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浴血志如钢 忠党爱国世景仰
——忆敌牢内坚贞不屈的母亲吕明亭
刘艺文口述 刘玉峰整理

1942年8月上旬,我的母亲吕明亭、姐姐刘学兰、弟弟刘一斌在莱芜茶业口镇的董家峪村逃难时,由叛徒魏伯川、孙兆庆出卖,被日本法西斯强盗逮捕入狱!这是日寇在经过无数次地抓捕“莱芜头号抗日分子刘舜卿”失败之后,对刘舜卿家属所采取的又一次围捕行动。莱芜的日伪汉奸弹冠相庆,我抗日军民则闻之震惊!
刘舜卿,济南市莱芜区刘封邱村人,1930年1月参加革命。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委员,继任莱芜县委委员、三区区委书记、北区区委书记。是莱芜党组织早期的领导人。抗战爆发后,参与组织领导发动莲花山(徂徕山)起义,后受省委委托领导创建莱芜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泰山特委秘书长,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党组书记(县长系非党人士),中共莱东县委书记兼县长和县大队政委,莱芜县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等职。是莱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母亲被捕后,日寇把她关押进了南嵬石据点的一座单独小院内,西屋是牢房,南屋是审讯室,其余住着宪兵、伪军。当天晚上,日军头目就以为母亲“设宴压惊”的名义,假惺惺地为其部下的莽撞无理给母亲“道歉”。母亲早已识破了日军的狼子野心,尽管桌子上摆满了鸡鸭鱼肉,但母亲丝毫没有为之动心。这时的日寇一方面广造舆论宣传:“重大胜利,莱芜头号抗日分子刘舜卿的家属被我抓获!”制造威慑效应,另一方面,又让母亲供出我父亲刘舜卿的藏身之处,并许诺只要我父亲能回心转意,就让他升官发财,功名富贵。母亲听后,用轻蔑的一笑,否认了与我父亲有任何联系的事实,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流浪多年,一直不知道他在啥地方,我们也想找到他!”鬼子又问:“刘舜卿县长的队伍和机关你该知道吧?”母亲答道:“知道。”鬼子惊喜地追问:“在哪里?”母亲回答:“村村都有!”日寇第一次过堂就吃了个闭门羹,虽然恼羞成怒,但是为了从我母亲口中套出更加有用的情报,他们也只好尴尬地草草收场了。
对于母亲的这次被捕,莱芜的日军极为重视,驻莱芜日军警备司令国井亲自审讯,希望能从母亲的口中得到父亲及莱芜党组织的消息。国井是个中国通,中国话说的也流利,他对母亲说:“刘舜卿县长如归顺皇军,他可继续当县长,你就是县长太太,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不然,他死无葬身之地,你们三口也小命难保。刘县长太无情了,用你们中国话就是不讲良心,把你们抛弃了。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们把他请来和你们团圆。” 母亲一听日寇的鬼把戏,说:“他长着两条腿,我咋知道他在哪?他是莱芜人民的县长,他归不归顺你们,我都是县长的家属,是受罪的穷家属。本来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你们来了才使我们不能团圆了。”国井说:“那是因为刘舜卿领兵作乱,蛊惑良民反对大日本皇军,才使皇军无奈之下大动干戈。不然莱芜会太平安宁,民众乐福终日。目前乱局,都是刘舜卿一手造成的。” 母亲答道:“可笑!你们待在日本,他能反对你们么?你们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能不受到反对么!他反对你们,莱芜人民也反对你们!中国人民全都反对你们!”国井又说:“我们到中国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刘县长的反日,有违天皇圣意,罪恶滔天。你想救他,就劝他回心转意,来投奔我们。”母亲答道:“你们要建圈,要动土,回你们日本老家去。但是在中国动土就是太岁头上动土,遭报应的。你们那个理,在我们中国讲不通。你们讲道理,就不来中国了。”
我的母亲是一位智慧型的母亲,这次和国井的“舌战场面”堪称精彩,国井被我母亲驳斥得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大驴脸青一阵红一阵,面目狰狞地说:“你的厉害,我们的说不通。”母亲回答说:“当然说不通了!我们是两种人,说的是两种话,哪能说到一块去啊!”面对着母亲的机智回答,国井无功而返!
