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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友葵，中国著名声乐艺术家、音乐教育家。“中国第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20世纪最早一批出国升造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任教，长期在江苏高校工作，为中国声乐乐坛“一代良师”。黄先生1908年4月3日生于湖南湘潭，1990年9月1日在南京病逝。
一九八七年，对音乐家黄友葵来说，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江苏省政府、江苏省音协和南京艺术学院于一九八六年就作出决定，将在当年隆重庆祝黄友葵从事音乐教育六十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将这一活动纳入工作议题，并计划拍摄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春天，剧本就送到黄友葵教授的手中。这当然是件大事。不过，除此之外，黄友葵心里还酝酿着另一件事。在她看来，这件事的份量同样重要。这就是她和爱人陈嘉教授的金婚纪念。一九八七年，正是他们结为伉俪五十年的日子。这或许就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家人及其弟子们热热闹闹筹办之中，噩耗不期而至。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国著名学者、欧美文学大家陈嘉先生突发肝病，抢救无效，溘然辞世。金婚纪念的美好愿望便成了永久的遗憾。
黄友葵的音乐之路是从七岁开始的。一架教会里的钢琴奏响了她的音乐生涯的序曲。
黄友葵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的翰林，父亲则是个秀才。不过，影响最大，最先于黄友葵音乐教育的，却是不曾跨进学堂一步的母亲。母亲不仅能识会写，也能哼唱各地的戏曲。母亲生于苏州，长在北京，嫁到湖南，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她的读写能力全来自私塾，当然不曾就读，而是旁听得到的。那时，母亲在家没有地位，体弱多病，常带着黄友葵到一家教会去看病。医生是个外国人。他的住处有架钢琴。每次就医，总会看到医生的夫人在钢琴上弹奏。黄友葵常常被钢琴上的美妙声音激动得兴奋不已。有一次，她专注的神态引起了那位夫人的注意。夫人对她说：“喜欢吗？弹弹吧。”黄友葵大胆地坐上了琴凳，敲响出声音。就在那一天，她顺着那黑白相间的琴键，竟然弹出“梅花三弄”的旋律。令夫人大出意外，连呼“了不起”。她对黄友葵的母亲说：“若有条件，应该让这孩子学习音乐。”黄母颌首称是。可是对这种洋玩艺儿，她有如何的条件可以满足？夫人见黄母不知所措的神色，便说道：“那就跟我学吧。”这一年，黄友葵刚刚七岁。从此，她便与钢琴结缘，再也没有间断过。为了有钢琴弹，她在后来所上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都为教会所办。因为那时只有教会才有钢琴。
一九二五年，她从长沙福湘女中毕业。毕业后即留校成为钢琴教师。那年，她十七岁。
一年后，黄友葵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专业并非音乐，而是生物学。那时的她醉心于动物标本的制作。她出色的制作装饰能力很快受到校方的赏识。大学尚未毕业，学校根据各科成绩，尤其在动物绘画及标本制作方面的才能，决定让黄友葵去美国学习工艺美术，以便将来在东吴大学增设此专业。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公费留学机会，能被选中，无疑是个殊荣。她连想也没想，就做出了选择，兴高采烈地踏上了赴美的旅程。她成了美国亚拉巴马州亨廷顿大学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音乐，就这么阴错阳差地被挤到一边，成了她业余时间的倾诉思乡之情的寄托。
但是，她音乐上的天赋及热爱并没有因此消失。有一次，她被一个同学拉去，说要参加学校里的合唱队。听说这个合唱队在美国很有名气，常常到各地巡演。若能加入，不是件挺美的事吗？黄友葵跟着去了。一试即中。合唱指挥见黄友葵的音乐素养早已超过一般音乐专业的学生，大为惊讶，问她为何不学音乐，却是在工艺美术专业？后来得知她竟然有十几年的钢琴史，便按捺不住了，无容置疑地对她说：“从现在起，你就是音乐专业的学生了。”她就这样成了音乐系的学生。由于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她很快成了校合唱队的领唱。有一次合唱队到芝加哥为一个世界博览会演出，这个东方面孔的领唱以她出色的嗓音引爆了全场。
