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山不会忘记

——父辈们和“邵大娘”的那些往事（30）

王玉华

      翟毓蔚投靠国民党69军后，占据了整个章丘的一大半，不但军械装备优良，队伍也发展到十个团三万多人，而且还有以章丘铁匠自制枪械、弹药为主的兵工厂。翟毓蔚曾说：“他从二十来人十几条枪起干事业，到发展到十个团三万军众，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家乡铁匠兄弟们的资助。”

      反观我军，八路军转战东进抗日的时候，数量也只有3万多人。徂徕山、黑铁山武装起义的三支队和四支部兵力的总和还不到一万人，况且很多战士手中无枪可用，只有手持大刀和红缨枪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翟毓蔚势力之大，在章丘地面上无人可敌。

      另一支影响较大的地方武装就是高松坡的队伍了。

      “西安事变”后，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蒋介石表面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喊出：天无分南北，地无分东西，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口号，俨然一副抗日救国最高领袖的样子。继而装模作样的给了共产党军队“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两个番号，共产党的部队在他那里才算是有了正式户口。

      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以为国共两党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从此不分你我，亲如兄弟，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了。

      在章丘，高松坡也声称“不抗日就会亡国，国之不存，何以谈家”，成为最早拉起私人武装的第一人。

      高松坡（1901～1953.6.24）　名高蔚茂，又名高松山，化名李纯青。章丘县普集镇上皋人 。

      1924年（民国十三年）章丘县师范讲习所毕业，相继在明水镇王白庄、砚池山等村小学任教员。后自感教师职业前途渺茫，弃教从政，历任段长（辖10个村）、区联庄会副会长、区长（相当于现在的镇长）。

      高松坡以抗日名义拉起队伍后，因他曾是章丘第六区(普集一带)区长，班底厚，影响大，引来程学通、王连仲等小股势力纷纷投靠，程学通在高松坡手下担任团长，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6月初，日军想急于消灭高松坡和程学通的游击队，在一天的黎明包围了朱家峪村，结果捕了个空，日军大为恼火，又侦察得知程部驻扎栗家峪村。接战时双方同时抢占横在两村之间一座小山头，日寇抢先占领，激战半小时，程学通败退，阵亡4人，重伤4人。

      为了报仇雪恨，程学通下属王连仲自告奋勇，带少数士兵夜间突袭胶济铁路驻守涧溪桥和皋埠桥的日军。接连两次袭击均获成功，并将击毙日军的脑袋割下带回，让程学通验证。王连仲由此得以步步高升，升为队长并兼任捐款委员(即军需或粮秣之类的职务)。

      闻知涧溪桥和皋埠桥两岗哨士兵被杀，日本驻章丘最高长官高桥大怒，立即出兵包围了程学通老家西侯家村，杀死他的哥哥程学亨，在村中烧杀抢掠、奸淫，洗劫而去。程的母亲因惊吓得病亡故。自此，程的眷属四处躲藏，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

      恰在这时国民党在山东的军统（蓝衣社，也称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派人来与程学通联系。

      秦启荣原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蒋介石的得意门徒，被蒋任命为军统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在山东的主要负责人。还专门给他一个国民党敌后游击第五纵队的军事番号。因为秦是山东邹城人，他便带着使命回山东收编各种牌号的游击队，将山东26个山头的游击队整编成26个梯队，程学通又疏通高松坡，将队伍编为第十八梯队。秦启荣“封”高松坡为司令，梯队下设3个团： 第一团团长：程学通。 第二团团长：程次民(名学会)。 第三团团长：刘士远。

      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命该部为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第十八梯队，司令还是高松坡，其下属编制不变。 继而高松坡又被秦启荣发展为苏鲁战区第三纵队第十八梯队的副司令。此时程学通的第一团(亦称九三大队)已发展到400多人，三个中队分别活动在章丘、淄川、莱芜交界处的山区一带。

      1939年8月9日，在秦启荣指使下，高松坡参与了袭击八路军四支队后防机关驻地，制造了“雪野惨案”，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二十余人。后来又率部袭击章丘南部山区六区的抗日民主政府。

