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辉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35）

【摘要】司马迁认为黄帝是创革国家的开拓者，现已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的成果所印证。黄帝是为信史现已认识趋同，但要真正讲清楚黄帝具体的出生地与比较精确的初兴时间，一直是史家考证的难题。现有的研究正在大概率逼近历史场景而展呈原貌。甘肃渭水流域圪垯川、南佐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解码黄帝初兴东渐拓土开邦建都，提供了最新的科学依据，对于黄帝文化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黄帝文化 大地湾 圪垯川 南佐

黄帝文化的发展历程，大体上从阪泉大战和涿鹿之战开始，脉络逐渐清晰。战后迁徙中原开疆建都，大体上已被学界所认同。然而，有关黄帝初兴这一段历史，学界争议比较大，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借助考古学的新成果，以甘肃渭水流域圪垯川、南佐遗址为例，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观点当有所助益。

一、渭水流域与炎黄文化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研究黄帝的历史学家，他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以黄帝为首序列中国国家历史，凸显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不过，司马迁并没有明确黄帝的具体生地，只是在《五帝本纪》中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简简单单的一笔带过，就此，是否可以认为司马迁不知道黄帝生地疏而不录，其实不然。从文献角度考察，当下学者们常用的《左传》、《国语》等典籍，司马迁是再熟悉不过。他说：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

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

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上引司马迁所录西空桐，北涿鹿，东渐海，南浮江淮，正是当年黄帝足迹祖国大地的边界，同样为司马迁实地踏勘黄帝活动的范围。司马迁撰写《史记》本身就是在“秦火”之后，参考资料颇为有限，常常是捉襟见肘，现已被近些年司马迁未曾见过的出土文献所证实。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是严肃的，他非常清楚无法确定黄帝的年代，本着对历史负责的高度，审慎资料去伪存真，忠实恪守“实录”的原则，遵循实事求的观点，有疑存疑，难能可贵。

今天距离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年代又过了近两千年，可喜的是随着考古学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在确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大框架下，将黄帝文化的研究已推向进新的历史阶段，并取得了大量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可喜可贺。然而，远去的岁月给我们造成的历史时空制约与文献阙佚，以至于迄今为止尚有不少问题未能达成共识，还需继续深入探讨，尤其是黄帝的族属、具体的出生地、年代以及早期的活动轨迹等。《国语·晋语四》记载：

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

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此为季子劝重耳的一段话，学者们引用最为频繁。季子与重耳都是姬姓，他们是黄帝的后裔，重点讲述炎帝和黄帝处于同一时期，同出生于姜水和姬水。姬水、姜水均在今陕西省宝鸡市的秦岭北麓，地属黄土高原的渭水流域。中华民族以炎黄子孙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渭水流域作为炎帝与黄帝出生地的最早记载，必然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尤其是渭水流域所产生的历史文明及其关联问题，特别是炎、黄的年代。

炎帝的年代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大体上以距今7000年为基点，霍彦儒先生在新著《炎黄学》中搜罗殆尽，其结论为：“炎帝时代为距今7000-5500年，黄帝时代为距今6500-5000年。若以炎黄二帝的‘称雄’时代来说，以距今6000年为界炎帝大概称雄于距今7000-6000年，距今6000-5500年为炎帝和炎帝族的衰落期；黄帝大概称雄于距今6000-5000年，距今6500-6000年是黄帝和黄帝族的孕育形成期。二者之间有1000多年的并存发展期，即‘相济’联盟期。”据此，黄帝初兴的年代当在距今6000年左右。

考察黄帝人物和弘扬黄帝文化，在原点依然不明晰的前提下，厘清黄帝文化源头，成为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从炎黄族源考察，学界对季子的说法至今多有不同看法，尤其对黄帝初兴之地的争论颇大。例如，古史大家刘起釪先生通过考察，认为（炎黄）均出自于古代西北的氐羌二族。对于炎黄的地望，他明确地表述，在今甘肃的渭水流域和白龙江流域。刘起釪先生说：