一九三三年，黄友葵学成归国。她先在东吴大学任教，之后参加了上海音乐团。在上海她受到意大利指挥梅百器重视，之后梅指挥推荐她在海顿的名剧《四季》和《创世纪》中担任女高音独唱，大获成功。梅百器向外界介绍黄友葵时说：“这是中国的第一位女高音。”接着，她又在中国第一部古装歌剧《柳娘》（根据《聊斋》故事改编）中担任主角，也告成功。黄友葵的名字在上海音乐界宛如一颗长虹腾的新星，光彩照人。三十年代中期，她与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齐名，被誉为“中国四大抒情花腔女高音”。
如烟的往事，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淡忘了，但有两个人的名字却是黄友葵一直记忆在心中的。这就是杨开慧和李淑一。那还是在湘潭读书的时候，她们都在一家教会学校就读，并且以姐妹相称，关系非常之好。三姐妹中，黄友葵年龄最小，她们都喊她“小鬼”。杨开慧平日不苟言笑，总是静静的、稳稳的样子。李淑一则活泼好动，哪儿热闹去哪儿。若有娱乐活动，三姐妹总是拉着一块去。不过，杨开慧从不登台亮相，无论李淑一和黄友葵如何起哄拉扯，她也不从。
有一次，她们在街上闲逛，忽然一家店铺亮出“抵制日货”的牌子，随后，店铺里扔出许多日本商品，一时间，满街店铺都如法炮制，日本商品被扔得到处都是。一向文静沉默的杨开慧这个时候突然一改往常，冲动起来。她拉着两个妹子的手，激动地说：“你们懂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不想做卖国贼，不用日本列强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要活得硬气！”她对黄友葵说：“你不是会唱‘打倒列强’的歌吗？唱吧！这歌，我最喜欢！”于是，三姐妹和着满街的人群，一起唱了起来。杨开慧那满面愤恨、那剑眉杏眼，令她终生难忘。直到杨开慧遇难，她才知道，杨开慧是为躲避反动军阀的搜捕，才进入教会学校的。那个时候，杨开慧已经和毛泽东恋爱了。每当毛泽东偶尔来校找杨开慧的时候，黄友葵和李淑一便会兴冲冲通报：“毛先生来了！毛先生来了！”杨开慧便会即刻迎出来，样子很是动人。有时，两个妹子寻开心，冲着杨开慧喊：“毛先生来了！”待杨开慧出来一看，看见两妹子朝她挤眉弄眼，知道上当，便骂上一句：“死鬼头！”然后默默地回到屋里。是的，那时候的黄友葵还真不知道爱情是啥滋味呢。
黄友葵的爱情生活来得较迟。一向以事业、学业为重的黄友葵，似乎没有将爱情放在眼里。她始终铭记着母亲的嘱咐：“日后嫁人，一不要嫁官，二不要嫁商，要嫁就嫁个有学问的诚实人。”当然，在那个人欲横流、黑白颠倒的社会里，寻个“有学问的诚实人”并不容易。所以黄友葵直到二十七八岁，仍然孤身一人。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爱情神奇降临了，并且戏剧般地始终固守在二人的心中，不曾离开一步。
那是一九三六年的一个春天。黄友葵应一位朋友之约，参加一个聚会。参加者多是来自各地的大学生。大家在一块海阔天空，很是痛快。黄友葵发现，在热烈的气氛中，有个青年却极少说话。然而，不言则已，每当他一开口，那有限的几句话便如同磁石，既有引力，又有份量，不仅令人信服，而且生动难忘。这个外表朴实普通，个头不高，身板有些单薄，甚至几分羞涩的年轻人引起了黄友葵的好奇。有人向她介绍，这位年轻人可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刚从美国回来，是研究欧美文学的，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黄友葵刮目相看了。她开始对他的发言特别地在意起来……
▲陈嘉（1935年）
她和他越走越近。这位年轻人叫陈嘉，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学位，回国后同时被上海圣约翰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聘为教授。然而，对这么个年轻人，黄友葵留下的印象，是一副斯斯文文、安安静静的样子，没有一丝博士的派头。黄友葵的名字对于陈嘉来说，并不陌生，别看陈嘉不多言语，却对音乐非常在行，音乐界的动态十分了解，特别是上海的音乐圈更是了如指掌。他们在一起聊得十分投机，从音乐到文学，从中国到欧美，从社会到人生，话越说越多，话题越说越广。黄友葵突然发觉，这个少言寡语的青年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话。
