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祖孙三代“小时候”
于洪亮
熬到爷爷份儿上，虽说年逾古稀，但对自己的“小时候”仍旧记忆犹新。儿子的“小时候”自然更为清晰，而孙子们的“小时候”则耳闻目睹、俯首可见。闲暇之余形成文字，只盼能够给人以启迪。
（一）
我出生在1953年阴历10月。母亲生前多次述说，那是一个极寒的冬天，大雪连下三天。融雪时，屋檐上结成的冰凌悬挂下来，不小心便会碰着脑袋。破旧的老屋透风撒气，母亲把我揣进棉裤腰取暖，才闯过了被冻死这一关。
我笨嘴拙舌，两三岁了还不会说话，上边已有哥哥姐姐，从小便不怎么讨人喜欢。老辈里同土坷垃打交道，都是只字不识的“睁眼瞎”，倒是母亲拿定了“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读书的主意”。
我的小学是在本村上的。学校在村东头路北边，据说这里原本是地主的一个造酒作坊，土改时充公做了学校。教室和办公室都是草房，从外观看除了略微高大一些，和普通的民房再无其他差别。院子不高的围墙土坯垒成，显现出与众不同只有校门的形状。学生上学、放学从来不用家长接送，一个个背了简单的书包或抱了石板、课本，来去自由自在。就是这样的学校，在火红的大跃进年代，人们却赋予它一个十分动听的名字——“共产主义小学”。
小学四年还没结束，便赶上了困难时期。1960年，我不满7岁。正月初五早上，全家喝了一顿胡萝卜稀饭，我便同父亲南下去寻找在外要饭而没回家的爷爷。我跟父亲边要饭边赶路，有时自己走一段，有时父亲背着我。要口好吃的，父亲都是塞到我嘴里，填不饱肚子，就用仅有的几个钱买山楂充饥，吃的胃里直泛酸水。天黑宿在了山区村头一间无人居住的破屋里。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早，这才发现屋子紧靠深不见底的山沟，父亲酸楚地笑了：“咱没被狼吃掉算万幸!”黄昏，在一个村子的街上，我老远看到拖着要饭棍的爷爷。祖孙三代相聚他乡，父亲呜呜的哭了。这使我悟出：在孩子面前的父亲，在父亲面前永远是孩子！
后来，我跟爷爷在一个叫做南流水的村子住了下来。因我年龄小，上门要饭不跟趟，爷爷通常是让我守在住处，他独自一人拖根打狗棍，出东门进西门赶饭食头。要着好一点的食物，总是给我留着。这样流落在外，没处玩，缺伙伴儿，送爷爷外出，盼爷爷回来，从春节后到麦收前，一待百十来天，那滋味有谁知道！有一天晚上村里来了说书的，见爷爷没回来，我一声不吭听书去了。爷爷回来见我不在，立刻急了，扯着嗓子满街吆喝，既怕被人拐走，又怕被狼吃掉，直到说书的散了场，我重新出现在爷爷面前，爷爷腮帮子一鼓一鼓地还在生气……，像我跟爷爷之间有这段亲情佳话的恐怕是少之又少。
形势好转，我又上学。说实在的，小时候我并不喜欢上学读书。小学四年结束，刚上高小就想逃学。慈祥的母亲终于生气了，拿了半截向日葵杆子撵我上学。我跟母亲在坡里兜起了圈子，气的母亲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那天天气很冷，北风吹着雪花，母亲的哭声震撼了我稚嫩的心灵。我后悔不迭，赶忙扶起母亲，立刻去了学校。
高小设在村子东去三四里地的东胡村，分五年级和六年级两个班，每班五十多个同学，来自附近村队的十多个村庄。桌凳自带，这便出现了七高八低、各式各样的现象。教室尽管比小学时大了一些，但仍旧破烂不堪。正冲讲台的房顶雨天漏水最为严重，有时不得不接上脸盆。小学、高小都属于标准的“黑屋子”“土台子”。学校有伙房，但只负责馏同学们自带的干粮。煎饼、窝窝头、菜团子……各色各样，吃什么的都有，但一年到头很少见白面馒头。没有炒菜，通常都是喝白开水，就自家腌制的咸菜。
两年的高小很快便过去了，1965年7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临淄三中的录取通知书。家中破天荒出了个初中生，父母喜在心里，笑在脸上。开学前，母亲去收购站卖了几十年前陪嫁的铜脸盆，为我买了一只长虹牌水笔。开学的前一天下午，我跟本村高一级的另一同学，背了干粮，带上铺盖卷，提着盛咸菜的四鼻小罐，顺着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奔向十七八里远的县重点学校——临淄三中。
