们在没有可靠依据的情况下，对郭与罗二位著名甲骨学大师的解释，是不应轻易推翻的。加之、鼎在古代就是用于祭祀的，把“司母戊”鼎上的这个“司”字以祭祀之意解之，不就最为近情、顺理、合乎实际么！有的学者又把“司”解
为“嗣”①，说“司母戊”是继承母亲戊，固然亦有其理，可惜离鼎的用途远了点，不胜祭祀之解更为地道。
近日看了一篇谈邮票上“后母戊”鼎的文章，其中说：“随着妇好墓司（后）母辛鼎的发掘，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质疑‘司母戊’应是‘后母戊’才对”⑤。这话应予商榷。先须弄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妇好”，据有关资料是商王武丁的一位妻子之名⑥，她被称为“母辛”自然与“母戊”是不同的两个人。看来“母辛”
与“母戊”都是武丁之妻，自然武丁之子祖庚与祖甲就都称她们为母，各铸一鼎祭祀。这样，须商榷的是：
“司母辛”鼎虽是另一个商鼎，但除所指对象有别外，与“司母戊”的表意方式是一致的。其“司”字还是“司”字，并没有增加“司”为“后”的新的认知元素，因而依然不能肯定“司”就是“后”。所谓“越来越多的专家”，倒是应该郑重考虑一下上述不应认“司”为“后”的理由，看看自己是否也混淆了古今“后”字的截然异样的写法而形成误判。由此，我又想到“司母辛”鼎的“司”字，仍应如“司母戊”鼎的“司”字那样，理解为祭祀较妥。除文字学的道理外，还因为它也是铸在作为祭祀用的鼎上的。
不过，无论“司母戊”鼎还是“司母辛”鼎，其祭祀的对象还是值得研究一下。
当然，两鼎祭祀对象的共同点都是母，是无可置疑的。而“戊”和“辛”是什么，就值得玩味了。王国维说：“商人以日（即“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所表示的日——陈注)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⑦，又说：“帝王之妣与母皆以日名，与先王同”⑧。因之，学术界一般认为“母戊”即母亲名戊；“母辛”即母亲名辛。但我想，这种说法值得讨论。商代帝王和其他帝王一样，都有自己本来的人名，如夏时有禹、启、商时有汤、纣等（史料对商帝人名反映得太少）。而商帝于此以外又以日为名竟是何意？如按“十天干”的排次规律视为顺序之意，则据王国维《世数异同表》⑨看，自汤王始至纣王止共三十一帝，应包括“十天干”三轮多一，每个帝王应各用天干三次余一。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三十一帝中名甲者六帝、乙者五帝、丙者一帝、丁者七帝、戊者一帝、己者一帝、庚者四帝、辛者四帝、壬者二帝、癸者无。而且他们所用的天干名称互相交叉，并不依次。所以顺序之意不存在。
如视为生日之意，作为帝王来说，在意义上显然没有什么份量，因而是不可能的。故我推想，所谓“以日为名”，应属帝名而非人名。而帝之所名，必是代表帝之功德、本领或愿望。在“易学”领域“十天干”具有自然界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意义，即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如其名甲名乙者即治木之王，名丙名丁者即治火之王，如此等等。当然这中间就有阴阳主次等区别了。只是他们的具体业迹等史籍记载欠详，只保留了一些标志性的五行符号，使后人所知甚少罢了（至于与这些天干相配者如
“大甲”的“大”，“祖乙”的“祖”，“外丙”的“外”，“武
丁”的“武”等等，大率只是副词性的形容、限定一类)。帝王的妣与母在本人名字之外，也“以日为名”，与此理相同。据此，“司母戊”鼎与“司母辛”鼎的“戊与“辛”各指什么，就好说好道了。
按现有资料，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重十八斤的大钺上，铸有“妇好”二字，说明此钺为妇好的武器。妇好持钺率兵一万多人，助丈夫商王武丁抵抗羌族和土方族的侵略，打了多次胜仗，平息了边患〔11〕。她用的钺当然是金属制品，而“十天干”中性质属金的辛恰与之相符；且辛又有辛辣意，代表一种杀伤力，故“司母辛”的“辛”就成为妇好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成就的象征。这样，其子商王祖庚与祖甲，就尊其为“母辛”而铸鼎祭祀了。“司母辛”之意，就是祭祀母亲及其武功。如此领会，所谓“司母戊”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戊”在“十天干”中代表土，即土地。“司母戊”的意思，就是祭祀母亲及其治土之勋。只是这位帝王之母的本名是什么，她又是如何治土的，比如垦荒呢还是排涝呢，等等，史书无载。就像“母辛”之名妇好及其武功是被出土文物证实的一样，“母戊”之名之勋也是有待地下发掘物来证实的。
“司母戊”与“司母辛”这两座商代大鼎，固然表现了商王祭祀母亲及其德业之诚意，但将其引申开来，也恰恰能说明古代先民对母祖、对大地、对戎事的共同的崇拜。而两鼎中唯母字被重复使用，且置位于“戊”、“辛”之前，除表明是两位有不同德业的母亲外，不亦说明当时女性贡献之伟大及母亲地位之崇高么！

注：
①②出自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多后》，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第二册第441、443页。
③转引自葛英会的《商代大鼎的“司”“后”之争》，见《殷都学刊》2012年第1期。
④出自曹定云的《商“司母戊”不应错为“司马戊”》，见《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9日9版。
⑤出自党玉占的《邮票上的后母戊鼎》，见《光明日报》2016年7月22日16版。
⑥(11)指赵占生的《女元戎妇好与睡美人辛追》，见《运城日报》2016年7月19日3版。
⑦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高祖夋》，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第二册第440页。
⑧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第二册第473页。
⑨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商先王世数附》，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第二册第447-450页。
⑩按"易学"原理，甲乙木、丙丁火、戊已土，庚辛金，壬癸水这五组五行，各自排在奇位者为阳为主，排在偶位者为阴为次。

(原载《后土文化》2017年第3期，总第59期)

201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