姬姜两姓的族系渊源，是不是就上溯到生出炎、黄的少典、有蟜两族为止了

呢？其实还不是。少典、有蟜仍然有所自来，姬姜两姓的族系还可以追溯的更

远，那就是古代的氐、羌族……。姬水即渭水；姜水即羌水，亦即白龙江、白水

江之水。大抵依此二水所居之姬、姜两族，一在渭水及其以北，一在渭水以南。

由此更看出了姬姓黄帝族的地域大体即氐族地域，姜姓的炎帝族地域大抵即羌族

地域。

刘起釪先生从炎黄父辈少典、有蟜往上溯源，追到西北地区的氐、羌民族，将炎黄姬姜的地望考证为渭水、姜水（白龙江、白水江）流域，独具慧眼，很有见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来氐羌就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构成。

事实上，无论季子的追溯，还是刘起釪先生等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炎黄起源都与渭水相关，包括霍彦儒先生的新著《炎黄学》在内。因为渭水是一条对中华文明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大河。渭水，今称渭河，黄河一级支流，全长800余千米。渭水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的太白山，由西向东，流经甘肃省定西市的渭源县、陇西县；天水市的武山县、甘谷县、张川县、清水县、麦积区和秦州区以及陕西省宝鸡市的陈仓区、渭滨区、金台区、岐山县、眉县、扶风县，咸阳市的杨凌区、武功县、兴平县、秦都区、渭城区，西安市的周至县、户县、长安县、未央区、灞桥区、高陵区（在此渭河最大的支流泾河由北向南汇入）、临潼区，渭南市的临渭区、华州区、大荔县、华阴县，在陕西省的老潼关一带汇入黄河。渭水养育了历史悠久的葫芦河流域和文化深厚的关中平原，从传统意义上的宝鸡炎黄文化，到岐山的周文化、咸阳的秦文化、西安的汉唐文化等等，无一不矗立在中华文化的顶端。

渭水在中国古代是一条赫赫有名的大河，最早见于《山海经》之《西山经》。以《水经注》记载最为详细。《水经注》全书凡40卷，记载大小河流一千多条，但是所占篇幅3卷及以上的只有：河水5卷；江水3卷、渭水3卷。按照《水经注》的记载，至少在战国以前中国的前三条大河应该是黄河、长江、渭水。从渭水的长度和流域而言，远远比不上黑龙江、珠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塔里木河、辽河、嘉陵江、淮河等等。但是，为什么《水经注》给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关键在于对历史文化影响力的事实认同与记录，“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文化认识，而不是今天的流量与流域面积。”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指出：“特别是中国的黄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化中心之一。因此，认同中国的黄河流域是世界古文化的中心之一，那么渭水流域毫无疑问是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源头之一。

二、大地湾考古新发现与黄帝初兴地

渭水流域作为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源头之一，与炎黄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学界的研究表明，炎帝一支是顺着渭水向东出关，沿黄河之南发展，进入中原腹地。黄帝一支在黄河之北发展，由渭北进入甘肃东部渭水上游地区，然后向东北至陕西北部，又沿着黄土高原向东北发展到蒙古高原南缘，一直到达现在的太行山与燕山交汇处一带。

毫无疑问，渭水流域对于黄帝部族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支流葫芦河以及泾河等。众所周知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先民活动离不开水，主要聚居在大河支流的台地上，沿河运动缘水发展。渭水文明的发祥地正是一级支流葫芦河及其支流清水河流域，以大地湾遗址为代表，距今已有6万年的历史延续。其中以下限距今13000年的大地湾第4层文化为起始点，这是人类学研究的结论。

大地湾文化遗址坐落在渭水上游一级支流葫芦河的清水河流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和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清水河发源小陇山，西行经大地湾所在的略阳川然后向西南流。受清水河侵蚀堆积而成，河流两侧保留有较完整的一、二级阶地。这里水肥土美，植被茂密，遍布包括大地湾遗址在内的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

大地湾遗址是1958年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的，1962年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经过1978年1984年，1995年，2002年至2006年发掘，特别是2006年进行的小面积发掘，结果“反映了大地湾遗址距今6.0万年以来由采集狩猎经济逐步向农业经济过渡的持续人类活动历史。”此结论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再次确立大地湾在北方旱作农业的源头地位。

2006年的Dadiwan06探方，自下而上共有六层，下层距地表8.5米，1～3文化层距今60000～20000年，发现有人类技术砸击的石器；第4文化层距今20000年～13000年，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第5文化层距今13000年～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距今7000年～5000年，以大地湾二期文化为主。其中“距今1.3万年左右(第 5 层), 细石器技术制品迅速增加,随后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并且陶片数量逐步增加。”新的发现非常重要，尤其对于我们以大地湾为原点的排序。2006年发掘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报告给出结论是：

