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它引来记者深入南京市戒毒所采访，也使记者怀疑自己被“染”上毒瘾……
▓ 郝希洋
说起12345政务热线，南京人虽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但知道的人确实很多。这条热线于2010年12月28日正式开通。通过公开电话、网上信箱、公众号等接受投诉。受理内容包括房产、税务、医保、社保、人才、公安、交通、文旅、养老、就业、就学等等问题。工作人员7x24小时工作制，分类处理相关问题。他们主要是按投诉内容给有关部门派出工单，限时处理并回馈处理结果，直到诉求者满意为止。14年来，共处理各类诉求百万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然而，作为热线的12345这组号码，在南京最早是由哪家媒体首先使用的呢？第一位使用这个号码的记者又是谁呢？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告诉各位看官，最早使用这个号码的是：南京广播电视报（该报现改为《社区新报》），最早使用此号码的记者正是鄙人郝希洋。
说起这件事，还真是有些故事呢。
1994年，当时南京广播电视报和周末报名列南京报刊发行量前茅，达到每期40万份以上，广告效应也非常好。北京一家通讯公司在南广报投放了不少资金做广告，但时至1995年4月，该公司在支付广告费时资金出现了短缺，于是将一批中文寻呼机（当时基本上都是数字机）抵付给报社。我当时在编辑部属于“年轻、能干”的记者，又是仅有的能开轻摩车跑外勤的男性记者，于是我从中得到了一台中文（汉显）寻呼机，号码定为12345。
“五一”劳动节刚过，我们报纸将一版和16版打通，在眉头上打出了：本报寻呼热线：（海华）3311888 12345（汉显）一一欢迎提供报道线索。
一时间，寻呼热线异常火爆，我都来不及回办公室处理，自己一咬牙一跺脚，花了数千元买了一台摩托罗拉手机（第一代模拟机）来处理此事。
这条12345的热线开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使我们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根据这些线索，我采写了大量的“视野”大特写，如《南京戒毒所见闻》《中国钟表王》《欢乐祥和满石城》《当心别掉进合同陷阱》《房改牵动万人心》《让野菜走上餐桌》《艰苦卓绝的地道战》等，不少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
1995年10月底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我寻呼机收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郑和公园旁“大酒缸饭馆”的地址，并留言说，有重要的事情想面谈。当时我们报社在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旁的抄纸巷，离白下区〈现秦淮区）郑和公园不远。
下午两点多钟，我骑着玉河轻摩找到了这家饭馆。一进门，一位年轻貌美的女老板与我对接。她在看了我的记者证之后告诉我：她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表妹一星期前突然失踪。后经多方打听，得知可能被公安机关送到了戒毒所。她问我戒毒所在哪里？能探视吗？能戒除毒瘾吗？我告诉她：戒毒所在江北石佛寺，至于后两个问题，暂时无可奉告。临走时，这位美女老板将她表妹的姓名、年龄和住址写给了我。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苦思冥想，愁眉不展，后来突然眼前一亮：当时经济刚刚放开，政策比较宽松，生意好做，钱也比较好赚，不少人发了财，但也出现了不少“瘾君子”，令人担心。“他们是怎么想的，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他们对社会和家庭又有哪些危害呢？”这不正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吗？于是，我决定到南京市戒毒所一探究竟。
说干就干，第二天早晨，我就带上实习记者徐蔚和省广播电台主持人松腾赶赴江北石佛寺。