过了几天,大汉奸于化一奉日酋国井之令,也来“规劝”母亲。他伪善地详作笑脸,问我母亲:“你识字么?”母亲回答:“俺是庄稼娘们,大字不识一个。”于化一指着墙上挂着的日本旗问:“那是什么?”母亲回答:“膏药”。于化一诡秘地说:“不,不,那是太阳。日头不能常晌午,日本人长不了,如刘县长能过来,日本人走后,莱芜的天就是他的了。”母亲看了看于化一说:“想让刘舜卿投降,妄想。他为了抗日,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可见他铁了心啦。”于化一说:“你不配合,他们会把你们杀了泄愤。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母亲长叹:“谁让他们摊上这样的娘爷了呢。”于化一见母亲对答缜密,用阴险的眼神盯着母亲,突然质问道:“你是什么人?”母亲回答:“庄稼人!”于化一说:“我看不像,你是共产党吧,说话这么硬气。”母亲斥责道:“说话硬气就是共产党,那么全中国有良心的人都是共产党。除了你们这些汉奸软骨头!”母亲应付得当,对答如流,使敌人一无所获。
大汉奸于化一还真没猜错,站在他们面前的我的母亲其实真是一名共产党员。1934年1月,母亲由我父亲刘舜卿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莱芜最早的一批女共产党员,并担任了刘封丘村党支部妇女委员。她除在妇女中做群众工作外,更多的是掩护和协助父亲开展工作,她走亲访友,搜集信息,供父亲了解情况,掌握动态。每当刘仲莹、鹿省三以及赵建民、刘居英、黎玉等来我家开会,无论风雨寒天,母亲总是在外站岗望风,观察异情,几次使同志们化险为夷,保证了党的工作安全进行。母亲还经常帮助父亲做组织发展工作,为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传递消息,密送信件,从中联络。本村刘学笃的母亲、刘贞吉的妻子等人就是在母亲 的教育影响下,由我父亲刘舜卿介绍加入党组织的。刘封丘党支部被上级党组织赞誉为“莱芜早期党支部中最坚强、最革命、最具活力的基层组织”,我母亲功不可没。在山东省工委旧址纪念馆,山东早期共产党员的英名中,我母亲吕明亭的名字就赫然在列。。。
敌人为了从我母亲口中套出有用的情报,一开始并未对她用刑。他们要求母亲透露知道的一切关于莱芜共产党的情报,遭到了母亲的断然拒绝。失去耐心的日本法西斯见软的不行,便开始对我母亲实行残酷地刑讯,野蛮地拷打和非人地摧残。敌人在第一次用刑前,先让母亲看审人、杀人现场,然后再把她拖到刑具室,里面摆放着各种沾满鲜血的刑具,威胁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看看这些刑具吧,不配合我们,你的没有好下场!”敌人企图从精神上摧垮母亲,但母亲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破口大骂日本人是畜生,敌人就把我母亲捆绑到刑架上,先用棍子打,后又用皮鞭沾上辣椒水反复抽打,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剧烈的疼痛使母亲冷汗直流,数次昏厥。日寇本想是给我母亲来个下马威,没想到我母亲竟如此坚强,依旧咬紧牙关,誓不说出我父亲和莱芜党组织的丁点信息。日寇恼羞成怒,就对我母亲加大了刑罚力度,先坐老虎凳,再用烧红的烙铁烙在母亲的身上,然后再把一盆高浓度的盐水泼到母亲的伤口上,母亲经受不住剧烈地、钻心地疼痛,痛苦地大叫起来,撕心裂肺的哀号声响遍了敌人的牢房。敌人看着痛苦不堪的母亲,凶神恶煞般地吼道:“知道疼就好,快快的老实交代,如实交代!”母亲狠狠地瞪着敌人,咬牙说道:“不知道!”又昏死了过去。。。
在经历了惨无人道的凌虐之后,母亲被摧残的骨瘦如柴,奄奄一息,随时都有殒命的可能。但是,即便是遭受到了如此残酷的刑罚,母亲仍然不肯开口说一句话。在长达数月的牢狱关押中,母亲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承受着超越人体生理极限的刑罚。
丧心病狂的敌人一方面摧残母亲,另一方面还利用“人性”进行心理摧残,在审讯母亲时,让我姐姐和弟弟到现场观看,每次刑讯,都使他们惊吓得哭喊不已,甚至把我姐姐和弟弟打得令人揪心的惨叫,妄图以此摧毁母亲的意志。多年之后,当我和姐姐、弟弟三人一起再次谈及母亲在日寇的监狱里,所遭受到的酷刑时,姐姐仍然难以抑制心灵的伤痛,放声痛哭。