探索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仍需要将来更多的工作来完善。研究中国北方

旱作农业起源的关键在于发现类似大地湾遗址能够跨越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的持续考古记录。事实上，这类遗址并不一定缺乏，只是由于学科划分和发掘工

作等原因，多为人们所忽略，或者由于多数此类遗址缺乏系统测年而未体现出其

重要性。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更多相关工作的开展，中国北方旱

作农业起源的过程会越来越清晰。

人类学家的结论是我们更深层次认识大地湾遗址新的支点，启示我们大地湾不仅仅是新石器时代遗址，而是跨越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

事实上，大地湾遗址不是孤立存在，在大地湾的北面是平凉市管辖的庄浪县，考古发现属于葫芦河的支流水洛河的徐家城遗址，距今有4.6万年。水洛河是庄浪县第一大河，渭水的二级支流，长89.5千米，流域面积836.6平方千米，现在最大径流量1.48亿立方米。水洛河上游分南北，有两源。北水洛河发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境内六盘水西麓，由北向南流，在县城南与南水洛河交汇，向西南流。南水洛河发源于庄浪县境内关山西麓，向西南流。合流后的水洛河在万泉镇徐城村南与清水河交汇，再入葫芦河。葫芦河在天水市麦积区三阳川汇入渭河。渭河一直向东穿越天水-宝鸡150余千米的渭河峡谷，进入关中平原，在行径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地段，渭水的最大支流泾河由北向南注入，于是有了泾渭分明的典故。渭水容纳泾河之后，流量大增，公元前647年秦穆公千里运粮给晋惠公，正是从渭水行船，直到入黄。

大地湾与徐家城事实上仅为一山之隔，此山称之为青龙山，为陇山余脉，起于张家川县境域，自东向西，止于水洛河与葫芦河交汇处的莲花城。“以山顶为界，山阴属庄浪县地界，山阳归秦安县管辖。”实地考察第一感觉，站在青龙山顶上，面朝东方看，左手是水洛河及其河谷川地，右手是清水河及其河谷川地，远古时代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实质上是一山二水一文化。

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在庄浪县境内水洛河、清水河流域的旧石器晚期遗址点多达7处，最早可以上溯到距今4.6万年前的徐家城遗址。徐家城位于庄浪县万泉镇东缘，南与秦安莲花镇、西与静宁县峡口村接壤，遗址在水洛河右岸的第二级阶地，距离水洛河与清水河交汇处大约500米。2009年7月10日～8月25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考古发掘，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对于我们研究古人类在清水河与水洛河流域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徐家城遗址共分9层，根据发掘报告披露，文化层在5～4层，主要“集中在距今4.6～2.3万年间，属于晚更新世晚期。”更新世属于第四纪，是人的时代，为史前研究者必须关注的时段。第四纪是考古学恢复古人类生存的古地理、古气候条件必不可少的依据之一。作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存相对年代的判断，主要依据第四纪地层的划分、对比等，晚更新世在距今12.6～1.0万年之间。庄浪徐城村历史年代是地质学的记录，表明渭水流域的悠久的历史和绵长的文化。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结论告诉我们，无论是渭水流域乃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大地湾文化序列完整年代最早，悠久绵长的历史渐进与文化发展，才孕育出炎黄等优秀的文化。

三、圪垯川是黄帝东进第一都

黄帝部族由甘肃东部向东北发展，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圪垯川被选为东进序曲的第一都，在此生活了500年之久，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从渭水流域考察，从甘肃至陕西先后出现了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王家阴洼、圪垯川、南佐遗址、关桃园、北首岭、半坡、姜寨等重要文化遗存，成为先民们活动的重要聚居区。其中关桃园遗址，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和甘肃省天水市交壤的拓石，渭水河谷中段的北岸。2002年初为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宝鸡——兰州铁路二线工程的修建，在进行抢救性发掘。关桃园遗址的具体年代，发掘报告称：“关桃园遗址的发掘没有采集到理想的木炭标本，但出土了较多的动物骨骼标本，也从第二、三期墓葬中采收了几具人骨，因要做多项检测试验，而未能在报告出版前进行碳14年代测定，比较遗憾。据过去的测年结果推测，第三期约在距今7300～6900年之间，第二期约在距今7300年以前，第一期约距今7800～7600年的范围”。当年，我曾应当时考古队领导刘明科教授的邀请，前往考察现场，认为早期应属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范围，亦是大地湾文化向东发展的见证。结合最新的发掘成果，大地湾的年代从距今13000年到距今3000年前后，涵盖了炎黄发生的时间。