汽车穿过长江大桥，在浦珠公路上疾驶。二十多分钟后，一座庄园式的建筑群出现在我们面前。记者抬头望去，但见“”南京市戒毒所”六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跨进戒毒所大门，顿时被整洁优雅的环境所吸引，镶嵌着马赛克墙裙和琉璃瓦屋檐的办公室、办公楼、浴室和食堂、小卖部等综合服务楼错落有致。在医疗康复区院门的横幅上写着“严格执法，文明管理，工作创一流”的大字；医疗部门、护理部门、管教部门配置齐全，400张床位的戒毒楼房整洁明亮……
然而，人们不知是否知道，这座占地5400平方米的庄园式建筑群，在两个多月前还是一片荒地呢？戒毒所所长康华奇向我们介绍说，当年7月，南京市戒毒禁娼专项治理全面展开。打击、查禁、戒除，三位一体式反毒战略开始全面实施。
同月，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由南京市公安局为主筹建戒毒所，负责南京市戒毒康复工作。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大，但市公安局党委一班人还是形成共识，立下军令状：戒毒所到期，不盖“”帽子”，我们就摘“帽子”。
七月流火，一支建筑队伍开进了石佛寺。伴随着机器马达的轰鸣声，辛勤的建筑工人们挥汗如雨，日以继夜地紧张施工。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市公安局党委成员深入到施工现场，认真解决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全市公安部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持配合。经过方方面面的一致努力，这所江苏省第一家经人民政府批准的戒毒所，在不到70天的时间里竟奇迹般地在这里建成了。
1995年10月6日，这是南京市戒毒所投入使用的日子。上午10时许，一辆辆警车鱼贯驶入戒毒所大门，打开车门，一个个“”瘾君子”耷拉着脑袋从车上走下……
据介绍，从10月6日到记者采访时，该所已收治戒毒人员77名，其中男性55名，女性22名，本市70名，外省七名。这些戒毒者中，20到35岁的年轻人占9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居多，绝大部分为个体和无业人员，有前科受到处理或待处理的占半数。
在戒毒所办公室杜主任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治疗室。一名躺在床上正在接受治疗的男子主动成了我们的采访对象。这位33岁、来自河北唐山市的老板是三家小型煤矿的承包经营人，他的吸毒史始于当年5月。
他说——
在人们眼里，咱们属于那种志得意满、风流倜傥的“”大款”“大腕”一族，在灯红酒绿，极尽奢华之后，似乎吸毒才能满足那更大更刺激的欲望。起初还有点疑虑，哥们儿说你别老土了，这玩意儿只有咱们才能享受得起！我想也是，不就凑个热闹吗？开头我并没上瘾，然而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着了魔般的离不开它了。毒瘾一发作，莫名的恐惧感就牢牢控制住自己，哪还有精力去应付生意？曾经好几次在外应酬时，我不得不中途离席，躲进洗手间里悄悄吸上几口。
我开始后悔、自责，眼见几十万元转眼间没了踪影，我怎能不心疼？然而我最担心的是被妻子知道，怕他离我而去。在这样的煎熬中我最终决定离开唐山，到南方找一家戒毒所戒个彻底……
这位用药后的男子尽管身体虚弱，似乎连说话都很吃力，但可明显看得出来他的思维已经恢复正常，他不时支起身子，端着床边的水杯，大口喝上几口开水。
他告诉记者，虽然现在身体松松软软的，但是心里感到舒服多了，就像好不容易甩掉一个大包袱……
这是一位21岁的女子，原先在一家歌舞厅当经理，每月收入2万多元。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在这里她仍浓妆淡抹，刻意打扮。她说她是被“套头衫”套住的——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家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时，一个朋友来访，聊了一会儿后，这位朋友掏出半张香烟包装的锡纸片，卷成一个细细的小管子，又掏出一包白粉，倒在另半张锡纸皮上，用火点燃后，口含小管子吸了起来。她见我睡不着又胃疼，便对我说：吸几口，吸几口以后你感觉就不疼了……就这样，我染上了毒瘾。开始时这个朋友不收钱，等我上瘾了以后，她就开始收钱了，而且都是高价。