在敌人的监狱里,母亲全身刑伤,不能动弹,吃饭只能靠别人喂。狱内阴暗潮湿,伤口感染化脓,又生满身疥疮,衣服和皮肉粘连在一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严冬天寒地冷,牢房冻如冰窖,母子三人身着单衣,姐姐、弟弟手脸尽是冻疮。面对敌人的残酷无情,母亲横下铁石心肠,决心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母亲的意志坚如钢铁,满怀着对抗日必胜的渴望,他告诉我姐姐:“如果我被敌人杀害了,你要带好你小弟弟。如果能出狱,就去找到你爷(父亲)和不知道在何处流浪的大弟弟。”
敌人的酷刑没有吓到母亲,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嵬石据点有个伪军于某某,是我父亲刘舜卿在口镇下水河村以教书为名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时的学生。当敌人知道他是父亲的学生后,就逼迫他捎信劝我父亲投降。一天傍晚,于某某找到了父亲,跪在地上就叩头说:“老师,我错了,对不起你,你咋处罚我都行。”父亲仔细辨认方知是于某某。于说:“鬼子三番五次烧杀抢掠,逼得无路可走,被抓去做了伪事。”父亲怒斥道:“都是面对形势逼迫,别人走上抗日道路,你却当了伪军,没有出息。你来干啥?”于某某说:“日本人知道我是你的学生,让我来传话,你若投降可还当县长,不投降就杀了师母。”父亲愤怒地说:“回去告诉日本人,别痴心妄想。我的老婆孩子在他们手里,要杀要刮随他们的便,我和莱芜人民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不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我枉为中国人!”这位学生听到我父亲的回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据大汉奸于化一在被镇压时主动交代,日寇本想“挖设陷阱”,大肆张扬诛杀母亲,以此来引诱我父亲刘舜卿带领队伍“上钩”,乘机一举消灭。由于父亲多思善断、计谋过人,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没有上当。敌人拟杀掉母亲和姐姐、弟弟三人并暴尸城头,诈言将“掌天灯”,制造恐怖,皆因害怕引起父亲的仇恨、坚定他的反抗斗志而作罢。大汉奸于化一、张文正等多次以“消灭刘舜卿可以削弱莱芜的抗日力量,若能使刘舜卿投降,莱芜人多半归顺皇军”为诱饵,给日本人出谋划策,这也多少增加了日寇的幻想,使日寇始终对母亲欲杀又忍,杀留难夺。
母亲在嵬石敌人据点关押了数月,受尽了严酷的刑讯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她意志顽强,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据当年在雪野据点干伪事的莱芜区下水河村于宪友回忆:刘舜卿的前妻吕明亭,在1942年秋末冬初被日本鬼子逮捕并关押在嵬石伪据点。有关这段情况的细节,我大概情况知道一些。
当时,我常驻雪野庄敌据点伪区中队,嵬石据点归我们雪野区管辖。吕明亭在狱中的表现情况都报到雪野中心据点。据当时从嵬石传来的消息看,吕明亭表现得很坚定,虽然承认她与刘舜卿是夫妻,但一口咬定已失散多年,刘舜卿和他的同志在何处不知道。因此,嵬石据点的敌人对吕明亭施以了酷刑,都说吕明亭“态度顽固”,也有人相信她已与刘舜卿失散多年,确实不知道什么情况,“没有油水可榨”。
有一天,我到嵬石催办公粮,刚到不久就有人约我去看刘县长的家属。我听后,觉得去的人多了目标太大,没去。后来,我偷偷地到她被关押的房间去看他。刘舜卿曾在我们村当过教员,大家都尊称他为刘老师,我也很尊敬他,所以去看看他的家属。我看到他们后,心里不好受,又不敢说话。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母女三人都没有穿上棉衣,孩子冻得直哭。我很同情他们,但没有办法,就把身上带着的四个干馒头和五角还是一元钱(记不清)给了她。我说给孩子买点东西吃吧!最后我说:“我也没有啥办法,您受点委屈吧!”因我怕别人看见,不敢久留,就走了。第二天,我就回雪野据点了,她什么时候出狱的,我不知道!