黄河流域是黄帝文化的发祥地，以渭水流域的大地湾文化为原点，其向东传播发展的圪垯川遗址、南佐遗址等成为研究黄帝文化最新的切入点。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获取的成果，证实“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依据探源工程的结论，现以黄河流域新公布的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圪垯川遗址和甘肃庆阳市的南佐遗址为代表，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具有国家形态的黄帝古国已经形成，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新亮点，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圪垯川则是黄帝东进序曲的第一都。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圪垯川遗址发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距今6100年至距今5600年，属于大地湾二期（距今6500—5900年）、三期（距今5900—5600年）。遗址“位于太阳乡阎家村东北角、太原河南岸第二至第三级台地上，龙（山）黑（水眼）公路横穿而过。遗址破坏较严重，残存面积约6万平方米。1987年文物调查时发现，文化层厚2米～5米，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遗存，黑褐色土质，黏性大，干后坚硬。断崖暴露灰坑、红烧土、木炭屑、白灰面、陶片、石器和兽骨等遗迹遗物，彩陶最多，夹砂红陶次之，并有少量灰陶，采集表本有尖底瓶、杯形器和陶片、石斧等。1988年6月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圪垯川遗址从仰韶文化早期到仰韶文化晚期，其中在面积约8万平方米仰韶文化早期的大型聚落外发现三重环壕，这在我国内首次发现，还有目前国内年代最早的大型粮仓。

迄今为止，在距今6000年前出土的黍当中，圪垯川遗址无疑出土最多。其中“最大一座位于中心广场，容积约60立方米，底部保存近0.4至0.6米厚的炭化粟黍遗存。”所以专家们认为“张家川圪垯川遗址是陇西黄土高原继大地湾遗址之后又一重要考古发现，证实本区域是仰韶文化的又一中心区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对此，我们认为：“大批量粮食作物的出现，首先，客观的反映出作为主要粮食来源得益于大面积粟黍的耕地种，表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其次，证实收获的粟黍在满足一定量的果腹之外有了较大的富余，所以才想方设法修建窖穴予以保存；再次，当与遗址所占据的地位有关，作为大地湾二、三期文化或者说仰韶文化的又一中心，甚至推测为早期的小古国，也未尝不可，其大型聚落外三重环壕的构建，玉权杖首的发现，加之拥有同一时段最大的粮食窖藏，便是最好的见证。”

圪垯川遗址西距大地湾遗址约16千米，时间距今在6100-5600年之间，考古发现实证先民们在此生产生活长达500年之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立起繁衍生息的聚集地，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为黄帝部族向东开拓过程中的一处重要的早期都邑。

四、庆阳南佐与黄帝古国的考古学实证

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认为黄帝是创革我们国家的第一人，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开的成果证实黄帝是信史，特别是南佐遗址的发现，印证了黄帝古国的存在，意义非常重大。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行政村东南1500米，坐落于渭河最大支流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早先公布距今约5100-47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都邑性聚落遗址。遗址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2001年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获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南佐遗址是1957年调查时发现，“自1984年至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曾先后5次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1300㎡。” 2021、2022年，为了理清楚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解剖南佐遗址的年代、分期、聚落形态、生业、社会状况等问题，进而探究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的文明化进程，2021～202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佐遗址展开第三阶段的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发掘报告指出：

南佐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后黄土高原一处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

遗址总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仅“九台”及其环壕围绕的核心区就有约30万平

方米，“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基址、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营建如

此复杂且规模巨大的聚落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调动能力和公共权力，是黄土高原

出现区域王权或以南佐为中心的早期国家的有力证明。

南佐宫城择中而居，具有清晰的中轴对称格局。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九

台”东西两侧各有四台对称分布，北台位于中轴线北端，宫城位于核心区中轴

线上，主殿位于宫城中央，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主殿中门、宫

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侧室和壕沟对称分布，总体构成中轴对称、

主次分明、层层递进的封闭式宫殿格局。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平行的外墙，外墙

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

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有多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体现了反映阶级秩序的礼