爱情，不知不觉地来到黄友葵的面前。
有次，陈嘉从杭州出差到苏州。他特意登门拜访了黄友葵的家人。看着他们亲热的交谈，黄友葵的母亲已经明白了几分。但是，陈嘉辞别后，黄友葵的姐姐却出来发话了，对这个貌不出众的瘦弱青年不以为然。她对黄友葵说：“处对象可千万别处这样的人啊，太普通了。”黄友葵没有吭声，她自有主张。
没多久，陈嘉在上海险遇一场车祸，人虽然保住了，但锁骨被撞断了。他住进了一家红十字医院。黄友葵得知后，立即赶往医院探望。她是瞒着家人悄悄过去的。在医院，她发现社会名流陈叔通及其夫人也前来探视，有些奇怪。一经介绍，才知道，原来陈叔通是陈嘉的叔父，陈夫人既是陈嘉的婶婶，又是他的姨妈。当陈夫人问及黄友葵与陈嘉的关系时，陈嘉毫不犹豫地回答：“未婚妻。”
一九三七年六月，黄友葵和陈嘉决定成婚。婚礼定于七月四日在青岛举办。没有任何排场。陈嘉提前在青岛等候。七月三日，黄友葵的好友们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层宴会厅为她饯行。谁知，宴毕，黄友葵就感到浑身不舒服。紧接着，就出现上吐下泻。朋友们请来了医生。医生说，这是中吃了有问题的食物所致，属于急性肠炎。天亮之后，朋友们很是为她担心，一致认为她不宜去青岛，商量着如何安排她的行程。但黄友葵执意要去青岛。朋友们拿她没办法，只得依了她。
当晚十一点，黄友葵硬撑着虚弱的身子登上了去青岛的海轮。这是一艘日本的邮轮。其时，日本的侵略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对华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同时对抗日动向特别警惕。当这艘邮轮离开码头后，船上的日本人就开始了全船检查。据说，一旦发现患病的华人，便会集中在一起进行“卫生处理”，发现重患，直接抛下大海。黄友葵身处险境。正当她紧张得不知所措之际，一位旧友出身现在眼前。此人是个朝鲜藉，能操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发现蜷缩在一边的黄友葵满脸疲惫，问她怎么了？黄告诉了他相关情况。二人正说着话，检察官就过来了。他们在黄友葵的面前站住了。这位友人赶紧上前，用日语告诉他们，这位小姐是我的妹妹，她是第一次乘坐海轮，晕船晕得厉害……检察官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便转身离开了。此时的黄友葵吓得浑身是汗。
谁能想得到呢？就在她和陈嘉的婚礼结束的第三天，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打响了。这个在动荡的年代中完成的婚姻，从此就一直随着时代的动荡，不断经受着各种冲击。但是，不管时局如何残酷，如何不可思议，这对伉俪的情感却始终如一，愈加情深意笃。
抗战后，陈嘉随浙江大学向后方转移。他到了鼎鼎大名的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而黄友葵则到了“大后方”重庆郊外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执教。一个小家庭刚刚组成，便在战火中一分为二。之后，二人只能在寒暑假团聚。这年夏，陈嘉度完假，从重庆回昆明。他乘坐的是长途汽车。途中，车上一女孩不知何故发出大声惊叫，司机不禁回头张望。正是这一回头，行走在山边的汽车便歪下了山。陈嘉的眼镜也飞出了窗外。但他的双手却紧紧抱着打字机。失控的汽车奇迹般被一块巨石拦住，一车人的性命总算保住了。这年冬，黄友葵结束了寒假，从昆明乘飞机回到重庆。在机场她听说，就在十二小时之前，同一型号的客机失事墜毁，飞机上近百人丧生，无一幸免。
一九三九年，黄友葵跟随陈嘉从安南（越南）的海防市辗转到达昆明。那时已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那个多事之秋的岁月仍未结束。一天，防空警报再次响起，一家三口急急忙忙躲进了郊外的小树林。一阵狂轰乱炸之后，当他们赶回宿舍时，远远的就发现，宿舍已经不复存在，只见家中那顶帐子还在空中飘荡。
这种动荡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黄友葵多么高兴啊。那天，她在学校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后，便欣喜若狂地往家里狂奔。她想早一点告诉陈嘉，与他共享这个幸福。她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跑啊跑啊，突然，脚一歪，踩了个空，身子重重地摔了下去。儿子被摔了好远。她一下就晕了过去。当她清醒过来，才知道腿关节已经严重错位，浑身是伤。那时几乎找不到正规的医院。陈嘉万般无奈之下，请了个土郎中来医治。郎中用树皮作夹具，找些草药，七上八下，也不知施了如何的法子，错了位的关节复位了。之后，经过七八月的恢复，伤处也愈合了。但从此，这个腿伤就一直跟随着黄友葵，遇上阴雨天，或有所不慎，腿脚伤痛便会发作。