正常的学习生活很快就开始了。日光灯代替了原来的煤油灯，茅草屋换成了砖瓦房。学习环境变了，但我不善谈，为人愚讷的性格没变。上课认真听讲，作业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分秒必争。这一切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期中考试，同级部近百十号人，代数这门课只有我自己得了满分，成了令人瞩目的代数冠军。
冬天到了，天气开始变冷。学生宿舍散发出来的令人窒息的气味逐渐减弱，但寒冷的威胁却在一步步逼近。宿舍里不生炉子，更没有什么暖气。父母知道给我做的被褥翻拆过多次，不怎么暖和，父亲打了厚厚的草苫子，背着步行送到学校。
1966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如疾风暴雨般袭来。大字报，大辩论，停课闹革命……大串联开始了，我和班上十多个同学徒步串联去了济南。出门半个月没跟家里联系，天寒地冻，一片混乱，怎不叫人挂心！父亲先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精神有些恍惚，逢人就说：“这孩子怕是完了……”直到我背着铺盖卷出现在家人面前，父亲紧绷数日的脸才露出久违的笑容。算来，那年我不满14岁。
（二）
儿子出生于1979年6月。在他出生的前一天，本来我还在刘地老家呆着，午后三点，为了参加学校召开的周前会，不顾妻子劝阻，提前动身返校。几天后，当我骑自行车回村，碰见斜对门周大嫂，她笑着对我说：“快回家看看吧，你家发财了，拾了个大金娃娃。”
我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结婚三年，这是当上爸爸了！进屋后，躺在床上的妻子别过头去不说话。他在为我返校扔下她不管而生闷气！接下来才知道，我走后的当天晚上儿子就出生了，并且是在家里由母亲动手接生。不能不说，这是一项大胆的举动，农村老家交通不便，缺医少药，一旦难产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好在母子平安，望着熟睡的新生儿，一时陷入后怕之中。
当时，我刚由民办教师转正，月工资叁拾元零伍角，除了交在校生活费，根本剩不下几个钱。再说，就是攒了钱，在那个各项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也买不到想买的东西。因此，儿子出生前后，炼乳、奶粉之类的营养品连一点都没有准备。即便一生日儿子断奶之后，也只是吃大人嚼后的饼干、馒头。小裤小褂妻子动手缝制，连尿布也是拆洗干净的旧衣服片子。就是说，对新生儿的投资应该是少之又少。
儿子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的岁月。“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妻只要一个孩子”，超生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当时虽然家在农村，但我本人已由民办教师转正。端铁饭碗，吃公家饭，响应党的号召，带头计划生育义不容辞。儿子出生后的第二年，便办理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统一印制的“独生子女优待证”，按规定生产队每年给予600工分的补助，这意味着再要二胎的幻想彻底破灭。同时也使人意识到，儿子作为独根独苗，长大后赡养父母老人的担子会更重，再也没有像我们兄弟姊妹五个相互帮衬的可能。最心有不甘的是我上了年纪的父亲，人丁兴旺，传宗接代在老人看来比什么都重要。其实道理明摆着，像我们家添的是男儿，假若是个女孩，那又当怎么样呢？
儿子从小守规矩。去邻居或亲友家，坐过的凳子，玩过的玩具，通通放回原处；心里想要的东西，就是再喜欢，也不与人争。为此，本家大奶奶生前逢人就说：“孩子不是教的，你看这孩子，从小知道好歹，让人有多省心！”
