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抗日战争，迄今国人记忆中，除了铁与火，还有一段难忘故事，那是关于“中国李庄” 一群乡绅为国保存“斯文种子” 的佳话——“同济迁川，李庄欢迎” （野史传：抗战危难之际，李庄士绅曾给同济大学去电“同济迁川，李庄欢迎”）。岳南《南渡北归》浓墨重彩记下这这段历史，推波助澜，李庄乡绅罗南阶、张官周这些名字深深地刻在了历史册页上，永不褪色。其实彼时，一衣带水，就在李庄下游八十里的长江边，还有一座县城，也有一群乡绅做了同样事情，与李庄可以并称“乡绅双璧”。1939年，中国现代戏剧的摇篮，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战火烽烟中随国民政府内迁，辗转重庆，最终投奔川南江安，利用县城文庙坚持办学，教育、科研、创作、演出，整整六年，直到抗战胜利。为国家保留了戏剧种子；为全民抗战尽了鼓吹之力；中国戏剧事业得以熬过艰难时势，不绝如缕；中国最顶级的戏剧人得以存活，继续创作和排演。不名一文的国立剧专师生受到江安士绅和民众的荫蔽，一批戏剧大师，余上沅、焦菊隐、曹禺、洪深、陈白尘、吴祖光等，被众乡绅视同国士，延请到家供养，使他们免于李庄大师们遭受的饥寒冻馁。岂非又是一个“剧专迁川，江安欢迎”的故事版本，又一个中国士绅阶层慷慨赴国难的热血故事？小城江安从此一枝独秀，风气领川南开化之先，则是“剧专迁川”的余绪。试想想，小城大街小巷来往都是一代名伶，转角处走出来的就是戏剧大师，每一出抗战戏剧的首演都在江安文庙，曹禺剧作《蜕变》、《北京人》，吴祖光剧作《风雪夜归人》都在江安的万户捣衣声中完成或构思，当代戏剧名家谢晋、翟希贤、刘厚生、王生善、项堃、陈怀恺、冀淑平、温锡莹、张雁、李累、田广才、王永梭等都曾在江安求学，浙江流亡到江安入学的谢晋与江安名媛徐大雯喜结良缘，江安人席明真等由此走上中国戏剧舞台，王永梭在江安初创谐剧艺术……只为《南渡北归》遗漏，这段情缘名声不彰。但中国戏剧人不会忘记，江安是他们心中的一块圣地，一座庇护他们浴火重生的金城汤池。剧专师生与江安人民结成的鱼水深情终身不愉，如同济大学之与李庄。四十年后曹禺重访江安，深情为剧专校纪念馆题词“中国戏剧摇篮”， 曹禺一往情深说：“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恩”。吴祖光留诗：“长江情意一线牵，北望青青四面山。四十四年寻旧迹，几生修得住江安。”谢晋感慨，“铭记剧专母校哺育恩，难忘江安乡亲鱼水情。”

1985年10月底，文化部、重庆市人民政府举办首届中国雾季艺术节，纪念重庆“雾季艺术节”暨当年以戏剧为主的中国抗战艺术活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重庆日报》登载报道：吴祖光先生一行乘车从重庆奔赴江安，在长江对岸车渡码头候船时，吴祖光先生遥望县城忐忑说：“不知樊四老爷还在不在？”樊四老爷即江安乡绅樊上逵。樊家宅子在东城碓窝井，家主樊上达、樊上逵兄弟。国立剧专在江安期间，樊上达、樊上逵先生先后延请曹禺、吴祖光到家居住。吴祖光记得真切。樊家仅是个例，当时国立剧专的著名戏剧家都有乡绅接待，本县“三傅三黄”，冯家，以及发起人黄荃斋、张乃赓，无不踊跃。致使大师们衣食无忧，乐以忘忧，潜心教学和创作。具体情由，可以参看张邦炜先生《我所知道的江安国立剧专》，作者是当事乡绅张乃赓后嗣。

我当时在重庆一所学校教书。看到报道后，立即拨通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万龙生电话，打听吴祖光先生驻跸哪里？万龙生说吴祖光前一天已经离开重庆。

我之所以想面见吴祖光先生，是想回答他那句问话：樊四老爷还在不在。以我的经验，文化名人到了县上，有关方面定然热情接待，安排紧凑，而对于“樊四老爷”这样的小问题，一则摆不上台面，二则“有关方面”的人也未必知情。而我则以为这个问题是吴祖光的心结，恩情难忘，辗转反侧，并非小事，需要为他解开。我想告诉他，樊四老爷是我外公，老人家六十年代初已经仙逝。当然，私心里我更想听他讲述当年樊家人的情形。我还准备告诉他：有关国立剧专在江安，重庆就有人可以备咨询，他就是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冯克熙。冯是江安人，冯家是江安县城大户，远比樊家显赫，冯克熙解放前是进步报人，后来以市民盟主委出仕。缘悭一面，失之交臂，很可惜。