一九四六年，黄友葵和陈嘉双双回到了南京，二人同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任教。此时，合家四人，总算团聚在一起了。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逃往台湾，其时，有各种面目的人不断找上门来，威逼利诱，要求他们离开南京。但是，均被他们一概拒绝。陈嘉仍然留在原来的学校，只是校名改了，叫南京大学。黄友葵没有随当时的国立音乐学院去北京，而是留在了南京，因院系调整，在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任教。
新中国给他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生活体验。他们很快适应了新时代的节奏，融入了全新的工作环境中。家庭、孩子几乎无暇过问。他们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工作出色，成就突出。
一九五六年，陈嘉和黄友葵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分别担任了南大外文系和南艺音乐系的系主任。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繁忙的工作，悄悄地伤害着他们的身体。陈嘉的听力渐渐在下降，而黄友葵曾经受过伤的腿也开始萎缩。但是他们从未向组织伸手，要求一点儿照顾，始终如一地奋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文革”一声炮响，天地突然颠了个个儿。当时的南大老校长匡亚明被报纸点名、揪斗之后，陈嘉、陈瘦竹、钱静人、吴伯陶、周邨等六位著名学者，也作为江苏第一批“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了出来。陈嘉，这个一辈子与世无争，循规蹈矩的老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地成了“阶级敌人”。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怎么会弄到这般田地？直到他和匡亚明在一起“劳改”，老校长请他用英语教自己《毛主席语录》时，他的心里才“忽”地亮了起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才恢复过来。他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相信，这种日子决不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黄友葵也被学校隔离。她的女儿正在南京工学院工作，儿子则在北京上大学。一家四口，各执一方。
“文革”进入揪斗“走资派”之后，“反动学术权威”因无人看管而有所放松，黄友葵、陈嘉得以少许自由。当然，若想全家团聚，还是相当困难的。有一次，造反派“开恩”，让黄友葵回家。她立即赶往陈嘉的住处（住在工人宿舍）。谁知，一批红卫兵正在批斗他。她不敢久留，结果连家也没有回，就匆匆回到隔离点了。他们这个“家”直到“文革”结束才重新组成，但是家里的一切几乎都被抄尽丢光了。唯一令黄友葵欣慰的是，那架跟着她几十年的旧式钢琴还在。
这以后，他们并没有因为“文革”结束而真正安定下来。他们一直没有一个住处，“家”无定所。可能大家都难以想象，这个中国顶尖知识分子的“家”竟然一直是借用女儿中学同学家的一间房。女儿生下了女儿，需要有人照顾，一家人挤在一个仅十五平米、又湿又暗的屋内，这一住就是九年。后来，虽然有了住房，住上了四楼，但却是在两年中无水供应。若不是有一群爱载他们的学生主动承担挑水的活儿，这两年的生活简直难以想象。最后，还是原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才得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尽管生活如此不堪，他们却毫无沮丧之气，如同五十年代忙于新中国的建设，热情满怀。
