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太河岁月（之四）《草房春秋》
太河岁月（之四）
《草房春秋》
1972年五月份，为了修建太河水库总干渠，淄川区团部要靠前指挥，需要搬迁到距离总干渠施工工地比较近的黑旺镇西崖头村去。那里已经建好了新的团部大院以及宣传队临时宿舍 ，我们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随同指挥部一起转移到西崖头村。
西崖头村是淄河西岸的一个小山村。对面就是淄河东岸抗日英雄冯毅之的家乡长秋村。两个村之间的河滩上，有一片高高低低粗粗细细的杂树林，当年我们的宿舍就建在这片树林边缘，与西崖头村遥相对望。
一排坐北朝南两大间草房，房子门前是空旷的泥土场院，场院南侧有两棵挺拔的杨树，树荫下有一个临时简陋的舞台，这就是我们的驻地和排练场。
两间大草房，男女各一间，每间可以容纳十几个人。房子宽敞、干燥、明亮。这是我在太河水库住过的最好的宿舍。
团领导充分考虑到宣传队排练会出噪音的特点，远离村庄，远离团部，不会影响他们，当然我们也不会轻易被打扰。
四周是淄河滩上疏朗的树林，一群少男少女，组成一个团体，幽居其中，不用考虑生计问题，也不再参加重体力劳动，远离了人群的喧嚣，天天音乐歌舞作伴，人生进入到一个理想境界 ，
生在福中不知福，那时候，我们没有幸福感 。这是我们几个老队员后来发出的感慨，想一想我们真是太幸福了，却没有好好珍惜。
团部大院在我们南面不到一里处的河滩里，也是一个临时院落。大院有领导们的宿舍和食堂，我们也在这里就餐。
宣传队上午、下午 各安排三个小时集体排练，其余时间自由练功。每周有一天休息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回西河老家探亲，或者去爬山、下河、逛附近的集市。什么长秋大集，庙子大集，甚至太河大集，我们都去过。生活快乐、紧张、富有节奏。
我们名义上是总干渠指挥部宣传队，实际上就是淄川区区委区政府的宣传队。淄川区有什么重要活动，经常需要我们去演出。我们不用区里专门经费，因为我们都是农民，都从生产队拿工分，只是与民工一样在工地上免费吃饭，后来，区文化馆直接派员进驻我们宣传队，说明了区领导的重视与关怀。
我们排练的节目有民乐合奏《 军队和老百姓》，笛子独奏《 扬鞭催马运粮忙》，二胡独奏《北京有个金太阳》，以及表演唱《修好干渠为人民》舞蹈《洗衣歌》小吕剧，以及对口相声，女声独唱，女声小合唱等。女生表演唱，竹板书，京剧清唱等，还针对一些工地上涌现的新鲜事，自己编排创作一些新节目，如我写词并作曲《歌颂英雄张美花》，就是歌颂西崖头村社员张美花的。在修建大寨田时，张美花为了救别人，自己不幸被土方掩埋牺牲，被追认为烈士。她本来不属于我们一干渠宣传队的宣传范围，宣传的范围 ，但却是身边的英雄人物，英雄无分界，我们给与了必要的关注，积极采访，连夜写作，三天就拿出了节目。
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先写词再谱曲，词曲搭配和谐，突出主题，就算成功。把工地上生活中好人好事题材编排成文艺节目，是我们宣传队乌兰牧骑式的一大特色。定稿后交给演员与乐队，开始排练，女的朱桂兰、王连俊等，男的刘星友、杜元胜、封明杰等，群策群力，集体智慧，齐心协力 ，节目都搞的有声有色，很活泼，也很受欢迎。
我们乐队除了排练、演出，其余时间就是练功。吴现强是我在淄博煤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淄博煤中的音乐教室是解放前悦升公司大资本家丁敬臣的居室改造的，大大的窗户 ，四壁都是木板，地下铺着木地板，摆着钢琴，当时感觉很高大上。上音乐课时 ，音乐教师弹着钢琴教我们唱歌。休息时就听唱片，有胡松华的《赞歌》，郭颂的《乌苏里船歌》王铁锤的笛子独奏，还有唢呐独奏《百鸟朝凤》等，王国潼的二胡独奏《江河水》等，我后来喜欢音乐 ，与那个时候的音乐欣赏课很有大关系。
我们有一点乐器基础的同学，学校组织我们成立了一支民乐队，乐队十几个人，董桂金、吕毅吹笛子，李海山打杨琴，还有小提琴，我和吴现强等五、六个人拉二胡，有时候集中演奏一阵，然后就一边听唱片，一边跟着演奏。
那时候我与吴现强都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队员，一起演出。想不到几年之后，我们又在太河水库宣传队一起做乐队了。吴现强的哥哥吴现刚，对现强的二胡学习抓的很紧，不惜花钱给现强求师，现强经常背着二胡到处学琴。曾经拜著名二胡演奏家张平为师。名师高徒，技艺精良。而且现强练琴特别吃苦，每天除了集体排练之外，我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练琴上。
经常早晨忘了吃饭，别的演员就给我们捎回个玉米面窝头。我晚上在屋外练琴，经常用一块绸子蒙在琴面上盲打，这样看不见琴弦，也压低了声音。经常一练几个小时，坐的条凳太硬，久坐不动，反复挤压，屁股竟然患了压疮。
不管是二胡还是杨琴，都需要名师指点，需要老师手把手教才能学到真本事。否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譬如二胡的左手要轻轻靠住千斤，这样才能按准音。扬琴的持鍵，也是很有讲究，如果没有人給与指导，一旦养成不良习惯，改起来会很费劲。由此得知，任何一门技艺，必须拜名师，从基础学起，正规训练，不然一辈子都是半瓶醋。名师、天赋 、勤奋，三者缺一不可。