“你现在一定很懊悔吧？”记者问，“不懊悔才怪呢，你看我原来收入那么高。自从染上‘白魔’后，不仅吸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且连BP机、大哥大、金项链全都卖掉了……”
这正是：锡纸半张，未见冲天火光，但见理智、钱财一烧光。
时近中午，随同我去采访的女记者来到了康复区内，看到十多名女戒毒者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或许是同为女性且年龄相似的缘故吧，女记者很快与她们攀谈了起来，她们无一例外地流露出无比懊悔的心情。这时我留心观察到一张略带稚气的面孔，杜主任告诉我她是戒毒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今年18岁，两年前初中毕业时，父母为她在夫子庙某服装商场租了两节柜台，生意做得蛮好。一天，几个同做生意的小姊妹悄悄递给她一小包东西，告诉她吃了之后会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半信半疑的她照着小姊妹们教的方法尝试了一次，觉得怪新鲜。就这样走上了吸毒之路，被公安机关送到了戒毒所。记者询问起了她的姓名和做什么生意，得到回答后记者确认，她就是“大酒缸”老板的表妹。18岁，正是花季，却让“白魔”钻进了花蕊，怎能不令人腕惜呢？！
戒毒先戒“友”，在戒毒所康复区，一位年轻小伙子深有感触地这样说。小伙子今年25岁，在本市一家公司从事绘图工作。当年5月，他从朋友那里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后，曾多次试图自己把毒戒掉。毒瘾发作时，他大碗大碗地喝凉水，用冷水冲头、洗澡，强迫自己转移视线，忘掉“那种感觉”，如此稍稍有些缓解，可好景不长，毒友找上门，小伙子旧瘾发作。靠拿工资生活的姐姐听他说要戒毒，狠狠心将家里积攒的7000元钱全给了他，可他拿着姐姐的血汗钱却又买了毒品……经过在戒毒所一段时间的治疗，小伙子现在已基本脱瘾，他对记者打比方说：“就像戒香烟的人一样，你在这里戒，你周围的人都在抽，诱惑太大了，不脱离相应的环境，你能戒得了吗？”小伙子这次是下决心要与那些毒友一刀两断。
在戒毒所采访，我们看到戒毒者与管教干部们谈心、聊天，有说有笑，关系十分融洽，对医生的治疗，包括对我们的采访也都十分配合。
但事情往往不是绝对的，当一位男子被带到记者面前时，他说道：“我报纸、电视都上过了，问题都交代了，（其实并未交代）凭什么还要把我送到这里来？”这个留着小平头的吸毒男青年刚被送到戒毒所时，大声嚷嚷，并偷偷的吞下了一颗鞋钉。当时管教干部一面对其严厉地批评教育，一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会同医生们沉着应对，给他洗胃，“倒立”，吊瓶、输液……下午，终于将小平头那颗鞋钉弄了出来。
这时，记者和陪同采访的杜主任商量，能否让记者单独和他谈谈，杜主任同意了。记者和他一对一以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硬中华牌香烟，点燃了一支，又递了一支给他，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接过去抽了起来，我们也随之聊了起来。
交谈过程中，他竟然也拿出了不知如何收藏的石林牌香烟点燃起来，并递上一支给我。“烟过二巡”之后，他终于告诉我他是如何走上吸毒之路的，并且说：在此之前因为吸毒，妻子和他离了婚。被送到戒毒所后，因孩子无人管，思想不安定，经常发牢骚，不配合治疗，管教干部非常头疼。
和他谈过之后， 我将他的情况反馈给了杜主任。管教干部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他倾心长谈，另一方面会同其居住地居委会找到他分手的妻子，请她帮助照顾好小孩，解除了这位男子的一些后顾之忧。他很感动，表示一定要好好戒毒，服从管教。