家母、两个舅舅、一个姨妈抗战当年是中学生，他们年轻，敏感，对曾经发生的逸闻趣事印象深，关于国立剧专校师生的种种，我大都从他们口中听来。这些细节史志不载，但可以印证大师们今日的感慨。写下来，备索隐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事人回忆都支离破碎，讲述时往往胆颤心惊，语焉不详。

1939年，国立剧专从南京辗转长沙、重庆，最后落脚江安的时候，师生都已精疲力竭，教授们挈妇将雏，颠沛流离之下，无不穷困潦倒，衣食不足，状况凄惨。地方士绅见此情景，体恤斯文，慷慨任侠，纷纷延请教授们到家里居住，宾主一体，供给食宿，分文不取。

曹禺、吴祖光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樊上达樊上逵兄弟先后延请到家，奉为上宾。

樊家宅子在城东碓窝井，三进院落，正房厢房，有楼有震，从今

天的东正街向南一直延伸到现今的剧专大道，宅后还有菜园、马棚，直达城郊，遥望南屏，很宽敞——今天，碓窝井已经拆建，地名还在用，面貌已经改变，前些年东街到碓窝井的路上，仔细些还可以发现一段陈旧的砖墙夹在高楼中间，窗棂上的铁条是三舅掰弯的。那是老宅存留唯一亲炙大师的痕迹了。随着城市改造，大概率已经不存。1985年吴祖光先生来访时碓窝井老宅建筑大都还保留，不知他去过没有。

我没见过外公樊上达，他是远近闻名行善积德的人。他不是医生，但他会一门绝活。专治疯狗咬伤。都说疯狗咬人无药可医，但只要找到他，就能救回来。他手下活人无数，分文不取，由此有了善人名头。包括家母，年少时下乡被疯狗咬了，已经口吐白沫，发出犬吠声，外公闻讯赶回家，把她救了回来。三舅做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十年浩劫中无书可教，曾专程回江安，到处打听外公传人，要找回外公的医方，无果。有一次外公在街上看见一家人哭哭啼啼十分可怜，原来是渔夫遇涨大水翻船，人逃得一命，鱼船、渔网、鱼钩失却了，无以为生。外公问明情况，出钱为渔夫重置了渔船渔网，让他继续营生。渔夫一家感恩戴德，从此四时八节为樊家送鱼孝敬。渔夫姓赵，家住后坝。后来外公去世后落葬也在棉花湾，赵家人就近照看恩人坟茔，两家成了通家之好。解放后赵家后人继续往五舅家送土特产，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时有往来。某年，外公坟茔被盗，也是赵家人来报的讯，忠厚人家。这都是旧事、真事。说这个，意思是外公他们那一代积善成德，厚待剧专校斯文原在情理中，跟他们的人品一脉相承，不算意外。可惜外公上达没等到抗战结束，1941年病逝了。上逵公继承乃兄遗志，继续照顾斯文，直到抗战结束剧专校回迁。家公上逵活到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是吴祖光口称的“樊四老爷”，上达公之弟。

上辈人记得曹禺先生的书呆子趣事，让人乐不可支。

曹禺住碓窝井，他最感兴趣的人是樊家厨子。那厨子很胖，笑呵呵的，像个弥勒佛。每当胖厨子出现，曹禺就忘了吃饭，不错眼珠地观察他，不知不觉端着饭碗就离桌了，看厨子走路，听他说话，看他笑，看他生气，直到外公叫他，才回转来，有点尴尬。曹禺观察胖厨子，我舅舅们则观察曹禺。

今天想起来，舅舅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固然是为了教育我们学习曹禺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钻研精神。而作为一宗史料，这件小事也支持曹禺创作道路的研究。胖厨师的形象究竟体现在曹禺哪个戏剧人物身上？这个形象中哪些因素印证了江安风土人情？舅舅们不在文艺界，自然说不上来。而曹禺代表作《北京人》、《蜕变》、《家》（改编），吴祖光代表作《正气歌》等都创作于江安，江安时期恰是他们创作的黄金期。情形就如同“安史之乱”杜甫落难奉节到达创作高峰，写出巅峰之作“秋兴八首”一样。悲愤出诗人，这不能全属偶然吧？与江安的文脉反哺就没有一点关系？那不平凡的六年，戏剧家们究竟在江安留下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对中国戏剧后来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不值得现代文学认真研究吗？