1983年夏天，我争取到了去淄博教育学院进修的机会，那年兄妹5个分家不久，儿子只有4岁。妻子种着四亩半责任田，累得三根筋挑个头。有次用地排车往家运玉米，妻子一人前往拉，幼小的儿子在后边帮着推，吃力地爬“四方湾”旁边的陡坡。一边是深弯，一边是大沟，若退下来，儿子不知、也无法避让，后果不堪设想。当别人说给妻子听的时候，她这才吓得打起哆嗦。
大概遗传的缘故，儿子从小话语不多。一般场合从不乐意出头露面。有次村里来了个照相的，价钱讲好了，找来小凳子，想让儿子坐着拍个照，但他说啥也不干。没办法，只好趁他不注意偷拍了一张。冲洗出来，坐在小凳子上，皱着眉头，满脸的不高兴。单就照相，说来也怪，1984年暑假期间，一同进修的焦波同学来到我家，在院子里以高高的麦秸垛为背景，还让儿子牵了他心爱的黑狗，一连拍了好多照片，再也没有显现出不高兴的模样。
儿子小学是在本村上的。入学前后我从来没给他买过像样的玩具，连环画小人书倒是买了不少。《岳飞传》《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有的“连环”至几十本，我差不多都给买全了。放了学，儿子的同学伙伴齐聚到我们家里，周济、薛冰、程万里……一凑十多个，或倚了墙根，或坐在地上，聚精会神的翻阅小人书，有时竟忘了回家，直到家里人吃饭时找上门来。
妻子不识字，但让儿子上学从不马虎。一次有人告诉他：“你儿子上午十点多了还没进学校门，一个人在外边转悠……”妻子听了又急又气：小孩逃学那还了得！找到儿子，不问青红皂白，连打带骂，闹腾一通。后来才明白，我们一大家同村上另一家为责任田边界的事闹了矛盾，而另一家的儿媳妇正是儿子的任课老师。上课时，她时不时拿眼睛瞅他，不给儿子好脸色看。儿子从小有极强的自尊心，眉眼高低哪能看不出来！不想对家里说，只好逃学。等弄清前因后果，妻子为自己的鲁莽后悔不迭，满含泪水、五味杂陈，搂了年幼的儿子久久不放……后来把儿子调到其他班里，换了老师，也就相安无事了。
1986年8月，我被调到临淄区委宣传部工作。两年后，家属农转非，妻子、儿子跟我离开了农村老家。最初住在闻韶北生活区周转楼一处39㎡的小房子，又旧又小，冬天无暖气，夏天无空调，但妻子到区福利企业上班，儿子进区实验小学读书，全家都很满足。
儿子喜欢踢足球，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业余足球一直没有放下。另外，儿子还有其他一些鲜为人知的特点。如叫“娘”不叫“妈”，他说叫“娘”比叫“妈”亲。当然，这也是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养成的习惯。
（三）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到了孙子辈，衣食住行、行为规范都有了大的改观。住房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家早就从临淄区政府驻地辛店搬到淄博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张店。交通条件、居住环境、繁华程度两相比较，差距显而易见。如今，孙子们上学、放学有车接送；吃饭可以在“小饭桌”、也可以在家“点外卖”，还可以去西餐厅、华莱士，讲究营养搭配、科学进餐。娱乐家里有各种玩具，积木、变形金刚、蜘蛛侠，手机、电脑、小直板，扭扭车、蹦蹦床等等，应有尽有。时间允许，还可以去娱乐中心“万象汇”玩上半天。读万卷书不易，行万里路不难。节假日、星期天，乘动车、坐飞机、去青岛、到海南。开阔眼界、长了知识、见了世面。孙子们所处的年代无疑让人羡慕。把他们三个分开阅读，很容易发现每个人的个性和特点。
长孙于名赫，生日是2011年11月11日，6个“1”组成，既好读，又好记。他3岁便进了市直机关幼儿园。入园不久，阿姨发现，架上的图书，别的小朋友只是翻看图画，于名赫则是既看图书也读下面的文字。试着让他读，除去个别字叫不准，绝大部分能非常通顺的读下来。惊喜之余，阿姨要求于名赫一本本读给班上的小朋友听。
市直机关幼儿园升国旗的旗手，一直是由各班竞选产生，于名赫所在班也不例外。竞选演讲时于名赫拿了准备好文字稿上台发言，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小朋友一致通过，选于名赫为升旗手。看留下的照片，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也确实有个“小大人”的范儿。