“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南京市戒毒所自成立就坚持这个原则。我们见到了一位来自安徽马鞍山的戒毒者的母亲，他儿子和其女友都沾上了毒瘾。毒瘾发作时，儿子便发脾气、砸东西甚至自残，早在戒毒所筹备之际，焦心的母亲便赶到了南京市公安局探听有关情况。南京戒毒所“开张”后，父母当掉家里的电器，把儿子送了过来。缴不全费用的老两口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找到了所领导，所领导望着这两位普普通通尝尽心酸的老人，二话没说，把人收了下来。不久，他儿子脱瘾欲出院，儿子想回到家以后便想法借钱，让父母把他的女友也送过来戒毒。
环境优雅，景观和善，使来这里的戒毒者心中的戒惧打消了几分，他们感到这里的警察医生都是为他们好，消除了对立情绪。当然，在体现人道主义的同时，严格执法又是毫不含糊的。戒毒所先后制定的《南京市戒毒所管理规定》《戒毒人员行为规范》《戒毒人员守则》《戒毒所探访守则》等，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条不紊。
采访了管教干部后，我们又采访了医生，询问有关治疗情况。从戒毒所主治医生徐荣海那里我们得知，戒毒所吸食的毒品都是海洛因。当时，戒毒所主要使用“”茛拓类”药品进行戒毒治疗。“这种治疗方法疗效如何？”记者问道。“这是因人而异的。”徐医生说，“总的来说，无毒戒毒法见效快，痛苦少病人易接受，我们的工作量也相应减少了。”据观察，戒毒所生理脱瘾较快，一般用药后五到七天，病人便可转入康复区。而心理脱瘾却要困难许多，这牵涉到戒毒环境、戒毒者的文化修养、个人意志和社会监督等等。
询问病史是医生对症下药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有些戒毒者出于种种原因，在吸食毒品的名称、数量、方式和时间上往往不讲实话，这就给临床治疗带来了难度。懂行的人都说：宁管十个精神病人，不管一个戒毒病人。治疗戒毒者的困难由此亦可想而知。徐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原先在各自的单位里均为医疗技术过硬的骨干，来到这里后，他们不仅没了休息日，还常常值夜班，虽然如此辛苦，却毫无怨言。
身临戒毒所，我们感到它既像医院和学校，也像管教所，兼具了三者的功能，正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所在，医护、管教人员齐心协作，倾心尽力的对每一个戒毒者进行从身体到心灵的医治和拯救。
吸毒是可怕的，吸毒是违法的，其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却偏偏有人染上了这个恶习，其中青年人的比例又占了绝对上风，由此映照出我们在禁毒教育中可怕的空白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戒毒教育是社会工程，学校、单位场所、工作场所、家庭和社区都有防范毒品侵袭的责任和义务。“门户关得紧，苍蝇飞不进。”我们应该记住这句俗语，绝不能等到毒品已经泛滥到自己的孩子、学生、同事或者朋友身上后再进行教育，那时就晚了！
当天回到家里，吃过迟晚饭，睡了一会。凌晨一点多钟，我又像平时一样将两三包香烟放在写字台上（我是个老烟枪），摊开稿纸准备写稿。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天夜里，我的头脑昏昏沉沉想睡觉，眼水、鼻涕不断流出，我后悔白天采访时抽了戒毒者的香烟，担心自己是不是被“染”上了，稿件怎么也写不下去，只好作罢。
第二天到办公室我将此情况说给同事们听，引来了他们一阵阵的嘲讽。他们说：你想得美，在里面检查管理的那么严不说，即使他有那“”宝贝”也舍不得给你“享受”呀！也许是女同志心细，《坐看试听城》的编辑蒋春晓说：“你是不是感冒喽？”我一拍脑门：对呀，极有可能！因为当时正值冬季，温度较低，这些症状和感冒的症状差不多，怀疑染上毒瘾，肯定是心理作用。
我立即去药店买了一些治疗感冒的药。吃了药以后，感觉好多了。
第二天夜里，花了三个多小时，抽了两包香烟，一篇5000字的大特写《南京市戒毒所见闻》终于写成，11月22日整版刊登在了《南京广播电视报》一版。
【作者简介】郝希洋，从事新闻工作36年，2016年退休。曾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作品数十万字，其作品多次获全国、华东地区和省市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