曹禺后来搬到正街冯家去住了。吴祖光在樊家住的时间更长，所以几十年后他还记得“樊四老爷”。吴祖光没有多少逸闻，舅舅们只说他人年轻，名气大，是个了不起的才子，很勤奋，一天到晚埋头读书，写作。

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剧专校学生王永梭。

那时有志于戏剧的流浪学生考进国立剧专求学的不少，谢晋、王永梭都是江安时期考进来的。王永梭是四川人，后来成为中国谐剧的鼻祖，“一人独演，独演一人”。。当时的王永梭则只是国立剧专一个穷学生，并不突出。上辈人之所以印象深刻，因为王永梭为生计曾经到到省江中代课。他多才多艺，幽默风趣，为学生们排戏，教他们演戏，与他们一起玩耍，传说他踢毽子功夫无人能及。省江中时期的王永梭已经显示出出色的喜剧天赋，为他后来创立谐剧剧种奠定了基础。近百高龄的五舅娘，直到今天，兴致来了，还会吟唱一段《哈姆雷特》戏剧，击节高歌一曲岳武穆的《满江红》，都是那时候跟着王永梭学来的。

因缘际会，造化弄人，没想到五十年后我有机会与王永梭先生同场论艺。

1991年，重庆市文联举办“中国首届谐剧艺术研讨会”。我那时供职市文联创作评论室，奉命联络西南各省谐剧表演艺术家。王永梭的两个弟子沈伐、凌宗魁就是那次认识的。那个研讨会我也有论文参会，因而有机会当面向王永梭先生——其实应该是太先生了——讨教求证。他当然不记得他当年教过的省江（女）中学生李朝兰（我舅妈）、樊锦祺（我六姨妈）了，但他记得那一段艰难时世。

岁月易得，我离开江安五十年了，离剧专校时期则已经七十余载。记忆中少年时的江安城，像极戴望舒《雨巷》的意境，宁静，幽深，文雅氤氲。四合小院一座连一座联翩组成城厢；一律的青石板铺路，曲曲折折，蜿蜒通向捣衣深处，通向西江口，通向乌龟石，通向官驿门，通向石桌子，通向下花园，通向我故家碓窝井；家家水井，户户青竹，院子里各有各的果木，各有各的精彩；腰门，签子门，石板街┈┈不是世外桃源，只是古意斑斓，天造地设，一座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温馨小城。我外婆家后来的居所在甬壁巷11号。那院子正房住着一位神甫（大约是物主），两厢和后院住着一个瞎子篾匠（也是算命先生），一个中医（我家家）；院子里栽着核桃、柿子、橘子，硕果累累，铺满了屋脊；一口井水不能饮用但可以浣衣，每到冬天，水井上方总是雾蒙蒙的，那是水井里蒸腾的热气；夏季苦热，小孩子则可以踩着六角形井筒子偷偷下到半腰，凉气浸入心脾，几分钟就赶紧出来；水井周围栽种苦竹，还有一株橘树，外婆或我弟弟咳嗽了，就叫我去摘竹心，一根一根抽，抽一把回来煎水喝；冬天最冷的早晨我奉命去抽竹芯，一夜朔风可能把半熟的红橘刮下地，谁先捡到就归谁，因此那些冬日留给今天的记忆就是黎明刺骨的寒风和捡到没捡到落果的心情。

就那样一座精致小城，试想想，七十年前，当神州陆沉，伤痕累累、万户萧疏的傍晚，寻常人家都已安歇了，江安县四乡的农民却擎着蔬菜举着火把进城来了，口中吆喝着：“一把小葱，看白杨演戏！”那是怎样的福缘？那是国立剧专带给江安父老的。家母忆及当年，每当剧专校演出，剧场大门口的蔬菜会堆积如山。试想想，在全国铁血抗战的岁月，江安一隅，有整整六年休养生息，沐浴如此炽热厚重的人文荟萃，连农夫都有机会亲炙顶尖艺术家的艺术熏陶，江安积淀的文气、文脉会寻常吗？就此问题，我与版画家、四川美院江安人康宁见面时，时有慨叹。我们都在远远期待，期待着七十年前的底蕴有朝一日结出累累硕果。谚云：“三苏出，蜀山兀”，江安，也该出现文豪，方才对得起那一段锦绣年华。而重庆应该记住这座小城，因为每一部戏剧在江安排演成熟之后，演员剧团都是由江安一帆直下渝州首演，然后轰动全国。江安县实在是重庆抗战戏剧的别院、后台，而重庆则是国立剧专的前台，两地通过戏剧大师们唇齿相依，情缘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