秦启荣制造“莱芜雪野惨案”

     1940年1月，秦启荣把程学通和高松坡的队伍一分为二，程学通的第一团被编为秦启荣第三纵队保安第十团，下辖三个营，活动在章丘、淄川、莱芜边沿地区。高松坡则受沈鸿烈的密旨，在所谓“曲线救国”、“灰色抗战”的口号下，编入吴化文的汉奸部队——和平军第三方面军，穿上了日寇赐予的黄色军装，当地群众称其为剿共军(亦称皇协军)，活动在章丘胶济铁路沿线。

      翟毓蔚、程学通、王连仲三部分抗日武装力量，联合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时在蒙阴县唐家沙沟)设立了办事处，作为与山东省政府的联络机构，以取得补助经费，住办事处的总代表是高蔚斋。

      高松坡部被编为皇协军后，随日本侵略军不断窜扰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在彩石、小龙堂、相公庄、阎家峪、孙村一带，强拆民房，设据点，建碉堡、炮楼140余座。还开办兵工厂，自设日产步枪30支、机枪2挺、手枪3支、手榴弹200枚，月产迫击炮6门，拥有工人500余名的兵工厂1处。以大量武器弹药资助反共游杂和汉奸武装。

      1942年6月，高松坡又带领100多名日伪军，夜袭茶业口镇与章丘搭界的珍峪村，严重破坏我泰山军分区被服厂，被服厂被迫转移到龙堂村和官正石屋村。

珍峪村泰山军分区被服厂旧址

      1941年（民国三十年），高松坡和皇协军三团团长刘道三借抓八路为名，带人洗劫了韩家庄周围的几个村庄，聚聚了一大笔横财。二人害怕招来百姓记恨，从洗劫的财物中拿出一小部分在村里修了一座石桥，试想以修挢慈善减轻民间怨恨，同时也为自己的部队经常从此河上往来创造便利。

一九四一年修建的三星桥

      1942年3月，因高松坡向国民党暗中传递日军军事机密，与日军发生冲突内讧。所部被日军缴械，高松坡被拘留，士兵4000余人被押送东北当劳工。

      据日本高级战俘陆军中佐广赖三郎（音译）自供状交待:“我在中国章丘解决地方武装的一段经历如下:

     1942年5月上旬，我在山东省章丘县参加了一次解除地方武装的活动，这是我的罪行之一。在章丘周围地区，有一支中国人的武装团体，原来是和日军合作的，后来逐渐地脱离了日军，有与抗日军合流倾向。在第59师参谋长的策划下，设计把高松坡的部队由正规皇协军改编为县警察队，以负责章丘县地方治安的名义骗到章丘。

      队伍到达章丘，又把全体人员集合在一处事先被日军架起机枪包围的空旷场地，命令队伍将所有枪支按照要求原地搁置架好，空手整齐排列，向放置抢械的相反方向齐步走出百余米后，日军乘机将枪枝收走，当即将高松坡收押，再把所有人反手捆绑，赶到列车上，拉到东北做煤井苦力。

      在火车开往东北的路途中，有些人员挣脱绳索跳车逃回。

      1943年5月，高松坡获释后，即投吴化文部伪第三方面军任团长、旅长。后又转任伪轻金属矿路队（今张店铝厂）大队长。日本投降后，多方钻营，成为国民党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兼任章丘白泉煤矿、大成铁工厂等厂矿经理。

      解放后，高松坡拒不登记，拒绝投案自首，流窜外地与人合伙从事打铁生意。逢年过节一人躲在外地生活。1951年在河北过春节时，房东需要找人书写春联，高松坡主动帮忙写完贴好。此事引起众人警觉，村干部上门调查询问:“打铁人都是春节回家过年，这人书法如此漂亮，年节一人在外，必有缘故。”

      村干部上门追问高松坡姓什名谁？高松坡回答自己姓李，名纯青。后在接连追问之下，终于暴露原形。

      1953年6月24日，政府在普集对其就地正法。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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