于名赫小学二年级时，妈妈给他报了钢琴辅导班。起初我很不以为然，爷爷、爸爸从小没个文艺细胞，学钢琴还不是逼着猫吃葱？竟想不到的是，几个学期下来，竟然弹出了优美动听的曲子。参加竞赛多次获奖，并通过了钢琴八级考试，以实际行动给我这个老脑筋上了一课。
这大孙子爱好十分广泛，学过篮球，也学过魔方。喜欢“编程”，并获得过全市二等奖。
二孙子于名泽有段时间脾胃不太好，看上去偏瘦，但两只大眼睛很有精神。从小认真执着，大人说过的话、答应的事非办不可。字写得笔画有力，工整大方，并且喜欢找一些不常用的生僻字，有时还拿来考我，问我读什么，什么意思。我被问住的时候也有，但他会一一告诉我。
二孙子喜欢表演和导演。三岁时，随着高亢的音乐表演电视连续剧《水浒》中的《好汉歌》；自导自演魔术“大变活人”；他和弟弟上演的欢迎仪式令人倍感温馨：大人们回家进屋，他和弟弟分列两旁，一边深深地鞠躬，一边大声说：“欢迎××回家！”接着鼓掌欢迎……
小孙子于多多说话吐字清晰，并且有很好的记忆力。家中客厅里挂的字画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金运昌书写的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大哥二哥早就能够背诵，多多两三岁时也学着来。先是我说一句，他说一句。接着是我说上一句，他接下一句，上闋很快便背了下来。
多多聪明乖巧、头脑灵活。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奶奶吓唬，做出要打的样子，他会马上喊：“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扬起的手只好慢慢落下。
多多出生之前，儿媳王娟盼的是女孩，前边已有两个男孩，再添一个“小棉袄”，也算圆了儿女双全的梦，结果又是男孩，心里难免有点失落。去莲池医院看望母子二人时，儿媳不由得流下了热泪。我曾劝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现如今政策鼓励生三胎，生三个男孩有什么不好！”前半句套用计划生育时代的惯用语，略显苍白无力，后半句却是我发自内心的大实话。
儿子独苗一棵，孙子却是3个。为此，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家庭负担加重毋庸置疑，小孩子吵闹甚至动手也是常有的事，但很快会重归于好，展现更多的是“手足之情”。2020年病毒肆虐，小孙子多多染上了“新冠”。某个下午突然大小便失禁，处昏迷状态。于名赫在电话里哭喊着：“爷爷你快来吧，多多晕过去了！”我赶去的时候，儿子、儿媳正要带多多去医院，等我上车，一路急驰，华光路与柳泉路交汇处左拐，闯红灯也顾不上了。赶到淄博市七院，门诊一位值班的男医生马上为多多做了诊断。医生掐了人中穴，多多随着“哇”的一声哭，才慢慢透过气来，家里人悬着的心一下子着了地。这时名赫又打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多多的病情……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时代的列车不会为谁停下……”眼下，大孙子名赫就读于张店八中，二孙子和三孙子分别在齐润小学和齐润幼儿园上学。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爷爷暮年最企盼的是拥有健康的身体；儿孙生在了好时候，美好的未来则要靠自己创造。
个人简介：
于洪亮，种过地，教过学，曾任淄博市临淄区文化局局长、党委书记。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临淄区作协名誉主席，已出版《遍地流霞》《过去》等8部文集。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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