于吉田、于耕田(莱芜区下水河村人)回忆:吕明亭是刘舜卿的妻子。刘舜卿曾在我们下水河村教过书,乡亲们对他的印象很好(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是中共党员,是县委派来以教书为名,在口镇做地下工作的县委领导)。刘舜卿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莱芜当县委书记和县长,大人小孩都知道他,我们对他就更熟悉了。
1942秋天,我们两个在二区口镇 伪区中队做事 。那时,我们经常到各个据点出差 ,有一天我们去嵬石出差,天还没黑就到了,刚一到就听说刘县长的太太和两个孩子押在这里。我(于吉田) 打听到她们被押在一所普通民宅里,就趁着看守看管不严去看望她们 。吕明亭被关押在一间西屋里 ,我进门时,她正坐在那里,见我悄悄地进来,就问:“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下水河村的,我认识刘老师(刘舜卿)!” 说着我就坐下了,我看到她们身上都没穿棉衣,助子(刘舜卿的小儿子,当时三、四岁)冻得直哭,心里很是可怜,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仅有的十元伪币给了吕明亭,让她想办法给孩子弄件棉衣服。我们刚说了几句话,吕明亭就催着我们说:“快走吧,让她们看见就了不得了。” 这时,我也怕别人看见,就急忙走开了。第二天,我就返回口镇据点了。
我们俩去嵬石 的时候,吕明亭已经被押很长时间了。听说这次被捕是有叛徒出卖的。敌人想把她们作为人质,逼刘县长投敌,也想从她们那里知道刘县长的活动情况,以便于抓捕 刘县长,但由于吕明亭的顽强,敌人的企图没有得逞 。我们在嵬石据点的那晚,听那些看守过她的人说:真顽强,无论敌人如何用刑,她什么都不说,一口咬定已多年不见刘舜卿了,有时大骂敌人丧尽天良。
母亲被捕后,党组织也极为关心,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等领导同志作出指示,要求地委敌工部、专署公安局和军分区“摸清情况,制定方案,伺机营救!”敌工科科长谷德亲自负责营救母亲,在党内同志的极力协助下,乘日军外出扫荡、伪军看守不严之机,经周密计划,巧设妙计,打通关节,里应外合,实施搭救,母亲终于逃出了敌人的魔掌,由我大舅、二舅用木轮小车把母亲推回到景家镇的姥娘家。
当年曾参与营救我母亲的地下人员莫允升(莱芜区口镇王家楼村人)回忆:
1942年秋天的9月间,组织上把我从雪野据点调到嵬石据点,仍以宪兵队的身份继续做地下工作。我去后,听说刘舜卿县长的家属孩子被捕入狱,关押在日本人的部队里已很长时间了,并且已经遭到多次的刑讯和拷打。
记得到嵬石据点不久,我突然接到刘县长的来信,告诉我:他的家属被捕关押在嵬石敌人监狱里,要我注意她(他)们的安全。后来我又接到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的来信,内容是:让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要想办法保证刘县长的家属孩子安全无事,想法营救出狱!我接到指示后,马上给刘县长、廖司令回信: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刘县长家属安全送回家。然后,我就想法打进日本人的内部,其目的:一是营救刘县长的家属;二是更重要的探听消息,提供可靠的情报,便于对付敌人。这样我就和当时的日军连长迟东、中士班长洪仓明满“交朋友”。时间长了,我们往来密切,和他们就混得“很熟悉”、“很要好”,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我看时机已到,就找迟东和洪仓试探着商谈刘县长的家属问题。我装作给他们出谋献策的样子说:“看样子,吕明亭可能和刘舜卿已失散很久了,她们是些女人和孩子,不会知道刘舜卿和县机关的下落,没什么油水可榨。中国人长期押在皇军处不好,能不能交给我,押到我们宪兵队,再给小孩子买件棉衣,也可表示皇军的宽大。如果把她们关押的太严或杀掉她们,只能使刘舜卿铁了心同皇军干到底!”我说完后,当面洪仓明满就同意了。于是,我找到了商务会的负责人王化龙和陈某某(名记不清了),让他们出面,又找了翻译官存尚联系。王、陈以商务会的名义,又到日本人那里疏通,经过多方面工作,才把刘县长的家属从日本人那里要了回来,关押在宪兵队。实现了营救的第一步。
