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与民族文学

骏马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本届骏马奖评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的第一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主线后的第一次，示范引领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增进历史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起着独特的“文以载道”作用。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几千年前，《诗经》就融合了黄河流域及周边邦族的文学传统，《楚辞》融合了长江中下游及周边邦族的民歌传统和方言声韵。秦汉时期，列国文化交融，诸子百家会通，融农耕、草原、海洋文化于一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西域绿洲文化结合而生成北朝文艺，与南方山地湖泽文化结合而生成六朝文艺。隋唐时期，南北文艺混一，唐的十部乐中就包括龟兹乐（库车）、西凉乐（河西）、疏勒乐（喀什）、高昌乐（吐鲁番）、高丽乐（东北）等十个地区的多个民族音乐，这些“胡部新声”促成了从“诗”到“词”的转变。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各政权对峙，虽然党项、契丹、女真人借鉴汉字另创文字，但汉字仍是通用文字，大家仍都共传儒学，考古发现各政权的文化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元明清时期，戏曲和小说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共同性更是远远大于差异性。契丹人元好问的诗，色目人萨都剌的词，满人纳兰性德的小令，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

中华文学既有天然的多元特色，又有明确的一体意识。如各民族神话都有盘古、伏羲女娲、炎黄、尧舜禹的源流，都有“同源共祖”的叙事；无论《江格尔》《格萨尔》《玛纳斯》三大史诗，还是古老象形文字记载的东巴史诗、贝叶上的傣族史诗，以及流布于南方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都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集体记忆。东汉云南白狼王曾以地方语言创制《白狼王歌》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认同；金朝完颜亮以《题临安山水》表达一统天下的抱负；畏吾儿元曲大家贯云石以写屈原来体现对儒家政治操守的追求；元代哈萨克诗人廼贤以写岳飞来赞美保家卫国的忠义。这说明，中华文化的精神早就超越了狭隘的族别差异。在各民族文人的心中，来自哪个族群并不重要，天下、忠信、仁义这些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才最重要。而这共同价值观便是凝聚多元的“一体”。到了近现代，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断表达坚定的“中国”认同。如抗战时期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用维吾尔文创作《中国》一诗，抒发中国“就是我的故乡”；哈萨克诗人唐加勒克用哈萨克文创作《誓言》，将“中华”视为自己的眼睛。新中国以来，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彝族、壮族、白族、傣族等大批少数民族文学家都以本民族语言创作了大量以“祖国”为题的诗歌与小说，用饱含深情之笔，共同书写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共同强化着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有人会说，有了差异性、多元性才会有文学的丰富性。但丰富性不能只来自于单一民族，更要来自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更要来自于从差异寻求共同、从多元凝聚一体的历史进程。近几十年来，受西方民族理论与文化多元主义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文学界出现了一个怪象——作家们都从总体性、时代性中退却，更加关注差异性、特殊性。如选择单个社会群体孤立发展的叙事模式；如选择构建单一民族封闭的历史谱系；如选择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疆的二元对立；如选择割裂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密切联系，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夸张表述。文化多元主义原本是保护弱势文化的“栅栏”，走向极端便成了画地为牢的“藩篱”，造成文化间的彼此敌视和排斥。

中国“文化多元一体”道路与西方“文化多元主义”道路不同。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总能使多元与一体、相互矛盾的事物辩证统一。民族文学创作应把握好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中华文明虽拥有多元的地理人文样态，但我们有一体的国家建构，一体的中华民族，一体的政治文化认同。不管使用哪种语言，民族文学创作都应既深入挖掘各民族独特人文之美，又不能忘记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如写西藏，怎么独特都可以，但不能写成独立的喜马拉雅文化圈，因为真实的历史是古代西藏在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向东看的。同理，写西域的别忘了他们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向东看，写南方族群的别忘了他们历史上一直向北看，写北方族群的也别忘了他们历史上一直向南看。绝不能越写越远，脱离史实与一体。当然，我们也应牢记所有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共同创造者。从中国历史看，凡是更好促进了共同性的差异性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维护与发展；凡是损害了共同性的差异性文化，最终都会被时代淘汰。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民族文学作品的第一评判标准，就看是否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希望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国际上一些人大打“民族牌”，试图分化裂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我们民族文学相关的是，一系列学术性的错误史观影响中国文学界的认知，比如刻意制造“汉与非汉”的对立、“游牧与农耕”的对立、“内亚与中国”的对立；说满蒙藏回不是中华民族；说云南贵州广西是自古以来“反抗国家”的无主之地。国内出版的一些民族历史书籍往往受此影响，民族文学创作也受此干扰。对错误史观不加以甄别，必会影响文学艺术创作。

二是希望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国社会正处在现代转型的关键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价值追求复杂多变。有的作家赞美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生活方式，有的在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中发出文化落寞的哀叹，有的只热衷书写单一民族的历史文化。这都是突出局部真实而忽视了整体事实。如有一部反映藏族牧民虔诚转山朝拜的电影，说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塑造了藏民的物质精神世界，殊不知修好朝拜路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修缮好布达拉宫与上千座寺庙的，以及修编好大藏经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只盯住某一个切片呢？我们的文学创作还是应突出各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以各民族故事丰富中华民族故事，以各民族精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全景式展现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史，书写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描绘各族人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和谐景象。最终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三是希望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有力保障。在美西方的强大舆论打压下，我们民族团结故事被歪曲成“民族同化”，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被歪曲为“资源掠夺”，民间文化传承保护被歪曲为“文化灭绝”。如果我们不奋起创造新的叙事，中华民族的故事就将被定格在这些谎言之上。我们的民族文学创作应担负起历史使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经验、人物汲取到创作中来，面向海内外不同人群讲好真实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已联合印发了《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可在文艺创作、评奖颁奖、教育培训、作家作品版权、民族语文翻译等领域进一步推动全国民族文学工作形成一盘棋。

请各位评审把握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和中华民族整体叙事逻辑，认真评选出那些既反映民族特色传统，更突出各民族文化共性和中华民族共同形象符号；既体现各民族对本民族的热爱，又彰显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高度认同；既展示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彰显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既书写各民族物质生活变迁，更体现各民族共同精神追求的一系列优秀作品，使“骏马奖”能在全国民族文学领域引领时代风尚。

(本文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潘岳在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