制，开后世都城建筑格局的先河。

报告所说“九台”，是南佐遗址核心区的9座夯土台，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的大型夯土台基，文化层堆积1-4米，当地人称九女万花台。

2023年11月我在庆阳市民宗委的协助下，与被誉为南佐守护人的当地文保专家徐磊研究员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南佐遗址等，收获满满。考察发现九台之中，部分保存比较完整，夯土层清晰可见，颇为不易。

考察南佐遗址的9座夯土台，方知其大有来历。至少与河南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一样，都是天文星象的反映。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首数天文学，传统的农业国度需要精确的历法助力，而中国的历法，被认为是黄帝所创。司马迁在《历书》中记载：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

物类之官,是谓五官。

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而 “历法是关系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大事，是我国天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它的普遍内容是说明每月的日数怎样分配，一年中月的安排和闰月、闰日等的安插规则及节气的安排等等。历法的精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生产，尤其在古代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据此而论，南佐遗址9座夯土台的文化内涵绝非一般的简单，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黄帝生活在什么时期呢？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说法，但一般来说，是在距今四千七百多年到五千年之间，我们保守一点说是四千七百年左右。”南佐遗址的年代，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AMS年代 学实验室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在距今5000-4600年之间，上限是距今5300年，下限是距今4600年。最新公布的2021年发现的一处祭祀空间，经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AMS年代学试验室测年数据显示“F2内堆积的绝对年代集中在距今4800-4600年。”确与李学勤先生所论的黄帝年代完全吻合。

毋庸置疑，南佐遗址的发现，再一次展现出中华文明多元发展的历程，刷新了人们对黄帝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于黄帝古国的认识。发掘报告称：

南佐遗址出土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瓷石原料应该产自南方，有些

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绿松石、朱砂皆不见于黄土高

原，南佐遗址出土的这两类原料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的大量水稻可能

是当地种植，也可能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

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渠道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

渭水流域地处祖国的几何中心，特殊的地理位置，客观上是黄土高原在历史时期农业文明发达的具体描述。《尚书·禹贡》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禹贡》所序黄土，在九州当中被认为是“上上”品，为九州“第一等”，是先民们长期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正是这得天独厚的黄土地造就了黄帝部族发展壮大与建邦立国的物质基础，成为农业文明的代表。

甘肃的庆阳地区栽培稻子由来已久，中国农业大学的张文绪教授曾经受到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王辉教授的委托，研究过庆阳出土的古水稻：“甘肃庆阳古栽培稻出土于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是中国当前所发现的最西北的古栽培稻。获得的研究样本有完整炭化稻米2700粒，碎米约2000粒左右，炭化稻谷（含带秤壳残片的米粒）187粒。”证明距今5000年前这里气候温润，土地肥沃，自然环境优越，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专家们的研究证实“近5000年来庆阳大致有四个温暖、寒冷期的交替变化过程。第一个温暖期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至周代初期（前3000～1000年）。”中华文明5000多年，“黄帝作为历史时期的杰出代表，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长河中，是作为一种认同始祖的文化信息来认识的，是建立在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基础之上。”民俗学家认为：“综合早期文献记载的黄帝名号，对黄帝诞生地的各种说法进行辨析，继而结合陇右地区的考古材料，可以发现西北黄土高原一带与早期黄帝神话联系紧密，应该是黄帝神话的早期起源地。南佐遗址古稻的再一次发现，印证了司马迁《五帝本纪》中称黄帝“播百谷草木”等，真实地反映出以黄帝部族在农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结 语

考古学的发展，使我们有希望逼近历史原貌，还原真实场景。南佐遗址发现了来自东方海岱地区的“高岭土和瓷石”和“海洋结晶涂层原料”，这是十分罕见而又了不起的发现。作为美好生活环境的材料，反映出南佐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而南方地区的“绿松石、朱砂”等，则表现出一种社会风尚，充分说明社会阶层的分化，生活享受差异和资源的占有，彰显出部族内部人与人之间地位的高下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一般认为黄土高原的甘肃是穷山僻壤，在此之前没有人会相信在距今5000年前，竟然有从海岱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远万里千里贸易交流的物资和产品。发达的商贸活动与文化交流，充分展现出黄帝古国的统治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无可非议，当人们把黄帝古国定位在中原地区时，南佐遗址的发现颠覆了人们的既往认知。就其规模而言，南佐遗址的面积超过600万平方千米，是双槐树遗址117万平方米的5.12倍；是陶寺遗址280万平方千米的2.14倍；同样超过580万平方千米的石峁遗址。在目前公布的考古资料中，毫无疑问南佐遗址是黄帝文化时期最大的遗址，没有之一。