吴现强的二胡独奏《北京有个金太阳》，《江河水》《庆丰收》，杜忠胜的笛子独奏 《扬鞭催马运粮忙》等，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只要演出，必然返场，说明他们的演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我们宣传队就是一所大学校，通过勤学苦练，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进步 。虽然收入微薄，但我们吃着一份水库民伕的口粮，又拿着一份家里的工分，那个时候待遇应该很优越了，所以我们都很珍惜这段时光，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对当年宣传队的工作生活充满了感激与向往，非常怀念那段神仙般的日子。
1972年7月的一天，吴现强突然消失了。我俩住在一起，床挨床。白天不见他踪影，晚上也没回来睡，他去干什么了？我还一直为他担心。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与吴现强一个村的女演员朱桂兰悄悄告诉我:山东艺校来招生了，在淄川四中设了考场，吴现强昨天回去准备 ，今天要去考试呢。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没拜过师，没见过大场面，也极少见过专业琴师演奏，艺校招生，一定有很多人去考试，遇到这样机会，可以去看看眼界，也测一下自己的水平。
我对朱桂兰说那我们也去看看吧？
我俩立刻动身，步行走了一个多小时，从西亚崖头跑到黑旺铁矿公交站。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挤上去晃里晃荡近两个小时到达淄川。又到处打听四中在哪。当我俩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赶到考场时，考试已经结束了，老师们在收拾东西准备撤离考场。看到我们狼狈的样子，老师说既然来了，加考一下吧，你们会什么呢？，
我说会打扬琴。
老师说你带琴了吗？
我说今天早晨才知道考试，没来得及带琴。
老师说没有琴怎么考啊？
哦哦！考试需要自己带琴，这不是白折腾一趟吗！
然后老师又问朱桂兰会什么？朱桂兰就唱了一段什么歌曲还是京剧，我现在忘了。
老师又问我，你还会什么乐器？
我当时紧张的忘了说会二胡。考场似乎有把二胡。
你会不会打击乐？老师问。
我说我不喜欢打击乐 。
老师无奈的双手一扬，考试结束。
这次山东艺术学校（山东艺术学院前身）来淄博招生，是运动后期第一次来淄博招生，弥足珍贵的一次机会，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
后来才知道，山艺招生的学员是有年龄限制的，男女都不能超过18周岁。那一年我已经21岁了。吴现强和朱桂兰都是20岁，我们都超龄了。我们糊里糊涂跑去凑热闹，监考的老师给我们面子而已，即便我们能达到山艺的录取线，因为超龄也不会被录取。
从考场出来，感觉肚子饿了，就到当时淄川大桥东头的桥头饭店，想买几根油条时，我一摸口袋，才发钱包丢了。
那时侯，我在太河水库出民伕，水库虽然每天补助四毛钱，但都交给了食堂做了生活费，在太河水库几年，我从来没有见过水库发给我们一分钱 ，仅仅提供一口饭吃。这样，我需要每月向父母要五元钱，买点牙膏肥皂之类。住工棚学会了吸烟，三天能吸一盒金鱼牌香烟，一个月抽不了一条。况且这草房四周只有一片荒凉的河滩，没有条件消费啊，每月五元也花不了，半年我已经攒了十五元，计划买一双黑色皮鞋，满足舞台演出需要。想不到这一次把十五元全丢了，面临流落街头被饥饿困扰的风险。
这时候多亏了朱桂兰，她知道我丢了钱，急忙去买了油条和包子，我们一起吃。然后她又拿出五元钱说，借给你先用着，不够再说一声。
这件事我一辈子忘不了 。朱桂兰虽然比我小一岁，但却经常给我们以关照，特别在遇到困难时，她总会给与温暖与 帮助。
几年后宣传队解散，桂兰继续回到西河广仁村务农。后来嫁到张店， 老公对她百般疼爱，他们育有一儿一女，现在都已经结婚成家，儿孙满堂，晚年幸福，好人好报！
这次与艺考 失之交臂，还丢了钱包，差点在淄川流落街头。回来后情绪特别低落，甚至一度陷入焦虑或忧郁之中，不吃饭也不饿，夜里严重失眠，一支接一支吸烟，最多时一天抽三包。
吴现强考艺校的事，在我们宣传队里引起较大反响。宣传队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我们希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就是有一份力所能及，且 能养家糊口的工作。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事，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很奢侈的想法。我们就是一群农民，种地绝对是稳定的工作。但是，我们这些年来的经历深切感受到，当农民真的不容易，有一线之路，也要努力走出去。
但是，很多城镇居民就业都有困难，所以，y劳动部门不会轻易批准从农村招工，除非是特例特招，如煤炭、边远、钢铁、环卫、等艰苦行业，还有企业需要的特殊人才。我们这个年龄，考艺校的大门已经关闭了，大多队员的唯一希望，就是当煤炭工人的父亲退休后顶替。我父亲当时才五十多，距离退休还有近十年，我能等十年吗？大家都再等十年吗？不可能！同样的问题，困扰着宣传队的每一个成员 。
不久，我们遇到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成为唯一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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