一九八六年，在英国的音乐界和华人界里出现了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中国留学生裴克在数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被美国某歌剧院大型歌剧《卡门》选为主角。由华人担任大型歌剧中的主角，这在当时的美国尚属首次。美国音乐界对裴克的表演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著名声乐教授Conmen在裴克成功演出之后，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你有如此美妙的声音，这说明你在中国的教师一定是非常优秀的。”
“是的。”裴克回答他的老师，“我的老师就是黄友葵。”裴克是南京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长期受教于黄友葵教授。裴克始终铭记着黄先生的教导：“不图虚名，不走捷径，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他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在海外为中华民族争得了一份荣誉。裴克并没有因此止步，他将自己的演出制成录相带，从大洋彼岸捎回祖国，寄到黄先生的手中，请黄先生指教。黄友葵当然为自己的学生高兴，但是看过录相之后，她很快将自己的意见也录制成盒带捎给裴克，严师严教，仍然如初，令这位学生非常感动。
是的，记着黄友葵先生的人很多。黄友葵从事音乐教育六十年，她培养的音乐人才究竟有多少？少说有几百人。她说记不清了。如果开一张清单，一大批红遍国内外的歌唱家将跃然纸上：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培养出王福增、刘淑芳、张杰、张权；五十年代初，方应暄、王萃年、孙家馨、岑冰等一批歌唱家脱颖而出。“文革”后，则培养出顾欣、刘新庚、胡金亮、汤爱民等一批新秀。
当著名歌唱家张权听说要为黄友葵从事音乐教育六十年举办活动，心情早就按捺不住了。她接连给黄老师写信，表达了自己的一片真情。当时已经过了退休年纪的张权，仍如同当年的小姑娘一样活泼。她从北京打长途电话给恩师：“在您的庆祝会上，我不仅要说，还要唱呢！到那时候您再看看我的表现，看看能得几分？”
以严谨认真著称的黄友葵，对自己的学生关爱负责是出了名的。这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专业上，同时也表现在生活上、政治上。她说自己对学生，就“像老母鸡照护小雏一样”。一九四八年，黄友葵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当时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冲击着黄友葵。她早已从自身经历中感受到历史的大趋势。她对进步学生的活动总是暗中保护，积极支持。当时学校里有个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山歌社”，黄友葵公开给予以指导，无视白色恐怖压力。
有一次，黄友葵和陈嘉正在家中吃午饭，忽然门被撞开，一个学生匆匆地跑进屋。黄友葵一看是自己的学生，忙问：“出了什么事？”那学生回答：“当局正在抓人。我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现在学生宿舍在搜人呢……”黄友葵和陈嘉二话不说，赶紧将他推进里屋，吩咐道：“你就在这儿避一下。”果然，一会儿，就有特务过来打听了。黄友葵告诉来人：“你说的那个学生刚才来过，他早就走了。他回乡探亲去了，是来和我辞别的。”特务多少畏惧二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没再多问就离开了。当晚，她和陈嘉就护送着那位学生离开了南京。由于黄友葵公开反对当局迫害进步学生，引起了校方的恐慌。学校负责人或者当面对她进行恐吓，或者派人对她加以劝阻，但都未能拦住她的革命热情。《上海歌声》编辑部杨文揆在庆祝黄友葵先生音乐教育六十年之际致信。在信中回忆了黄友葵在白色恐怖中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表达了对自己师长的由衷敬佩之情。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臧玉炎是黄友葵四十年代的学生。由于“四人帮”的迫害，从中央乐团下放到江苏淮阴。一九七五年，黄友葵已经“解放”，恢复了南艺音乐系主任的工作。她从原中央乐团团长李凌的一封来信中得知，这个很有艺术才气的抒情男高音正面临困境。如此下去，一个歌唱家的艺术生命就要完了。惜才如命的黄友葵立即回信表示，她将尽全力相助。要知道，黄友葵当时也不过刚刚“解放”，尚无过硬的话语权。