圪垯川与南佐遗址一西一东，相距150千米左右，作为黄帝文化最耀眼的两颗明珠，更是我们重新认识黄帝初兴与开疆建都的新起点。

作者简介：

徐日辉，男，汉族，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原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主要从事：旅游文化、伏羲文化、炎黄文化、大禹文化、史前文明、《史记》、秦早期历史文化、三国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主讲课程：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前文明、伏羲文化、考古学概论、考古与文物鉴赏、《史记》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史专题研究、城市发展与规划史、城市建设史、都市文化概论、姓氏文化等。

学术成果：

1、现已出版《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史记札记》、《秦早期发展史》、《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伏羲文化研究》、《街亭丛考》、《中国饮食文化史-西北地区卷》、《秦朝至六朝时期的西湖》、《会说话的青铜器》等学术专著19部；

2、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

学术活动：自1998年以来先后做客于：中央电视台CCTV-4“华夏文明”、CCTV-10“家园”、“百家讲坛”等，2019-2020连续两年为陕西卫视一套直播“智山之巅 论道鬼谷”，以及多家省、市级电视台直播。并且在：国防科技大学、浙江人文大讲堂、海南国际旅游岛讲坛、名家论坛、天一讲堂、天中讲坛、陇右讲堂、文澜讲坛等作以下内容的演讲：

《丝绸之路—中华民族对外开放的大手笔》、《丝绸之路的回声-从长安到罗马》、《丝绸之路的创新—从洛阳到罗马》、《一带一路倡议—从洛阳到马德里》，《仰望文明—丝绸之路与帝国的崛起》、《丝绸之路的传承创新与“一带一路”倡议》，《感恩—迎接明天的“一带一路”》、《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浙东唐诗之路的战略意义》、《漫谈丝绸之路上的美食》、《丝绸之路与中国饮食文化》；

《以数智赋能为抓手以地方文化为核心创新全域旅游优质发展》、《大数据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县域全域旅游发展》、《全域旅游提质与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县域旅游规划为例》、《文旅融合—旅游业深度改革的再度创新》、《文化振兴与全域旅游》、《文化—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以琼浙两地县域旅游发展为例》、《高位统筹，一把手工程，加速文旅融合与县域A级旅游景区打造的新路径》、《伏羲女娲文化的文旅开发》；

《乐山悦水—传统文化与旅游》、《传统文化与旅游开发》、《乐山悦水—旅游者的最高境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旅游文化》、《对话历史—文物考古与旅游》、《凝固的音乐-建筑文化与旅游》、《慎终追远—史前文明与旅游》；

《铁马金戈-青铜器与中国古代战争》、《中原地区的古代战役》、《礼乐兴邦—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面面观：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为例》、《说三道四—数与中国传统文化》、《司马迁与<史记>》、《中国饮食文化史》；

《诸葛亮治国谋略的启示-以用人识人为例》、《五丈原—诸葛亮精神的开始》、《家风与国风》；

《伏羲女娲的历史考察—从神话故事到智能化时的文明启迪》，《伏羲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甘肃天水麦积山伏羲女娲交尾图的新认识》、《伏羲文化—中华文化之源》；

《大禹与越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大禹治水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伯益与赢徐文化》；

《会说话的青铜器》、《会说话的陶器》、《会说话的石器》、《会说话的建筑》、《会说话的衣、食、住、行》等传统文化内容的演讲。

社会职务：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嬴徐文化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特别顾问；江苏省项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社会公益：① 常态化免费为社区、民间书院、医院等开设文化与学术讲座；② 常态化免费为西北、西南经济振兴地区做文旅融合指导；③ 自费为甘肃乡村振兴规划《莲花伏羲始祖文化园》，开发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创新经济收益模式服务，已初见成效。

社会兼职：现任省内外地方政府及所属机构等多部门的智库专家，以及北京天一博观、中国美院、浙商大等国内旅游规划、城市规划等设计院、乡村文旅发展研究院等多家实体单位的学术指导和首席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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