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人系列之三十二

——我和大哥

于  波

大哥年长我十岁，我和大哥的故事太多了。在我的记忆里，最早能回忆起来的应该是我五六岁时干的坏事。家里盖房子，我们姐弟几个坐在房前大水坑的坑沿玩水，我把三姐、四姐和大哥放在坑边的凉鞋都推下了水，凉鞋沉入一人多深的坑底。大哥憋住气一次一次潜入水里把凉鞋又都捞上来。哥哥姐姐没有跟我计较。不过，大哥替我背了黑锅，挨了父亲的骂。

我上学前，正是国家备战备荒时期。大哥初中毕业到团部值班连当民兵了。后来据大哥讲，那时家里盖房子，人手不够，他就当个小工，没去上课，等房子盖好了，课程也耽误了。那时，大哥在值班连每月有几元的补助。只要回家，大哥都把1元或几角的新钱给我。那个年代物质匮乏，我爱收藏各种糖纸、罐头商标，对新钱更是爱不释手，攒起来不舍得花。想大哥时，也去不了一百来里地的团部，常常自己独自默默流泪。

有一年，在福建当兵的大姐夫回家探亲，我就央求大姐夫帮我给大哥写信，大姐夫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看。为了哄我，大姐夫用很大的字写了两句话，我让四姐帮我读出来。结果，惹得全家人哄堂大笑：“小黑子，老孩子想你了！想得天天抹眼泪。”这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读完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上学了，我记得大哥给我买了一个铁的铅笔盒，是窄长条的，里面有九九乘法表的那种，同学们都很羡慕。

到了二年级时，哥姐都在外地上班，家里就剩我和爸妈。我只能跟其他同学玩了。因为性格原因，我总是挨欺负。经常欺负我的有连长的儿子，还有后趟街的哥俩个。挨到了春节，大哥放假回来，我向大哥告状。大哥就去奶牛棚找连长的儿子，因为他妈在奶牛棚工作，他常去那儿玩。走运的他那天没去。不然会有好果子吃的。此后，再没有人欺负我了。那时，我深深感到有哥哥真好。

我上小学正是文革末期，国家物资匮乏，我们连队又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模范连队。只有家属连可以种点香瓜。香瓜开园后，家属连卖瓜的小草房经常被买瓜的人们挤塌了，身单体弱的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热闹。大哥为了我能吃上香瓜，骑自行车去林场买。早上出发摸黑才回来，驮着两个半袋子已经全都颠碎了的香瓜。解开麻袋口，清香味扑鼻，还能分辨出来有黄金道子和面瓜两个品种。我和四姐吃的特开心，那是记忆中第一次往饱了吃香瓜。

临近年底，大哥突发奇想要熬糖稀。说干就干，大哥带着我去连队的甜菜地里，在雪堆里找秋收遗留的甜菜，我们冒着风雪，但干劲十足，半天功夫，就捡了满满一麻袋，压得自行车的货架子直颤动。那个春节我们过得非常甜蜜，因为我们有一大坛子糖稀解馋。把馒头切成片，蘸上糖稀能从嘴甜到脚心。

1973年春节快到了，我没有鞭炮，大哥就骑自行车去二十九团一个叫李金围子的地方给我买了“顺利红炮”。别看鞭炮个头小，可特别响。我舍不得一挂一挂地放，就拆下来，一个一个地放。用香火一点炮捻，甩向空中，响彻半条街。能吸引小伙伴们的眼神，别提多得意了。

转过年，妈妈找到了老家的嫂子和弟弟，我的舅母（至今我不知她老人家叫什么名字）和老舅陈玉学。这是我们家在北大荒的唯一亲戚。在老舅的帮助下，大哥有了正式工作，分配到五七煤矿当矿工。那时，大姐家也在五七煤矿。大姐看见大哥从井下出来，就哭。因为那个年代安全管理不到位，井下经常出现冒顶、塌方、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那是脑袋别在腰带上挣钱。大哥每个月能挣50元钱，是家里挣钱最多的劳动力。为了上班方便，大哥买了一辆自行车。我记得大哥当时值钱的家当除了自行车外还有一双半截高的黑皮靴。闲暇时候，大哥常擦他的自行车和皮靴。

记得有一年，大哥骑车去七星煤矿办事，我偷偷地跟在后面。我一路小跑跟到了七星矿的洗煤厂，直到看不见大哥的影子了，才悻悻地原路返回。等到了大姐家，脱下条绒布鞋，脚后跟磨出个大血泡，大姐心痛地说，“总跟着你大哥，多危险！走丢了你大哥还得找你”。

1977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十年后，七星矿的照相馆也掀起了以南京长江大桥为背景的拍照热潮。在大哥的建议下，我们姐弟六个步行十几里地到七星煤矿照相馆拍照。照相机是老式座机，用一块红黑双层布蒙着取景。拍照时，照相师傅让我们向斜上方看，大家像木偶一样听师傅的指导，不敢反驳，可等拿到照片时，除了大姐的表情非常自然外，我们都是斜瞪眼。尤其是我那爱挑剔的四姐，属她的表情夸张。那次，我和大哥还单独合了一张影。

2017年暑假，在外甥女张帆的照相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再次合影，我建议一定再拍一张眼瞧斜上方的。照片晒出来，兄弟姐妹们互相品头论足，毫无忌讳。开心之余，又都感慨万千！

是呀，四十年的岁月把青春年少的黑白片涂抹成色彩绚丽的沧桑，可幸福的眼神里却盛满了沉甸甸的手足情。

2017年暑假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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