据我知道,吕明亭在敌人狱中表现很好,无论敌人如何威胁,严刑拷打,她总是一句话:“早和刘舜卿没联系了,不知道他在那里!”其他都是一问三不知。敌人让他讲话,她就讲在外流浪讨饭,吃草根树皮,受苦受难的情况。对刘县长和县机关的情况只字未露。当时,由于敌人牢房潮湿,吕明亭浑身生了疥疮,全身都是脓血,再加上刑伤,坐卧困难,吃饭时双手都捧不住碗。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但她意志很顽强,没有一点屈服的表现。
我记得在同年古历的十一月上旬,天气很冷,敌人调动周围据点的兵力又组织了第二次讨伐队,到根据地扫荡。借此机会,我积极活动关系,找了迟东和洪仓明满,商量释放吕明亭及孩子的事。迟、洪两人对刘县长家属的遭遇有些同情,再押着她们已没有意思了,所以,迟、洪二人同意释放。但必须有人担保才行,于是,我又请王化龙和陈某某出面作保人,才把吕明亭及两个孩子放了出来。释放那天,我和王化龙、陈先生三人,护送出嵬石据点。当时,吕明亭由于在牢中遭受了酷刑,伤势非常严重,不能行走。由吕明亭的大哥吕柏亭、二哥吕相亭从据点抬出来,用小木轮车推走的。释放后不几天,莱芜县的敌人派人到嵬石据点提审吕明亭,发现人已经没有了,大怒,到处追查责任,查来查去,最后查到商务会,敌人用枪逼着王化龙和陈先生,问吕明亭跑到哪里去了?他们被迫回答道:到她娘家去了!敌人又组织兵力,到吕明亭的娘家景家镇村,想再逮捕吕明亭。但刘县长早已接到内线的情报,派人把吕明亭转移走了。使敌人扑了一个空。。。
日军得知母亲已去景家镇后,立即让口镇的宪兵队,组织日伪军去抓捕母亲,此时已有内线把消息转告了父亲刘舜卿,父亲迅速派警卫员亓峰去景家镇告知我二舅,让母亲当晚转移。二舅说:“她身体伤情很重,不能动弹,不能自理,也起不了床!”亓峰说:“首长说了,无论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转移到外地,否则有危险!”二舅一听,知道情况非常紧急,能早莫迟,就按照亓峰传达的指示办。二舅决定把母亲送去陶镇我大表姐家里躲避。下半夜时,大舅、二舅把母亲用被子裹住,用小车推着,由于风很大,就先走到吴家镇村西北方的湾坑里避风,想等到天亮风小了再走。天刚蒙蒙亮,就听到东边响起了枪声,知道敌人包围了景家镇,他们立刻又顶着大风向陶镇奔去。在陶镇,母亲住进了中共党员,我方干部郑立功家东屋夹壁墙内,由大表姐伺候着。
敌人包围景家镇扑空后,就把我姥娘和二妗子、三妗子打得死去活来,逼着姥娘交出母亲来。敌人也知道母亲跑不远,下令把整个村子家家户户翻了个遍,也未找到母亲。于是,就把房东吕宜良的母亲抓来打得死去活来,但老人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半句母亲的去向。他们又抓住本村刘子言的妹妹“六妮子”,误认为是我的姐姐“刘妮子”,两个鬼子抓起来就想劈了,在众人的苦苦哀求下,刘家“六妮子”才幸免于难。
敌人这次到景家镇村逮捕母亲的阴谋未能成功,使日军恼羞成怒,他们认定嵬石据点内部有八路内线,并抓捕了几个所谓与此案有关的人员。我父亲刘舜卿在得到了嵬石据点内线提供的这一消息后,就用“借刀杀人”之计,把一封以假借他的名义,写给大汉奸陈某某、于某某“里应外合,伺机拔除据点”的信件,让内线提供给了日本人,用日本人之手,铲除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但是,敌人始终不甘心,仍四处打探母亲的消息,当他们侦探到母亲在陶镇时,就派出部队尾随至陶镇村,搜遍了全村数百户人家,也没搜到母亲的踪影,因该村是抗日英雄郑觉民的故乡,敌人非常忌惮,不敢久留,就匆匆撤退了。至此,敌人逮捕我母亲的企图,遂以失败而告终!