而且已有传言，康生、江青曾经有意要整一下江苏的黄友葵和陈嘉，不过没能来得及动手罢了。而这个臧玉炎，据说家庭背景复杂，解放前夕还到过台湾呢。无疑，帮助这样的人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但黄友葵没有畏难却步，她对这个学生是了解的，她知道臧玉炎在艺术上的勤奋努力，也知道他当年去台湾的真正动机是为了让自己的亲人回到大陆来，有什么“复杂”的呢？经过黄友葵的努力，臧玉炎终于从淮阴农村调入南京艺术学院。这位当时已年过半百的老学生对黄先生担着风险鼎力相助，大受感动。“四人帮”粉碎之后，黄友葵又积极为其落实政策奔走。当一切完满结束时，黄友葵多么希望臧玉炎能留在南艺工作啊。但是，臧玉炎却被中央乐团重新招回。但黄友葵连半点条件也没提，让他愉快地回到了北京。
一九八九年春，著名歌唱家刘淑芳应邀来宁演出。一到南京，她即刻驱车前往黄友葵的住处。这位五十年代的得意门生始终惦记着黄友葵先生。师生相见，当然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听说刘淑芳是来演出的，黄友葵马上说：“唱两句给我听听，看看有没有长进？”当即打开钢琴，为她调音。刘淑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良机，马上放开了歌喉。歌毕曲终，黄友葵不客气地向她指出了许多不足之处。她对她说：“谁让我们和艺术结缘呢？一旦结上了音乐，就得真心实意地对待它。你说是不是？”一股对先生的崇高情意曲然从这位歌唱家心中产生。她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青年时代。她望着黄先生已经洁白如雪的头发，望着那双因萎缩而内弯的双腿，含泪默默地点了点头。
是的，黄友葵永远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这是她事业的重要部分。她不仅关心着声乐专业的学生，也关心其他专业的学生。她亲自推荐了许多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她的爱总是不断得到回报。有个春节，黄老一下就收到四封来自美国、法国的来信。学生们告诉她：“我们在外留学，没有给您老人家丢脸，更没有给我们的祖国丢脸。恰恰相反，我们给您带来了好消息：高明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学习小提琴，拿到学分第一名；孙建军在美国学习黑管，所有学分为A，获得总奖学金的待遇；在法国学习声乐的刘新庚在法国举办的独唱音乐会在巴黎引起轰动……”
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协江苏分会、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五家单位联合主举的“黄友葵教授执授六十年䇒八十寿辰庆祝会”开得热烈而隆重。大会收到来自中国音协及各地音协，中央乐团，以及海内外社会名流发来的贺电、贺信，贺辞、题诗。中国音协主席李焕之以“乐坛耕耘六十载，誉满九州育英才”，副主席李凌则以“一代良师”表达祝贺。南大老校长匡亚明题词“秀骨青松不老”，艺术大师刘海粟则以“喜栽桃李盈芳苑，奔放精诚启后贤”书法题贺。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丁善德、江定仙都送来了热情扬溢的贺词。
之后，黄友葵重新进入繁忙的工作状态。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除了持续教授学生，还笔耕不止，撰写大量文章，表达了她中国音乐，特别是民族唱法的创新的看法。先后发表了《我对艺术教育的点滴想法》《论声乐艺术的学派》《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一九八九年，黄友葵出版了论著《论歌唱艺术》，对自己的声乐教育作了全面总结，特别提出了中国声乐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主张。一九九零年，黄友葵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汤爱民毕业。这一年，已经82岁高龄的黄先生依然工作在自己的岗位，这年九月一日，因肺心病突发，抢救无效，黄友葵不幸逝世，结束了她轰轰烈烈的音乐人生。这位中国近现代声乐艺术教育的拓荒者，以她巨大的热情与能量，在中国乐坛谱写了一曲昂扬壮阔的高歌。
（原载微信公众号《凤凰台上》，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