母亲在陶镇大表姐家的夹壁墙内生活了一个多月后,伤情大有好转。生活能自理了,就搬到本村陶雪亭家的南屋里住,这时,我也从婶子那里来到了母亲身边。因陶雪亭的家就在大路边上,来往行人较多,母亲怕我和弟弟在路边玩耍时被密探发现,就搬到了庄里李春吉家的西屋里,不久又搬到了陶传道家的小北屋里。
1943年3月中旬,有近千名日伪军包围了陶镇村,抓捕了正在老家养病的抗日英雄郑觉民,陶镇的抗日形势发生突变。为了安全起见,母亲逃到了羊里仓上村,从仓上村先后又逃到孟家洼、红岭子、大罗圈、大酉坡、炉厂子、瓜屋子、于家庄、虎口崖、牛头河、温家庄等村庄,1943年10月,我到莱芜金蚕寺抗日小学学习并参加革命工作,年近九岁,成为当时莱芜最小的八路军战士,从此离开了母亲。抗战胜利时,母亲在温家庄和我们一起见证了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场面。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但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又发动了内战,我父亲刘舜卿又带领泰安地区人民投入到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全国解放战争中,母亲仍有家难归,她继续流浪到陡崖、苏家庄、运粮石、照嘴、张家庄、七郎峪、干山子等村庄,直到莱芜解放。
1949年,母亲结束了十年逃亡,返回家乡,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家园。面对着房屋尽毁,倾家竭产,母亲从零开始。她谢绝了政府的救济和照顾,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与翻身解放了的广大农民一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她经常向子女灌输朴素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思想,向子孙讲述苦难的过去和党的拯救之恩,以期他们温故知新,忠党爱国。她把自己的三个子女全部培养成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有的还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
1969年,我父亲不幸逝世,母亲的生活状况更加拮据,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虽然她自己安贫若素,但也引起了一些老战友和有关各方的关注。1972年,父亲的老战友、山东省委书记秦和珍到莱芜视察工作时,特意看望了我的母亲,他对母亲居住的环境和难以为继的生活感到十分惊讶,拉着我母亲的手,难过地说:“老嫂子,没想到您的生活状况是这样的艰难!我对不住舜卿啊!”回济南后,他在百忙之中约见了来济的陆军39军军长兼鞍山市革委会主任张峰(候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并直接打电话给莱芜县委书记,指出:“刘舜卿在山东是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吕明亭对革命也有贡献,对她的生活问题安排不妥会有负面影响。”因当时正处于十年特殊时期,没有相关适用的规定条文,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彻底。
1979年,父亲的老战友、中组部宋任穷部长和杨士杰副部长也得悉此事,指示将我母亲作为老同志照顾起来。对此,母亲深表感谢。。。
1989年古历正月二十一日,母亲因突发脑溢血症走完了她清贫的一生,终年80岁。母亲的一生“是为劳苦大众敢作牺牲、无私奉献的一生---她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家庭利益,牺牲了多位亲人,对此无怨无悔。这就是吕明亭的精神,一种实实在在的牺牲精神!”
母亲逝世后,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子正发来唁电,并书写挽联:
沉痛悼念吕明亭逝世
陷敌牢识诡计横眉冷对始终不屈
居庄乡爱老幼和睦当先不负众望
敬爱的母亲,您安息吧!
本文节选自刘艺文口述 刘玉峰执笔的
《飘泊——十年逃亡与回忆(1939--1949)》一书,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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